后体系时代:马克思哲学的未来走向

传统哲学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顶峰,形成了"思想体系的时代"。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意识到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整个体系哲学的内在矛盾,自觉地展开了对体系哲学的彻底颠覆,从而开启了"反体系的时代"。当代中国的"批评教科书哲学",虽然也都打出了反体系的口号,但在实质上支配他们的仍然是一种隐性的体系意识,所以形成了"隐体系时代"。而未来马克思哲学的发展,只能是沿着马克思自己所开辟的道路,摆脱"体系情结",走向"后体系时代"。

论“后体系时代”律师的立法参与问题

律师是法律共同体中职业代理特征鲜明的一类人员,在我国确立律师制度以来,律师参与立法作为其政治参与的重要环节,有着一定的成绩,但仍然有一定的空间可以努力。为此,立足"后体系时代"立法实践的重要转变,结合律师立法参与的需求与供给分析,可以明确作为表达者、设计者、评价者、批评反馈者,律师的立法参与对于促进我国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和立法的合宪性,都有着自身优势。因此,为进一步发挥律师的职业特点和法律思维,提升立法质量和成效,清晰界定立法参与中律师的角色、功能,疏浚律师立法参与的顺畅渠道,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是在完善《立法法》、《律师法》中可以考量的必要选项和发展趋向。

从“体系时代”转向“问题时代”: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振兴的路径

我国的外国教育史源于师范院校教学科目的特性,造就了注重知识完整性和系统性的教科书传统,并长期支配教育史研究的原则和方法。基于对教科书传统产生的诸方面弊端的分析,主张从"体系时代"转向"问题时代",强调按照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开展具体教育史问题的研究,以不断提升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学术层次。

立法“后体系时代”命题的判断

中国社会是否进入立法"后体系时代",需要基于现实的判断,而不能把"后体系时代"作为一个时间性概念使用。我国立法活动仍然处于不断完善阶段,法律规范尚未能调整全面的社会生活,法律部门之间和法律部门内部规则之间的冲突并没有因为《立法法》的修改得到有效的消除。《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后乃至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不断丰富、充实、调适、规范各级立法仍然是"科学立法"的主要内容,其根本任务仍然是以不断完善现行法律体系为己任。立法"后体系时代"概念不仅需要时间跨度的支持,更需要"后体系"的哲学反思。

“后体系时代”中国教育法治建设论纲

所谓“后体系时代”,是指我国在目前已基本完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法律体系之后的新时期,在此背景下,我国教育法治建设重心是全面提升教育立法质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法律体系形成以后,教育立法工作的侧重点是如何进一步完善这个法律体系,从数量主导型立法转变为质量主导型立法,从而全面推进我国教育法治建设。

论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开放性暨后法律体系时代法律体系的拓展方向

我国在形成中国特色法律体系过程中明显地表现出来其开放性的基本特征。在此开放性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实现由数量型立法向质量型立法,由创制法律向统筹法律与清理、编纂、修改法律,由"摸着石头过河"向科学规划、协调发展模式,由粗犷型立法向精细型立法,由立法的片面性向把各种社会关系合理纳入到法律范畴内的五个方面的转变;同时,要关注社会、民生、经济、科技和商事立法,注重法律的良善问题,注重我国签订和加入的国际条约、公约与国内立法的衔接,把它们纳入到我国的法律体系范畴中来,关注国际立法的动态,积极融入国际法律社会之中。

新时代高职院校劳动教育的“四维体系”探构——从习近平劳动教育论述对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创新性发展谈开

习近平劳动教育论述创新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丰富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强化了“劳动创造历史”的思想,拓展了“新旧事物扬弃”的内涵,发展了“劳动创造现实的人”的思想,为新时代高职院校劳动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高职院校推动劳动教育,应积极建构目标之维、充实内容之维、创新活动之维、拓展评价之维,将劳动教育深度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之中。

新时代中国特色科技伦理体系的构建及其价值意蕴

中国特色科技伦理体系建设是我国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要求。当前,世界科技创新进入新阶段,新兴科技伦理问题日益凸显,科技伦理治理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议题之一,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科技伦理体系的现实逻辑基础。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科技伦理体系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为理论指导,以科技活动发展规律为客观遵循,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深入分析其基本内容,从防范科技伦理治理风险,强化科技伦理教育培训机制,完善科技伦理审查监督体制,加强科技伦理国际合作四个方面入手,不断提升我国科技伦理治理能力和水平,进而保障科技创新活动行稳致远,促进科技更好造福人类。

“后体系时代”民族自治立法创新研究——以四川省民族自治立法为实证

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时代,民族自治立法需要理论、制度和技术的多重创新。民族自治立法与国家法制的辩证统一、民族自治立法与民族政策的叠加效应以及民族自治立法与民族习惯法的相融选择为民族自治立法奠定了合理性基础。民族自治立法变通权的内容、民族自治法规批准权限以及民族自治立法相关规定的一致协调是民族自治立法的合法性保障。民族自治立法的形式选择、民族自治法规的有效实施和及时修订与废止为民族自治立法提供了科学性支持。

