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善治的显现空间与理性选择

采用文献资料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审视体育善治何以可能、何以实现等问题。体育善治是社会治理的形式之一,它存在于现实治理模式之中,是理想化的体育治理理念。探讨体育善治的显现空间,积极言说认识体育善治之名,主动行动通往体育善治之实,言行合一觅求体育善治之真,从而体育善治显现空间得以生成,体育公共治理得以实现。同时,在理性选择的圈划中,寻找体育善治的现实意义。体育善治是理性的综合体,工具理性引导体育善治的实施,价值理性彰显体育善治的正义,经验理性完善体育善治的方案,公共理性凸显体育善治的根本。体育善治是协商、协作的治理,是公共价值的集中体现,显现出体育治理的最佳状态,是对社会多元主体至善共善的体现。

体育善治:批判性反思的理论与实践视角

世界上最著名的两个体育书籍出版社之一的泰勒和弗朗西斯集团下属劳特里奇出版社推出的“体育商业和管理研究丛书”(Routledge Research in Sport Business and Management)中有一本题名为《体育善治的批判性反思》(Good Governance in Sport:critical reflection)。集中呈现了近年来欧美等国学者有关体育善治的观点。其版权页标注为2022年出版,但2021年10月即可以找到公开发表的电子版。

我国体育组织善治理念重述与路径构建

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立良法以行善治”的重要命题以来,我国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善治理论,人们不禁反思中西方语境下体育善治内涵是否相同,体育组织实现善治的路径是否相同。通过文献资料、比较研究、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分析西方语境下体育善治的自治基础,反思西方体育善治改革的实效问题,认为我国体育组织善治改革不能照搬西方体育善治模式。阐述中国特色体育善治的内涵,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共建共治共享与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体育善治的指导思想。认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组织善治之路,应坚持党的领导,发挥政治优势;要全面深化体育管理机制改革,健全体育组织自治制度;体育组织需优化内部治理,提升自治能力。

从冲突到合作:全球体育治理格局中联合国与国际奥委会关系透析

联合国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演变,对全球体育治理的结构优化、善治改革以及价值实现影响深远。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基于组织间关系理论的多层次分析框架,以联合国和国际奥委会的关系演变为切入点,探讨全球体育治理中组织间的冲突与合作。联合国和国际奥委会的关系经历了冲突对抗—尝试合作—团结合作的过程,其主要受国际环境、组织性质和目标、组织领导人及组织间互动方式等影响。展望未来,在国际体育秩序构建中,两大组织将继续在促进和平与发展的共同目标下、国际体育自治的基本架构中以及解决全球体育问题的场域内持续互动与加强合作。

善治:奥林匹克运动及全球体育秩序新起点?——从任海教授《国际奥委会演进的历史逻辑》谈起

基于任海教授《国际奥委会演进的历史逻辑——从自治到善治》分析奥林匹克运动因世俗化、商业化和现代化带来的问题,并引出全球体育善治的2条"暗线"。(1)早期的奥林匹克精神吸收并发扬了部分基督教教义,顾拜旦对奥林匹克主义赋予一种成为"超越宗教的"道德制衡力量的期望,这种期望在历届国际奥委会制定的组织愿景和组织战略中逐渐走向消弭,导致奥林匹克运动从神圣道德走向了世俗道德,价值认同层面的混乱产生组织内部的混乱。(2)随着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崛起,夹杂着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诉求的社会运动已经成为"政府—社会关系态势"中不可忽视的主要政治力量。反大型体育赛事作为社会激进运动浪潮波及奥林匹克运动,并冲击国际体育秩序。抗议焦点不仅涉及全球性体育组织结构问题,还对体育非盈利组织的民主化、透明化等治理议题进行追问。研究认为,体育善治作为当前国际体育秩序重整的新起点,从哲学、政治学、管理学以及组织行为学等多学科维度提出了国际体育组织治理之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国际奥委会依托善治理念,从组织价值、组织结构、组织规范等不同层面准备着手进行的改革,具有危机意识和操作性。国际奥委会在普世价值与精英体育伦理、民主机制与精英自治等宏观战略管理理念上的抉择,将成为形成未来全球体育新秩序的关键。

