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视角下我国宪法文本中的“体育条款”

基于“体育”界定的争议梳理和规范分析可知,我国宪法文本中的“体育”采取的是整体体育观的“大体育”概念,这一定位更加有利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但是,我国宪法中的体育条款并不产生创设基本权利的效果,体育作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既缺乏规范支撑,也缺乏理论上的构成要素,且权利实现的现实基础尚不成熟。因此,体育条款的性质仍应定位为宪法中的国家政策,并通过确立体育发展的指导原则、构成体育发展的宪法委托、为体育发展提供权力裁量空间、提供宪法解释等作用形式发挥其规范效力。

我国体育法中犯罪条款的问题反思与修改完善

随着体育事业的繁荣发展,体育法治建设已成为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在依法治体的过程中,体育法的修改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然而,体育法中的犯罪条款如何修改,却并未得到足够重视与充分讨论。在我国体育法中,犯罪条款分为体育附属刑法与体育刑事指引性规定2种类型,在规制、预防体育领域的犯罪方面有积极作用,是全面依法治体的重要一环。但是,现阶段我国体育附属刑法与体育刑事指引性规定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体育附属刑法的内容未臻完善、范围仍有盲区,体育刑事指引性规定存在越权立法、部分内容存在缺陷的问题,这些问题制约着体育附属刑法及其刑事指引规定的立法效果。问题的解决不仅有赖于我国立法进步的整体推动,还要在具体研究探讨的基础上逐步修改完善体育附属刑法和体育刑事指引性规定的缺陷。对体育附属刑法存在的问题,需要完善缺陷、清扫立法盲区、使用司法解释增加明确性;对于体育刑事指引性规定而言,需要纠正超越立法权限、修正超出刑法规制范围等问题,同时增强内容的明确性、精确性及其犯罪的定量因素。最终,实现二者与刑法的顺畅衔接,共同辅助刑法肃清阻挡体育事业发展的犯罪荆棘。

论体育在现行宪法中的解释

体育法学的研究不能没有宪法的介入。体育的概念、体育是否具有基本权的性质,宪法能否指引体育法修改的方向,这些问题都可以从宪法规范中寻找答案。从源头上,关于体育概念的争议可以归结为身心问题,而从身心一元论的观点出发,结合宪法中的体育条款和受教育权条款,可以大致理清体育的概念。顺着这一线索,通过仔细分析宪法中与体育直接相关和间接相关的条款,虽然不能直接得出体育作为基本权的结论,但是从中国的近代史以及现实的处境考虑,有必要赋予体育作为基本权的地位。在这一基础上,从组织优化的角度剖析了体育法修改过程中的体制问题。

宪法“体育”条款价值取向析论--兼谈我国新《体育法》的价值取向与特色

为了厘清各国宪法对体育的价值取向,以期对我国未来各级各类体育立法有所参考。以全球89个国家英文(译)宪法的“体育”条款为文本考察依据,对这些条款的价值取向进行归纳、分析和论证。得出结论:体育对个人具有健康保护价值、教育价值和人文价值;对社会具有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和对特殊人群的保护价值;对民族、国家具有促进民族认同和提升国家影响力的工具价值。我国新《体育法》在价值取向上与世界各国相差不大,反映我们对体育的认识和态度与世界各国具有共通之处。不过我国新《体育法》也有自身特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凸显文化价值取向,二是彰显价值取向的“人民性”,三是价值取向更有针对性、更具体明确。

《体育法》中体育税收条款的创制论析——以体育税收规范整理为基础

作为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工具,税收政策频频出现于体育场域。与之相应,体育税收"政策主导,法律稀缺运行"、"竞赛主导,其他产业虚置"与"免税主导,其他工具缺位"既构成中国体育税收治理的显著镜像和规律,又成为中国体育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障碍与威胁。鉴于体育税收条款的独特价值,科技、教育、文化与卫生法中税收条款的立法经验和域外体育税收条款的创制规律,应植根体育发展规律,立足中国既有体育税收政策实践,在《体育法》中创建一个由体育税收一般条款、体育税收优惠条款和体育税收征管条款三个层次组成的体育税收条款体系,以此打通体育税收政策与法律、体育法与税法之间的互通通道,实现体育税收政策的法律转向,助推中国体育又快又好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