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甘风险在体育侵权案件中的司法适用

在西方国家,自甘风险的司法适用经历了从宽松到严格的一个变化过程,目前,自甘风险主要适用于体育侵权案件。在体育侵权案件中,只有对危险性质、受害人的意思能力、危险发生时间、竞赛规则的重大违反、体育比赛的性质等进行综合考虑,才能在审理体育侵权案件中正确适用自甘风险。同时,还应注意自甘风险与受害人同意等相关概念的区别。

体育侵权中受害人同意和自甘风险的二元适用——由“石景山足球伤害案”引发的思考

对"石景山足球伤害案"法院判决的解读,有"受害人同意说"、"自甘风险说"和"受害人同意与自甘风险等同说"三种观点。在生成上,受害人同意与自甘风险不同,前者起源于罗马法,后者是普通法中的规则;在机理上,前者所"同意"的损害是确定的,后者甘冒的风险不确定。在体育侵权的抗辩事由中,应二元适用受害人同意和自甘风险规则,两者各有功用,各司其职。

论体育侵权中的受害人同意规则——历史起源、域外视野与法理分析

对体育侵权中受害人同意规则的暨有研究存在认识误区和弱化趋势。事实上,竞技体育比赛与受害人同意规则的关联最早可追溯到西方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从罗马法开始,受害人同意规则在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已经成为了侵权法理论中的一项主要免责事由,有的国家通过成文法明文规定之,亦有国家通过法院判例和学说上的解释论对其予以适用。受害人同意规则的法理基础应该是利益扬弃说,在我国法中一般作为非法定免责事由予以适用,且在适用中应注意"同意"的限度和与自甘风险规则的区别。

体育侵权案中如何适用受害人同意规则

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受害人同意规则,在法学界特别是体育法学界中还未得到正确的认识和阐明,司法判决中也未直接引为判据。此前,该规则一脉相承地内涵在民法的权利自由原则、意思自治(包括意志自由和责任自负两个方面)原则和诚信原则之中,司法判决认可其效力,现已有述明法条可资引用。所以,深入全面地阐释、探讨受害人同意规则的含义、责任构成的特点和相关观点,有利于人们正确处理体育侵权案件,有利于正确审理和判决,有利于体育事业的发展。

竞技体育侵权行为的法律构成

《侵权责任法》为竞技体育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提供了基础依据,但是仅将其作为一般侵权行为对待,忽略体育自身的价值追求和风险分配,不利于竞技体育的长期发展。竞技体育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具有特殊性,对竞技体育侵权行为应以过错为归责原则,同时对行为人过错的认定应以理性人作为衡量标准,并考虑体育规则、参加者身份和运动项目的影响。免责事由从消极要件方面探讨了竞技体育侵权行为的法律构成,除了法律规定的一般侵权行为的免责事由之外,理论上存在的其他免责事由,特别是自甘风险,由于与竞技体育侵权行为紧密联系同样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合理性。

对体育侵权中受害人同意规则的再认识——与艾湘南老师商榷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7条是有关受害人故意的规定,它与受害人同意规则在立法目的、适用对象和适用范围上都殊为不同。故而,体育侵权中的受害人同意规则并不能适用该条规定,它与自甘风险规则一道在我国侵权法上属于"非法定免责事由"。无论在体育法学的学理研究还是在相关体育侵权案件的司法适用中,受害人同意规则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在诸如《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之类的行政规章中,它也得到了部分承认。适用受害人同意规则并不意味着要排除自甘风险规则,两者是我国体育侵权责任中最主要的两种抗辩事由。

体育侵权:自甘风险还是过失相抵

自甘风险和过失相抵是体育侵权案件中最常见的抗辩方式。前者将会免除加害人的赔偿责任,而后者只能按比例减少加害人的赔偿责任。虽然法律后果存在巨大差异,但目前对于体育侵权案件适用自甘风险,还是适用过失相抵,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没有建构一套稳定的规则。从美国法的经验来看,通过对自甘风险进行分类来解决自甘风险和过失相抵的竞合问题,并不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实际上,自甘风险和过失相抵的主要区别在于受害人能否认知风险的存在。通过运动类型、违规程度、年龄和精神状况、参与的自愿性、专业程度等五个要素的综合考量,法官可以推知当事人的意思,进而从参加体育活动的行为来判断是否构成自甘风险,最终正确适用法律。