五育融合与新时代教育体系的构建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在持续改革和快速发展中步入“五育并举,融合育人”阶段。中共中央、国务院针对教育教学明确提出坚持五育并举和全面发展素质教育指导方针,重点突出德育实效,增强美育熏陶,体育锻炼及劳动教育,提升智育水平等目标,促进五育高效融合,实现素质教育目标。基于此,本文从多方面分析基于五育融合构建教育新体系策略,望给予相关研究者提供参考。

新时代装备建设质量管理体系构建中质量要素融合方法研究

依据《新时代装备建设质量管理体系实施指南(1.0版)》,结合部分单位开展的要素融合实践经验,系统设计了装备承制单位质量要素融合方法,提出了循序渐进的5个实施步骤及内容要求,规范了工作流程,为装备承制单位有效开展新时代装备建设质量管理体系构建工作提供借鉴与参考。

发挥“枫桥经验”推动新时代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在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枫桥经验”60周年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2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于9月20日来到“枫桥经验”发源地枫桥镇考察时指出,“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这一重要讲话为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确立了行动指南。

数字时代文艺评论传播体系建设研究述评

数字时代是一个媒体大融合的时代,文艺评论的传播媒介、传播主体、传播方式、传播形态、传播机制日益多元化,数字时代文艺评论传播体系建设是一个亟待关注的全新课题。当前研究尚存局限和可突破之处:第一,尚无数字时代文艺评论传播体系建设的专门研究,这一研究空白亟待填补;第二,相关研究视角相近,论述呈现同质化,应当跳出窠臼,另辟蹊径;第三,对于数字时代传播新趋势、新现象把握不够,或探索欠深度,可进一步探索;第四,对于文艺评论传播新形式、新特征关注不够,或研究欠严谨,可进一步研究。

药化专业课程体系的时代烙印

化学治疗概念确立了整整100年。由于人类对社会认识的深化,对自然界认识的深化,对自身价值认识的深化,在过去的百年里,化学治疗药物已有长足进展。药物化学从早期的药物学中独立出来,不仅与化学划清了界限,还与药理学及药剂学一道,构成了现代药学的三大支柱。

党内法规体系形成后时代的发展任务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作为全面从严治党长远之策、根本之策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进入体系形成后时代,面临体系健全、实施激活和保障强化的三重发展任务。践行党内法规体系成熟标准、提升党内法规全生命周期质量、维系党内法规体系统一权威、形成党规国法相向而行格局,是健全党内法规体系的基本策略。营造浓郁的全社会学习党规的氛围、持续加大党规公开的力度和落实执行责任制,是激活文本之规走向行动之规的主要机制。德才兼备的党规专门工作队伍、守正创新的党规理论研究队伍和代代相传的党规后备专业人才的培养,是强化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根本的组织保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原创性贡献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话语体系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本体内容,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部理论成果,和我们党在治国理政和改革发展过程中的具体实践。十八大以来,在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作出了突出的原创性贡献,形成了更加成熟、日趋定型的话语框架和话语范畴,它主要包括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基本话语”,在社会问题总体层面和具体人文社会科学之间跨域产生的“共轭话语”,以及主题日益得到深化的“延伸话语”等几个层面,它们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

习近平新时代大统战思维体系的内涵解析

习近平新时代大统战思维体系蕴含着战略、历史、辩证、创新、法治与底线六种思维。其中,战略思维是高度定位,要求从全局和整体谋划统战工作;历史思维是深度承载,要求运用历史发展眼光辨析统战规律,指导现实工作;辩证思维是逻辑基石,要求准确把握统一战线的重大关系与关键问题;创新思维是灵魂要素,要求统战工作着力把握新时代新使命,抓关键破难题;法治思维是操作规范,要求树立法治统战理念,严格依法依规办事;底线思维是基本原则,要求统战工作有守有为,守住政治底线,朝向“最大同心圆”的政治高线进取。这六种思维既相互独立、各有内涵,又相互贯通、紧密联系,共同支撑习近平新时代大统战思维体系。

新时代党内治理体系:动因、特点、路径

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核心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构件和关键一环。新时代推进党内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党自身先进性彰显的内在要求,是面对执政坏境深刻变革的现实要求,是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迫切要求。实现党内治理的有效性,必须首先明确党内治理体系的构成要素及特点。党内治理体系涵盖了治理主体的层级化、治理客体的复杂化、治理手段的多元化、治理制度的体系化四个基本要素。新时代推进党内治理体系现代化,应在理解和把握党内治理体系的构成要素及特点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实践路径,要坚持通畅传导,完善治理压力传导机制;激发活力,保障党员主体地位;突出重点,抓好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强化执行,提高党内法规制度的执行力。

“五育融合”与新时代教育体系的构建研究

“五育并举,融合育人”理念的提出,体现了我国对教育改革与创新发展道路的不断探索,同时也是新时代“教育新体系”构建的一大尝试,其重点强调了“如何育人”“如何提升育人质量”。“五育并举,融合育人”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有助于解决教育过程中存在的独立、割裂等问题,推动“教育新体系”的成型。文章深入剖析“五育融合”实施的意义与存在的难点,针对性地阐述了小学阶段“五育融合”与新时代“教育新体系”的构建策略,旨在助力“五育融合”引领下的基础教育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