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MC指数模型的我国体育消费政策量化评价

为促进体育消费发展需建立有效的政策体系,政策文本量化研究可为制定和优化体育消费政策提供参考。本研究以我国12项有代表性的体育消费政策为研究对象,运用文本挖掘法构建体育消费政策PMC指数模型,计算各项政策的PMC指数并建立PMC曲面图。结果表明,我国体育消费政策的制定总体较为合理,2项政策评价的结果为完美,10项政策评价的结果为优秀,没有不良或可接受的政策样本;但我国体育消费政策仍有改善空间,主要体现在政策时效、政策重点和激励措施等方面。据此提出优化建议:增加政策短期规划,突出政策重点内容,完善政策激励措施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消费政策的历史演进、变迁逻辑与未来展望——以多源流理论为分析框架

采用多源流理论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消费政策的发展历程。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体育消费政策主要经历了初步发展、快速发展、体系化发展、精准化发展四个阶段;政策变迁是问题、政策、政治三大源流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体育消费市场活力不高、居民消费水平低下是政策变迁的主要问题源流,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利益相关者的自身诉求是政策变迁的政策源流;党先进的执政理念与国民情绪的导向是政策变迁的政治源流。建议未来有关部门在政策制定上要关注群众体育消费需求,监督政策实施的矛盾与危机;搭建利益表达平台,丰富政策源流层次;践行政策发展理念,优化政策治理环境;促进三流耦合,增加“政策之窗”开启的频率,促进体育消费政策的落地实施。

基于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体育消费政策分析——基于37份国家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2014-2019)

体育消费既是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也是我国消费领域的新兴力量,而体育消费政策对体育消费发展具有重要引领作用,是体育消费发展的助推器。通过政策工具视角,对46号文件颁布以来的37份国家层面的体育消费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构建三维立体分析框架,进行多维交叉分析,剖析目前体育消费政策体系中政策工具的运用情况,为日后体育消费政策制定与优化提供合理化建议。

我国体育消费政策工具选择特征及优化策略

运用文献资料法等,借鉴NATO政策工具理论,从政策工具维度和政策目标维度研究我国体育消费政策工具选择特征及优化策略。政策工具选择的特征:过度依赖信息型工具的使用、权威型工具选择缺乏长远利益考虑、财税型工具应用整体缺位、组织型工具指向缺乏全面性。政策工具选择的优化策略:优化政策工具类型结构,探索政策工具选择标准;适度增加政策工具的倾斜度,培育长期体育消费理念;创新政策工具的组合效应,提高政策执行效果。

家庭视域下扩大我国体育消费的政策研究

研究体育政策有效促进体育消费,在当前复杂经济形势下具有重大社会与经济意义。从体育消费的约束与偏好命题入手,以家庭维度构建体育消费分析思路并开展分析。分析表明,当前我国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趋缓、闲暇缩减与闲暇利用结构巨变、青年一代消费具有显著年龄效应与代际效应,体育消费水平面临下滑风险。考虑我国体育产业消费粘性不强、盈利不足、结构发展失衡的现状,应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进一步降低体育服务消费价格,以科技进步创新体育用品消费需求为主导,以家庭体育为纽带,重塑家庭互联网体育消费端口,最终实现扩大体育消费的根本目的。建议:1、依托人工智能、5G通讯技术等新科技,鼓励家庭级体育服务应用的开发;2、支持一批掌握核心技术与关键技术,能够抓住科技机遇,提高体育用品科技含量与经济价值的民族品牌;3、重新审视并高度重视以家庭为核心的体育业态塑造,搭建适应科技趋势的家庭体育消费新场景;4、创新体育消费激励模式,重点促进体育产业与新型消费端口融合发展,培育体育新业态;5、建立政策执行的监督与反馈机制,保障体育消费政策的长期有效性。

北京居民体育消费的两阶段决策差异及政策涵义——基于Double-hurdle模型的研究

体育消费在新时代扩内需、保增长中被寄予厚望,通过实证研究深入洞察居民体育消费行为可以为有效促进体育消费提供微观依据。通过抽样问卷调查采集了2018年北京居民体育消费及相关数据,使用Double-hurdle模型分析了他们在参与体育消费和体育消费支出2个决策阶段的影响机制,发现存在很大差异。参与决策中起显著决定作用的是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时间因素以及群众性体育活动赛事供给;支出决策中起显著决定作用的是受教育程度,居住地特征,收入,房产情况,职业,体育设施、群众性体育活动赛事和商业性体育培训服务的供给等。由此可以更准确理解居民体育消费行为,例如时间因素会影响体育消费参与,但不会影响体育消费支出;经济条件不会影响体育消费参与,但影响支出;体育设施、商业体育培训服务的改善对于提升体育消费参与没有作用,但对促进支出有显著作用,而群众性体育活动及赛事的宣传推广在两阶段决策中均能发挥作用。在此基础上可以制定更为精准的体育消费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