体育侵权中自甘风险规则的规范解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6条为中心

我国《民法典》中自甘风险规则的确立,是对学理认识和司法实践的制度因应。前民法典时代,自甘风险规则的付之阙如,不仅导致适用范围不统一、责任承担存在分殊,还导致减免责规范关系不清,并引发了司法困境。基于此,要发挥自甘风险规则的制度功能,需要对其主客观要件与限定性要件加以明确,厘清《民法典》第1176条与其他条文的衔接关联。自甘风险中的“自甘”是指“自愿参加”,包括明示自愿和默示自愿,而“风险”是指特定且适当的固有风险。在体育侵权中,“文体活动”应限缩为正常开展并具有相应规则的体育活动,观众仅承受风险却并未制造风险,不应对其适用自甘风险。不能仅通过是否违反运动规则来判断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还应根据加害人的主观状态以及客观的外在情况,来综合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应从事前告知义务、事中保障义务和事后补救义务三个方面,来对活动组织者的责任认定加以限制。自甘风险规则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不宜将其与过失相抵规则混为一谈,适用自甘风险之后将不再具有适用公平责任的正当性。

体育侵权的自甘风险规则分析

2012年伦敦奥运会，又一次把我国公民参与体育事业的热情激发了出来。近年来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使全民踊跃健身的同时也增加了现代体育行为中出现侵权责任的责任归责和法律界定的困难性，体育运动参加者之间出现的侵权行为，在国际类似的纠纷中，加害方往往使用受害方自甘风险规则对其行为进行免责辩护。而我国法律对“自甘风险”规则没有明确提及。从“自甘风险”归责处罚对于体育侵权中应注意的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和辨析，期望能对规范我国体育侵权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和健全尽一份绵薄之力。

论体育侵权中受害人自甘冒险规则的完善

2020年5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公布,其中侵权责任编第1176条明确规定了自甘冒险规则,对解决体育侵权领域矛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该规则在运用于司法实践中,可能会因为规定过于简略而存在适用性问题:未正确与受害人同意进行区分;作为免责规则未严格限制适用条件,未规定减轻责任事由,以及对于组织者安全保障义务限度未作出明确规定。为此,提出应该单独规定受害人同意规则,针对自甘冒险规则做更加具体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体育活动组织者的责任。

论体育侵权中的自甘冒险

体育侵权基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和一般侵权有着很大的区别,体育领域的风险要比日常生活中的风险高出许多。我国《民法典》第1176条对自甘冒险做出了限定同时规定了免责事由,但是有关自甘冒险在体育侵权的认定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在竞技体育日益专业化的今天,体育运动中的侵权行为时有发生,因此应当充分将体育侵权从体育运动中固有的风险及犯规伤害区分开,以此来促进公平。规范体育运动中行为的同时,也为受害人提供一些救济路径。自甘冒险作为侵权责任的抗辩事由,可以阻却侵权责任的承担,本文将从体育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和体育侵权中自甘冒险应注意的问题来探讨体育侵权中的自甘冒险问题。

受害人同意和风险自负在体育运动侵权领域的应用

和一般的侵权领域相比,体育侵权由于其固有的风险的存在而具有特殊性。一直以来,我国适用受害人同意作为体育侵权领域的免责事由,文章认为,英美法国家的风险自负原则更适用于体育侵权领域。这里谈到的体育侵权主要是指过失侵权,而受害人同意只是适用在故意侵权领域;体育侵权损害的产生是受害人反对的结果,而受害人同意的损害结果这是受害人积极追求的结果,等等的不同点告诉我们,引进风险自负原则作为免责事由是可能、可行而且是必须的。

体育环境侵权类型的重构

目前对体育环境侵权的分类仰赖于逻辑上的演绎和理论上的构建,缺乏对司法实践的考量,脱离现实的后果将对体育环境侵权这一新型案件救济不足。应当分析"侵害"与"权益"在相关实践中的各种表现,以重构体育环境侵权的类型。依据不同的侵害行为和受侵害权益性质,可将体育环境侵权的案件划分为体育环境污染行为损害个人私益的纠纷、体育环境污染行为或体育生态破坏行为损害环境公益的纠纷、体育环境污染行为或体育生态破坏行为损害个人私益与环境公益的纠纷,并适用不同的规则处理3种不同特点的案件。由于体育环境侵权案件类型的复杂性和体育运动的公益性,应探索体育环境司法专门化,同时运用多种柔性手段和社会化多渠道救济。

