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体育体制演进的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1949-2023年)

新时代深化竞技体育改革重点首推体制创新,这是实现我国竞技体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回顾历史,新中国竞技体育体制演进经过了以制救体、以制兴体、以制富体、以制强体的历程。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在分析竞技体育体制演进的路径依赖、关键节点以及与宏观背景、微观行动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竞技体育体制应沿着“由绝对权利向均衡权利、由不利环境向有利环境、由制度缺陷向制度规范”的路径演进。为此,需要在完善组织架构、优化人才培养、激发赛事活力、加快法治建设等方面蓄力、发力,促进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

从他组织到自组织——论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的实施路径

以自组织和他组织理论为基础,研究我国竞技体育改革的实施路径。在社会变革和制度变迁的过程中,自组织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竞技体育改革应遵循自组织理念,但二者并非水火不容,他组织的退出与自组织的成长,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我国的竞技体育制度变迁首先应是保护带的调整,以保证制度的内核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从而使一种制度在渐进的状态下逐步地实现变迁。目前情况下应充分利用原有的竞技体育体制中既存的组织,依托长期积累起来的他组织制度资源,通过有序的边际创新,稳步推动他组织制度的变迁与创新,从而避免改革出现激烈震荡。

新时期我国体育体制的理性化重塑——研究路径回顾与分析框架探索

通过文献的回顾与梳理,从经济学、社会学、行政学等角度阐述了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研究路径;在对新时期我国体育体制重塑的实质、基本依据、目标与核心、动力机制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集"理论依据-应然目标-动力机制"于一体的三维联动分析框架,并从新型关系重建、政府职能转变、绩效评价转向等层面对分析框架的构成要素进行解读。根据分析框架提出了我国体育体制理性化重塑的政策建议:1)遵循"功能匹配"原则,确定政府转移职能的权力属性;2)建立"三个清单"制度,迈开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一步;3)探索"协作性治理",让离实践最近的主体有决策权;4)建设"绩效型政府",发挥评估和行政问责的杠杆效应。

奥运会承办国后奥运竞技体育体制研究

对奥运会举办国(美国、日本、韩国)后奥运竞技体育体制变化进行分析,然后从我国竞技体育体制管理模式、人才培养体制、投资主体和运行模式以及法律法规环境等方面对后奥运我国竞技体育体制的改革进行了研究。结果认为:后奥运我国竞技体育的管理模式由政府管理型向政府与体育协会合作型发展;加快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的改革;实现竞技体育由国家投资到市场化运作的转变,进一步开发、完善竞技体育的竞赛市场;进一步完善我国竞技体育的法律、法规。

我国体育体制若干元理论问题研究

从现有文献所揭示的概念内涵看,我国体育(管理)体制在属性-特征、主体和属概念等方面均带有较强的时代痕迹。提出:新时期体育(管理)体制相关限定中应淡化行政、权限和传统管理因素,引入多元主体,吸收当代治理理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有关理念;体育体制与体育管理体制的混用不合逻辑,且与宏观"体制"概念不兼容,应予以分化;体育体制及其改革应在当前宏观"体制"类型框架中寻求自身的归属和定位,可将体育体制的主体部分纳入社会体制。

瑞典体育体制评述

采用文献研究法和实地调查法,对瑞典体育的发展和体育体制进行评述。分析发现:瑞典对体育加强宏观管理、发展体育社会组织、多渠道筹集资金、注重信息资料收集、科学管理训练基地、注重提高运动员素质及俱乐部组织方式等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与学习。建议通过两国体育交流,借鉴瑞典体育体制中的成功经验,推动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

构建我国终身体育体制的基本模式初探

文章分析了我国终身体育体制现状和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符合现阶段我国终身体育体制的三种基本模式。

“后奥运时期”我国体育体制改革动力系统及高校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研究

以我国社会改革的大背景为前提,对后奥运时期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的动力系统和多元化发展趋势,以及普通高校培养高水平运动队所面临的机遇和发展思路进行研究,探讨竞技体育实现多维、多渠道培养优秀运动员的途径。

对我国竞技体育体制人本思想的思考

理论界对我国竞技体育体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训练、竞赛等领域,对人本思想探讨很少;后奥运时代我国竞技体育体制人本思想应该全面把握以下3点:全面发展运动员素质、立足于运动员可持续发展、保障运动员权益。其中,全面发展运动员素质是基础,保障运动员权益是保证,运动员可持续发展是目的。

中国、美国、德国财政制度模式与体育体制的比较

特定财政制度模式规范和约束各类体育组织开展行政管理。通过对美国、德国两国财政制度模式与体育体制实践的考察,可以概括出财政制度模式与体育体制的对应关系,提出在中国目前财政制度模式下其体育体制的发展方向。

