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权介入体育内部纠纷的界限--以“部分社会”理论为中心

由于我国当前有关司法权介入体育内部纠纷的界限在立法、司法中存在模糊化认识问题,导致体育内部纠纷当事人在寻求司法救济时存在障碍,有必要从理论层面对其进行解释。作为体育自治权之来源的契约论在解释司法权介入体育内部纠纷之界限的问题上存在瑕疵,日本的“部分社会”理论对于我国论证司法权与体育自治之间的关系具有参考意义。通过对日本相关案例的分析,得出司法对体育内部纠纷的二阶段审查模式,重点在于审查体育内部纠纷是否对当事人之一般市民法权利造成重大影响。基于契约论与“部分社会”理论的要求,构建出适合我国司法现状的用以判断司法权是否需要介入体育内部纠纷解决的理论框架,司法机关首先应判断体育内部纠纷是否具备法律上的意义,其次对团体自治行为是否超出了成员“默示同意”的范畴进行审查。

多元解纷的法治协同:内部体育纠纷的司法治理

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下,司法权介入体育协会内部纠纷既体现了公权力规制与私权利保障的关系,也彰显了民主自治与法治原则的良性互动。当前内部体育纠纷的司法治理机制存在规制范围不清、主体适格性存疑、法律依据缺位等问题,因而有必要明确司法治理边界,完善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融通路径。新修订《体育法》从规定不同救济机制的受案范围、规范体育组织行为、确立体育组织权责体系、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等进一步强化了内部体育纠纷的法治保障体系。在分析转型期社会治理的行动逻辑与演化趋势的基础上,论证保障司法的有序介入与体育治理的价值趋同,并基于体育治理的制度特性以及自治与法治的关系,提出协会内部救济、仲裁、调解等适配机制和司法救济应在内外结合的双重架构下有效衔接,进一步明确司法权介入内部体育纠纷的时间、范围和法律依据等问题,从而有效厘定内部体育纠纷的司法治理边界。

我国内部体育纠纷的司法介入

对于内部体育纠纷解决而言,从"体育自治"到"中立救济"是其历史发展规律。司法介入我国内部体育纠纷具有正当性、必要性和局限性。我国内部体育纠纷的解决应当坚持体育自治与司法介入相结合的原则;确立"体育纠纷"为新型独立诉因;同时坚持程序审查原则,体现司法介入与体育自治的平衡。

内部体育纠纷化解机制的多元逻辑证成——以社会治理范式转换为视角

作为国家治理与行业自治的关键枢纽,内部体育纠纷化解机制内含着社会治理新范式的价值逻辑,凸显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与体育行业自治的融合维度。通过文献资料、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在论述共建共治共享的制度意蕴和体育治理的全新语境的基础上,分析内部体育纠纷化解机制在社会治理范式转换中的多元发展逻辑。研究认为:当前存在司法介入范围不清、法律依据模糊、诉讼与非诉讼救济机制协调不畅以及协会权力规制缺失等问题,故需要国家体育行政部门、司法机关和其他相关公共权力机构通力协作、多措并举,以国家法规制度和契约为权力来源,以兼顾当事人权利诉求和社会秩序为导向,形成国家和非政府体育组织之间自下而上的运行向度,构建以体育协会规范自治为基础,替代性纠纷化解机制为依托,司法有序介入为后盾,各种纠纷解决方式有机协调的内部体育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我国体育仲裁机制探讨——以中国足球协会的纪律处罚为例

我国体育事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各种体育纠纷层出不穷,内部体育纠纷尤其突出。以中国足球内部纠纷为例,其内部解决机制主要有听证制度和申诉制度两种,对此类纠纷的外部解决机制是我国法律人关注较少的方面。通过研究发现司法在介入这种专业性极强的内部体育纠纷过程中,存在法律缺乏相应救济机制、体育协会在诉讼中被告资格不明、司法效率较低、司法审理水平有限等方面的不足。因此,构建在我国尚且缺位的体育仲裁制度是最佳路径选择。文章从构建体育仲裁的必要性、优越性以及体育仲裁的范围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

论司法介入内部体育纠纷解决的思考

司法介入内部体育纠纷的问题,首先需要探讨体育是否为区别于传统法律关系的特别法律关系。体育法是特别独立的部门法。专属于体育部门法下的内部体育纠纷无法寻求传统的司法途径予以救济。对于内部体育纠纷解决而言,从"体育自治"到"中立救济"是其历史发展规律。对司法介入内部体育纠纷解决路径,我国应该借鉴国外体育法庭的经验,设立体育审判庭;同时注意其介入的必要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