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的公平正义体系——基于罗尔斯正义两原则的视角

党的十八大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三个维度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体系，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通过对罗尔斯正义两原则的分析可以从政治哲学层面加深对十八大公平正义论述的理解，以引起人们更大的关注和重视。

探索构建都市正义理论体系

许小亮撰文《都市正义：基础、原理与方法》指出，都市正义不是传统正义理论和原则在都市领域的运用，而是一种新型的正义观。因此，其不是将分配正义的原则简单地应用在城市建设中，而是从理论基础、基本原理和实现方法上作了本性的改造。所谓都市正义，是指生活在都市中的市民在主体身份、生活方式和资源分配诸领域内所形成的一系列的新型的正义理论。

基本义务的双重性与司法审查

对基本义务适用何种审查标准取决于基本义务的宪法位阶。基本义务具有双重性:一为政治性;一为法律性。前者可称为前宪法性,与基本权利同源,构成国家成立、存在、运行和维系之根本,限制国家权力的任意与专断,维护人权,不可化约;后者指基本义务的技术与细节性规定可经由法律具体化,适用基本权利限制之法律保留予以审查。适用宽松与严格审查的判断标准应依据基本义务捍卫基本权利之宪法功能,在适用比例原则禁止侵害过度的同时,兼顾体系正义,适用国家保护义务之禁止保护不足,回归基本义务的宪法位阶。

税收二元目的视角下国家课税限制规则的分与合

税收是促进共同富裕、实现分配正义的重要措施。然而,从征税权的权源来审视,基于公益目的的征税权并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纳税人基本权利保障和税收法定原则要求对课税权力进行必要限制,对不合法、不公平的税制予以纠正。考虑到收入性税收与规制性税收的课税目的、课税原则和功能效果存在差异,对其限制需要区别对待。就收入性税收而言,比例原则的限制具有“弱化”效应,应将纳税人基本权利的本质内容作为国家课税权力不容侵犯的禁区;就规制性税收而言,其本质上是纳税人平等权的例外,应适用“四阶”比例原则予以限制,审查税收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做到过度即禁止。考虑到收入性税收与规制性税收的交叉融合,需要在整体秩序视角下基于宪法体系正义予以统筹,确保税收公益目的的实现、维护纳税人整体税负的均衡和促进纳税人基本权利的“一体”保障。

消解中国经验与西方理论的悖反--黄宗智学术自述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二书确定了我的学术研究方法,即以翔实可靠的经验证据为基础,采纳多种理论传统的洞见。由这样的学术研究,我得出一个关键性认识,即中国的经验实际相对西方理论来说多是“悖论”的,于是我试图探寻、建构更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概念,因之产生了如中国农业与农村史研究中的“没有发展的增长”“内卷化”“实用道德主义”,中国正义体系研究中的“实用道德主义”“实践社会科学”等新的关键词。沿着这样的认识思路,我提倡创建新型的“实践社会科学”的研究进路,即我们要从经验/实际/实践出发,而不是西方单一面向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意识形态的建构出发,来认识,不仅是中国,更是西方本身,由此来建立新型的、符合实际的实践社会科学研究和理论。

中国正义体系的三大传统与当前的民法典编纂

广义的中国正义体系是由三大传统组成的。一是来自古代的"中华法系"传统,包括其非正式正义体系,特别是社区的调解体系。同时,行政与法律长期交织,如今仍然非常明显。二是清末民国以来从西方,尤其是大陆法系移植过来的成文法律,包括其权利理论和话语,以及经过法律逻辑整合的众多法则和条文。这是主宰当今民法典编纂的主要传统。三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传统,包括其党国政治体制和社会主义话语,至今同样仍然十分明显。同时还有其与另两大传统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大规模"半正式"调解,主要是法院调解和行政调解。当前,在民法典的编纂中,法学家们主要只关注成文法律,大多是从西方引进的法律,但如果从长时段的历史视野和实际运作的正义体系来看,长远的民法体系建立,必须同时关注到传统与革命两大传统,必须考虑到如何处理引进的成文法律与其他两大传统的关联问题,这既是因为其实际存在于司法实践中,也是因为唯有综合三大传统才有可能真正认识到并建立中国法治的"特色"。

中国古今的民、刑事正义体系——全球视野下的中华法系

本文从"正义体系"的整体来重新思考中国古今的非正式(民间)正义体系和正式(国家)正义体系,特别强调民事正义体系和刑事正义体系的相互依赖、交搭和互动。然后,将其与"世界正义工程"(WJP)的"法治指数"所采用的框架相对比,借此论证古今"中华法系"与现代西方法律的异同,以及中国的调解体系与西方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的差异。中华法系今天不仅在中国也在其他主要的东亚文明国家起到重大的作用,应该破除一些影响较大的盲点和误区,探索一条超越中西、古今二元对立分析框架的道路。

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在我国新冠疫情防控中的适用与反思

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地方政府采取了多种手段防控疫情蔓延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以比例原则作为标准检视某些做法时发现政府行为仍有可完善的余地。比例原则诞生于德国,是行政法学理论与实践中的“帝王条款”,学理认为由目的正当性原则、目的与限制之间具有合理关联性即适当性或妥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与狭义的比例原则即权衡原则四个子原则构成。中国法律的相关规定与学理表达的含义略有不同,因此在适用过程中兼顾法律规定和学理表达后所形成的两组变量,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比例原则公式。除此之外,适用比例原则还应当结合中国特殊的正义体系、场域特征、行政成本和利益衡量等内容。

英国行政复议制度初论

英国传统行政正义体系重视司法审查与上诉 ,行政复议较受忽视。近年来 ,随着行政改革的推进和民事正义体制改革中对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的强调 ,这种状况开始改变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探讨行政复议制度的变革之道 ,试图在维持行政复议官员与组织内决策官员的联系渠道的同时 ,强化行政复议官员的独立性 ,充分发挥行政复议机制以及其他内部申诉解决机制的作用 ,以保证公务服务利用人的不满得到有效化解 ,并发挥行政复议的规范化效应 ,推进行政决策体制的改善。

探寻扎根于(中国)实际的社会科学

本文从连接西方理论与中国研究问题的角度回顾了作者自身多年的研究。作者的经验研究发现,中国的实际多与西方理论预期相悖。同时,西方理论强烈倾向偏重二元建构的单一方,但在真实世界中,它们多是并存和相互作用的,共同组成一个二元合一体,一如中国长期以来的实用道德主义正义体系那样。据此,作者质疑西方理论思维,不仅诸如主观主义VS.客观主义或意志主义VS.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建构,也包括理论VS.经验的对立建构,更包括西方VS.非西方二元。而在真实世界中,这些二元大多组成相互作用的合一体。此外,西方理论也多拒绝道德价值观,认为其是一种非理性和非现代的因素,但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规则"仍然顽强地在今天的中国起到重要的作用。我们需要的是用能够准确掌握中国实际的研究方法来形成扎根于中国实际的理论概念和社会科学。

实践理论与中国研究:法学与社会科学

文章重新检视了笔者多年来较多使用的“实践理论”,包括对其原创者布迪厄的认识和理解,以及笔者对其理论的借用、扩延和重释。多年来,笔者提倡要建立新型的“实践社会科学”研究进路,即从实践出发来检视和重释旧理论或创建新理论,而后再返回实践中去检验。笔者关于后发展的中国国家源自西方侵略和本土自身的双重文化性及其实践历史的研究,尤其是对其变动中的正义体系的实践研究,无疑对自己重释实践理论起到至为关键的作用。此文扼要总结其中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