国民政府体育体制的社会化及其启示

国家体育事业的社会化,并不全是新时期的独特景观,当中国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时,尤其是国民党政府时期,体育体制也出现了社会化现象。尽管这些现象与今天的体育社会化有着质的区别,但对其演化特点及其成败得失的分析研究,对今天的体育社会化实践仍有启示作用。

中国体育体制研究: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

中国体育这一超前于社会其他行业对外开放的领域,内部的改革却相对滞后。对于体育制度层面特别是体制改革的研究,自改革开放后逐渐成为理论研究及实践中的热点问题。体育制度的改革走向如何?突破口在哪里? 文章在对体制研究历史进行简要回顾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想法,供讨论。

中国体育体制改革的逻辑基点与价值取向

北京奥运会以后,中国体育发展的战略指针是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基本要求是坚持和完善举国体制。在后奥运、后金融危机、大部制改革、和谐社会与小康社会建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借鉴国外体育管理体制等背景下,中国体育的发展需要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梳理和认识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寻求中国体育体制改革的逻辑基点,确立新时期中国体育发展的价值取向。当前中国体育体制改革的逻辑基点主要体现在:维护和保障大众体育权利,这是当前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在体育领域的反映;顺应和满足社会体育需求,这是新时期"有限政府"理论与实践对于我国体育工作的现实要求;评估和提升体育发展效益,这是当前我国建设"有效政府"的理念对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我国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可以从体育与综合实力、竞争力、软实力、文化力、外交力等的关系范畴来思考;我国群众体育的价值取向可以从体育与基本人权、平等权利、生活质量、国民健康、国家财富等的关系范畴来思考;我国体育产业的价值取向可以从反垄断制度、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法人治理结构以及政企关系、官办关系、培植体育文化力度等角度来思考。

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模型成长现状与对策

从模型的视角研究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模型成长塔基与塔尖的构成基础和决定因素以及奥运项目的体制成长模型,提出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模型成长的近期对策和远期对策。

后奥运时期中国体育体制变革走向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体育体制的改革之路将面临着发展观念的大转变,即以奥运为核心的体育发展观向以人为本的体育发展观的转变,从竞技体育强国的目标指向向着体育大国的目标指向转变,从体育利益单一主体向社会化多元化发展观的转变,从渐进式自然发展观向“重点突破、全面推进”的系统发展观转变。发展重心的大转移,即体育工作重心将出现以群众体育为重点的战略大转移。竞赛体制的大变革,即体育体制改革将以机制改革为核心,以竞赛体制的变革为突破口,全面推进,从而构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以人为本为核心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型中国体育体制。

模式的变革与变革的模式——中国体育体制和运转机制变革的研究

文章以世界体育发展趋势的学术立场为出发点 ,以当代世界体育发展所赋予的那种不同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观念框架、范畴体系和意义网络为视角 ,以当代体育所提供的价值标准为理论依据 ,力图探索中国传统体育观念向现代体育观念的“转型”和演变 ,中国传统体育体制向现代体育体制的“转型”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和发展机理。文章认为 :将传统的集中型国家行政垂直协调体制的体育发展模式 ,改为有宏观控制的社会自我协调体制的发展模式 ,是我国体育体制改革所需要达到的目标模式。

转型时期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成本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审视了我国体育体制改革成本的现状,认为当前我国体育体制改革是以政府为主的强制性改革,具有渐进性,其体制改革的摩擦成本增加、寻租成本增加;提出了强制性体制改革下减少改革成本的策略。

论我国体育体制和体育理论的改革创新

我国体育体制改革创新的根本任务,是改变计划经济时代的旧体制,经过一个过渡体制,而后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全新的事业性"新体制"。现在就要进入"新体制"的创立时期,首要的任务是进一步解放思想,以认识(知识)创新发展体制创新。

中国体育体制改革综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体育体制进行了卓有成效地改革．本文通过对体育行政管理体制、训练体制、竞赛体制、体育科教体制和体育经营体制五个方面改革实践的综述、初步认为，我国18年体育体制改革实践在总体上有显著进展，在某些局部则有突破性进展．

论我国竞技体育体制的渐进式改革

新时期我国竞技体育体制的改革是与经济体制和社会变革相一致的,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在新时期,竞技体育体制的渐进式改革有利于竞技体育的平稳发展,有利于利益主体的发育。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譬如:原有的行政系统内的权力下放和市场机制的矛盾;传统体制的计划调节方式、市场调节的并存及其矛盾;在双重体制中地位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行政部门与协会之间的矛盾;利益摩擦产生的寻租现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