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善治评价体系构建及其实证研究

基于治理理论和委托—代理模型,本研究以35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善治评价为对象,设计了以透明度、程序民主、制衡、团结等维度作为关键维度的指标体系,并使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等方法,对数据进行搜集整理。研究发现,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平均得分为45.5(满分100),善治状况评价为"一般",决策和工作机制不透明、选举和工作程序失范、利益相关者参与不足等,导致组织内部投机主义盛行,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合法性面临危机。研究建议:1)严格执行选举程序,健全主席和高管资格审查机制;2)完善信息公开制度,提升组织透明度;3)规范工作流程,充实组织行政程序正当性;4)多元主体参与,健全组织内外部审查制度;5)明确最长任期,保证组织官员积极性。

体育治理评价:英美比较与中国关注

治理评价没有确定的概念,体育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也不存在范式,但是,林林总总的评价共同遵守着一些诸如透明度、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普世价值,且中外公认善治是体育治理追求的目标。英国体育治理评价的显著特征是分类评价、分层评价、指标体系完备,美国体育治理评价的经验是注重效率、关注结果。英美已经形成了多中心体育治理结构、多元化体育治理主体、多样化体育治理手段、社会化体育治理评价,且体育治理评价的转变背后体现出的是国家战略转型,在这个意义上,体育治理评价是国家战略的风向标和推进器。结论认为:不论体育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如何变化,我国体育治理评价的目标和本质始终是体育善治。当下,我国体育治理评价应该关注于体育治理的包容能力,以测度体育治理体系的制度安排是否科学、组织体系是否合理、运行机制是否完善,实践中强调分层评价、分类评价和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最终指向体育善治,达到一种内部结构要素之间利益均衡和外部治理主体之间平等合作的稳定状态,实现体育治理评价的本真。

体育治理主体:域外经验与中国镜鉴

通过文献资料法,论证体育治理主体的演进、困境、出路,探讨体育治理主体的演进规律、困境根源、未来路向。发现:国外体育治理主体在政府、市场、社会之间交替演进,最终达到多元主体协同共治,这种现象的背后是政府的目的性与选择性;我国体育治理主体困境的根源是主体之间关系的混乱,即体育行政部门越位与缺位共存、体育市场主体利益阻滞与缺乏规范并行、体育社会组织功能异化与弱化同在。应构建平等、协商、合作的主体间关系:1依靠完备的制度框定多元治理主体的责权利边界;2明确体育行政部门依然是多元治理主体的轴心,承担着制度设计和有效监管的责任;3通过制度规范和道德引领重塑体育市场主体的行为;4通过明确法律法规、健全管理制度、加强自身独立性、提升社会认同度、拓展组织功能等方式,将体育社会组织建设成为体育治理的当然主体。

体育治理:英国经验与中国镜鉴——伊恩·亨利教授学术访谈录

随着全球体育管理体系从层级制结构变为网络制结构,欧洲体育秩序进入利益格局重整阶段。欧洲当前的体育治理态势主要有国际体育组织治理机制改革、利益相关者冲突与平衡、非法体育博彩及比赛操纵、反兴奋剂和体育腐败等。英国体育充分发挥社会和市场的作用,打造"政府—社会—市场"的伙伴关系,值得我国借鉴。访谈还围绕中英体育彩票和体育博彩比较、大型体育赛事社会抗议及其治理、体育活动是否存在宗教意蕴等进行了探讨。

论欧盟体育治理基本原则的形成与发展

对欧盟体育治理的基本原则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研究,重点分析了欧盟委员会体育善治专家组研制并公布的《体育善治的基本原则》,对于各国际性和全国性体育组织具有较好的指导和参考作用,对我国转变体育发展方式、提高体育治理能力和体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动力·运行·约束:体育治理机制探析

由体育管理转变为体育治理的内生动力是传统体育管理模式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体育事务,外部压力源于国际体育组织改革动向和国内顶层设计指向。运行机制是体育治理的内部自组织机制:参与机制是前提,合作机制本质上是权力运行向度和权威来源的转变,协调机制旨在搭建多元体育治理主体的对话平台、加强沟通、增进互信。约束机制是指体育治理的法律法规、体育仲裁、体育组织内部救济及道德约束,为保证体育的自治性,国际上通行做法是用尽体育组织内部救济和坚持体育仲裁效力优先。