体育环境侵权的识别与定位——兼评《侵权责任法》环境污染责任条款

体育环境侵权是现行立法的一个重要疏漏,有别于体育侵权、环境侵权、民事侵权,其概念可通过规范法学的分析方法推出,具有侵权主体、行为、地点、后果方面的特殊性,是应受法律调整的特殊环境侵权。《侵权责任法》在体育环境侵权立法上存在诸多缺失,体育环境侵权立法确立应作务实选择,可通过对"污染者"范围作扩大解释、对"污染环境"行为作全面解读以及将生态破坏及其原因行为纳入等方式来实现。

体育环境侵权的特征及类型化思考——兼与王国飞博士商榷

体育环境侵权具有自身的一些独特性。通过对体育环境侵权特征的分析,运用规范类型的研究范式,可以将体育环境侵权类型化为:营利性组织体育环境侵权和非营利性组织体育环境侵权;主办者体育环境侵权和承办者(协办者)体育环境侵权;环境污染型体育环境侵权和生态破坏性体育环境侵权;预防性体育环境侵权责任与补救性体育环境侵权责任;大气污染型体育环境侵权、噪声污染型体育环境侵权与水污染型体育环境侵权等。通过对体育环境侵权的特征分析和类型化研究,可以弥补其研究的滞后性。

我国体育新闻侵权的有关问题研究

为明晰我国体育新闻领域大量存在的侵权问题,对体育新闻侵权的概念、特征、产生原因及责任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体育名人作为“公众人物”应享有较少隐私权。

论体育活动侵权中自甘风险的认定

自《民法典》颁布实施后,首次明确将文体活动的侵权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制度在法律依据中体现,完善了我国侵权体系,同时在理论上也呈现出我国对侵权制度细致化研究的趋势。但在对体育方面侵权并利用自甘风险进行裁判案例进行研究后发现,在审判实践活动中对于体育类侵权的认定,自甘风险的适用情形边界模糊,从裁判结果来看,体育活动的受伤者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也大都被驳回了诉讼请求,呈现出了“一边倒”的裁判现状。自甘风险作为一项侵权体系中的责任豁免事由,对其判断应当结合相应的体育项目进行综合判定与考量,为了使自甘风险制度能够更有力地发挥其法政策作用,文章对自甘风险的具体构成要件的判断进行分析。

社会体育活动中其他参加者的过错认定--以体育规则为分析视角

对于《民法典》第1176条其他参加者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认定问题,原则上,体育规则违反与否可以作为认定侵权人主观上具有包含故意以及重大过失的严重过错的一种方法。但并非所有违反体育规则致人损害的行为均可认定为严重过错。判断社会体育侵权过错问题,应当将体育项目类型化,将系争纠纷具体至不同类型体育项目下讨论体育侵权过错问题。对于非对抗性运动,其他参加者违反体育规则致人损害的即认定其为严重过错;对于对抗性运动中隔网对抗运动,违反体育规则造成损害后果的行为亦认定为严重过错;对于对抗性运动中同场竞技运动,应在一般犯规同时该犯规超出了体育运动固有风险以及严重犯规时构成严重过错;对于对抗性运动中格斗对抗类运动,其他参加人违反体育规则造成损害后果的,只能认定为严重过错的必要非充分条件,还应当考量被侵害人的行为。

自甘风险在学校体育侵权纠纷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引入自甘风险条款,有利于体育活动参加者的“合法行为自由”,有利于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笔者认为体育自甘风险存在适用机理模糊、规则界限不清、对学校安全保障义务要求过高等问题.因此,本文尝试对自甘风险现存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讨论,旨在提出该规则在学校体育侵权纠纷中应用的问题和相应对策.

我国体育新闻侵权的涵义界定及其路径解读

体育新闻侵权涵义的界定应以新闻侵权的定义为基础,对新闻本质的剖析有助于确定新闻侵权的涵义。依照属加种差的逻辑定义方法,结合体育新闻的特性,可将体育新闻侵权定义为新闻单位、出版单位、作者和体育新闻提供者,以体育新闻传播为目的,在采访、写作、编辑和报道的过程中,违法采访或不当报道侵害体育组织或体育个人的人格权益以及与体育相关的专有技术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