体育治理结构的域外经验与中国镜鉴

通过分析英国、美国、芬兰、日本体育治理结构,得出域外体育治理结构的经验:厘清结构归属、明确责权利边界、遵循市场优先原则、强化非政府体育组织的公益服务职能、充分发挥多元主体治理优势、形成协商共治的局面。我国体育管理结构呈现"中心-边缘"特征。"中心-边缘"结构在组织机构设置、权力划分和资源流动上,呈现体制管理缺位等问题,体育治理结构正是在应对传统体育管理结构存在问题的意义上产生的。要想实现体育治理结构由"中心-边缘"的单一刚性结构,转变为"多中心"的网络式柔性结构,政府必须成为退居幕后的指挥者,即退出微观领域、把控宏观领域;介入公共领域、退出经营领域;强化行政服务、弱化行政管理;强化立法监督、弱化行政干预,构建一种多元化主体协商共治的治理结构。

问题·镜鉴·转向:体育治理手段研究

采用文献法、比较法和调查法,探讨体育治理手段类别与特征、历程与前景,以及我国体育治理手段运用存在的问题与策略。结果显示:我国体育治理手段存在行政手段无处不在、经济手段简单粗放、法律手段普遍滞后等问题。域外体育治理手段体现为以经济为主、以行政为次要、以法律为基石的多样化综合协调运用。未来,我国体育治理手段将转变为政府主导、多样化手段综合运用,应善用经济手段、惯用法律手段、慎用行政手段,科学、民主、依法、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地运用体育治理手段,以达善治。

我国体育治理演进研究

通过文献资料和专家访谈,梳理了建国以来的重大体育事件和体育政策文件,厘清了我国体育治理的发展脉络,总结出我国体育治理演进的特征,旨在提出未来我国体育治理运行机制需关注的4个要素。我国体育治理演进大体分为5个阶段,2条脉络贯穿始终:一是以奥运会为代表的竞技体育,二是以全民健身为代表的群众体育,在"体育为国"与"体育为人"中寻找社会认可、国家认同的均衡结果;3个主体复杂博弈:体育行政部门、体育市场主体、体育社会组织依次登台且反复切割边界,寻求内部结构均衡与外部协调发展。在这种"2脉络3维度"的分析框架下,我国体育治理演进呈现出4个特征:渐进性、反复性、导向性、收敛性。体育体现着强烈的国家意志,正因如此,调整体育治理结构、优化体育治理主体才会出现渐进性与反复性,最终政府、社会、市场在不同的体育子结构中收敛于最优匹配,进而建立体育全面协调发展的运行机制和支撑体系。我国体育治理演进的未来路向:构建多中心体育治理结构的制度形态,凝练互构共生的多元化体育治理主体,完善多样化体育治理手段的策略集合,制定社会化体育治理评价的指标体系,并且,将多中心结构、多元化主体、多样化手段、社会化评价4个要素通融于体育治理运行机制中。

中国资本海外并购职业足球俱乐部协议中解纷条款的考量

中国资本全球扩张,已经涉及体育产业,风起云涌的中国资本海外职业足球俱乐部并购就是其突出的表现。海外并购风险重重,最佳方案乃是设定解纷条款,特别是仲裁条款,实现对风险的尾端全面防控。仲裁条款的设定是对仲裁机构、仲裁地、仲裁法律的适用,及仲裁裁决效力等核心要素的搭配。为中国并购方的利益最大化,仲裁条款的拟订可分上、中、下三策。上策以我为主,中策等距中立,下策逆用法理。解纷条款极易引发次生争议,中国资本在海外职业足球俱乐部并购过程中必须倚重和妙用解纷条款,这也是促使体育领域趋于善治的辩证法。

我国体育行业自治及其法律规制重构

以体育行业规制为研究对象,主要通过文献资料法来研究体育行业规制在我国的现状,其目的在于揭示我国体育行业规制面临的困境以及对体育行业规制重构的必要性。研究从我国体育立法规制、行政规制和体育组织内部治理3方面入手,提出良善的体育行业规制应当是一个对权力进行划分、在权力之间达成制衡、为权利提供保障的过程;但目前,我国体育行业自治受到行政主导的观念和管理方式影响,总体社会化水平不高;因此,我国急需寻求一条体育行业规制转型的新道路,即从当前的权威合作治理模式,转变为国家、体育社会组织、体育个人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合作的多元合作治理模式。根据该初步构想,并在充分考虑我国体育发展特殊性的情况下,提出我国体育行业规制改革的具体建议:1)继续健全和完善国家体育立法;2)继续推动体育行政部门职能转换以及单项体育协会实体化改革;3)强化体育组织内部治理法治化,建立与国际评价指标体系相一致的内部治理机构和运行机制。促使国家和体育组织反思当前体育行业规制所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