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独立调解体育纠纷的法治化进路——基于十国体育纠纷调解机制的对比分析

我国职业体育引发的体育纠纷迫切需要健全多元化体育纠纷调解机制进行解决。调解在我国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被誉为宝贵的“东方经验”,而体育纠纷调解作为全新的法律服务模式,有助于推动体育纠纷多元地、快速地和有效地解决,但是我国现行体育纠纷调解机制存在主体独立性不足、制度与规范欠缺等问题。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逻辑分析法等方法分析域外体育调解机制,主要从组织形式、机构性质、可调解纠纷范围等角度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域外体育纠纷调解机制具有主体专门化与独立、程序规范化、范围限定与扩展等特征。基于此提出建议:1)在我国现有体育仲裁机构中增设体育纠纷调解机构;2)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作为我国体育调解制度内容的基本依据;3)以当事人自愿原则为基础界定体育纠纷范围;4)配备专业体育纠纷调解员。

体育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构建

随着体育运动的全民化、商业化、全球化,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体育活动中,引发了各种矛盾纠纷。体育纠纷的主体多元、类型多样,不同的纠纷解决机制各有利弊,需要综合运用调解、体育组织内部纠纷解决、仲裁、诉讼等方式解决体育纠纷。新修订的《体育法》建立了体育仲裁基本制度,填补了长期以来体育仲裁制度缺失的空白,但体育仲裁与商事仲裁、劳动仲裁之间的关系以及仲裁制度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还不够,需要理顺不同纠纷解决机制的关系,建立互相衔接、有机协调的多元纠纷化解机制。

多层次体育纠纷解决机制中人民法院主管边界的审查路径

2022年新修订版《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确立了我国由各体育协会内部争议解决机构、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人民法院等主管主体共同构建的多层次体育纠纷解决体系,为体育纠纷专业、高效化解提供了多元救济途径。然而,当下对各解纷机制受理纠纷的逻辑关系缺乏梳理,造成当事人救济选择困惑、各机制定位混乱、争议解决效益折损。以一起界定各体育纠纷解决机制间主管边界的司法案件为引,分析各机制的法律属性和裁决效力,厘清各机制间的主管边界,确定主管权的审查规则。从人民法院角度,判断体育纠纷的个案主管权,应当以鼓励体育自治为导向,尊重体育纠纷处理专业性、封闭性的特点与效率要求,同时以司法保障当事人救济权益为底线,确保体育纠纷专业、高效、终局性解决。体育协会内部争议解决的约定不产生排除法院主管权的效果,当事人可就相关纠纷直接提起诉讼。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仲裁的约定可排除法院主管权,仲裁合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相关规定的,法院应裁定驳回起诉。

多元解纷的法治协同:内部体育纠纷的司法治理

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下,司法权介入体育协会内部纠纷既体现了公权力规制与私权利保障的关系,也彰显了民主自治与法治原则的良性互动。当前内部体育纠纷的司法治理机制存在规制范围不清、主体适格性存疑、法律依据缺位等问题,因而有必要明确司法治理边界,完善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融通路径。新修订《体育法》从规定不同救济机制的受案范围、规范体育组织行为、确立体育组织权责体系、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等进一步强化了内部体育纠纷的法治保障体系。在分析转型期社会治理的行动逻辑与演化趋势的基础上,论证保障司法的有序介入与体育治理的价值趋同,并基于体育治理的制度特性以及自治与法治的关系,提出协会内部救济、仲裁、调解等适配机制和司法救济应在内外结合的双重架构下有效衔接,进一步明确司法权介入内部体育纠纷的时间、范围和法律依据等问题,从而有效厘定内部体育纠纷的司法治理边界。

中国残疾青少年体育纠纷解决机制的问题审视和路径优化——基于对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案例的考察

残疾青少年体育纠纷除具有体育纠纷的特殊性以外,还具有公益性、扶助性等自身特点。运用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在梳理中国残疾青少年体育权利和纠纷解决机制历史的基础上,考察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残疾青少年体育纠纷的经典案例,对其解决机制与特点进行分析。在新修订《体育法》的实施背景下,提出残疾青少年体育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化路径:构建校内调解机构、鼓励第三方调解机构解决残疾青少年体育纠纷;构建内外结合的体育仲裁体系,设置快速体育仲裁程序;完善残疾青少年体育诉讼机制,注重诉调对接,引入临时禁令制度。

关于确立我国竞技体育纠纷解决有限自治原则的思考

司法介入竞技体育纠纷的理论障碍主要在于体育纠纷解决自治原则,德日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给该原则以理论支持,然而今天,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已经势微,我国体育纠纷解决自治原则缺乏中立的体育仲裁制度保证,且其本身过于绝对,再加上我国现行体育社团内部解决机制因受体育行政权的制约而缺乏独立性。故应当确立我国竞技体育纠纷解决有限自治原则,并通过修改相关法律和章程、设立独立的体育仲裁机构和体育法院来实现。

国际体育纠纷调解机制比较探究——以美国、英国和CAS为主要视角

调解作为一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所具有的特点和优势契合了国际体育纠纷解决的方向,逐渐受到世界各国的青睐。美国、英国国内的体育仲裁机构以及国际体育仲裁院在调解机制的规则和运用上各具特点,相互借鉴、相互竞争,整体代表了体育调解机制的未来发展趋势,但在调解模式、纠纷范围、调解员的中立和保密要求方面仍存在不断完善的空间。

论体育纠纷的争端解决机制

体育纠纷区别于民事纠纷和行政纠纷 ,具有其特殊性。在发生体育纠纷时 ,体育行政部门、各级法院在处理案件及适用法律上处处感到棘手。探讨了体育纠纷的 3种解决机制 :体育仲裁、体育调解和体育诉讼 ,以求从理论上为体育争端的解决创设一个合理的可供选择的基本框架。

我国体育纠纷解决“或裁或审”制度研究

中国体育法治建设中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就是建立起包括调解、仲裁、诉讼在内的多元体育纠纷解决体系。运用文献资料研究、比较、案例分析等方法,对《体育法》第三十三条没有落实所造成的当前我国体育纠纷解决困境进行分析,重点对我国体育纠纷解决制度建立的目标、制度安排进行论证。研究认为,建立多元、开放、高效、公正,尊重各纠纷主体选择权的多元化体育纠纷解决体系是新时代我国体育纠纷解决制度建设的目标;在“只审不裁”“只裁不审”“先裁后审”“或裁或审”4种纠纷解决制度安排中,“或裁或审”机制应该成为首先方案。

体育纠纷调解解决及我国体育调解制度之构建

体育调解作为一种体育纠纷解决机制,具有调解所具有的合意性、简易高效性、保密性、费用低等优势。英国、加拿大及国际体育仲裁院均建立有体育调解机制,我国应参照域外做法,构建与国际接轨的体育调解制度。

社会转型视角下体育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兼论ADR机制的应用与完善

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体育越来越呈现出社会化、商业化和国际化等特征。体育蕴含着巨大的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各方在利益的追逐与分配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导致体育纠纷的发生,错综复杂的体育纠纷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就目前我国体育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看,单一的纠纷解决方式已经难以应对,当务之急是引入ADR机制,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体育纠纷。以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为背景,从体育纠纷实发案例出发,探讨社会转型对我国体育事业的影响以及对体育纠纷解决机制带来的挑战,在结合ADR机制的特点和功能,并借鉴相关体育纠纷解决机制与发达国家应用ADR机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体育纠纷解决机制的几点建议。

我国竞技体育纠纷仲裁机制缺陷与司法审查的介入

当前我国竞技体育纠纷存在主要两个矛盾:一是价值层面,体育自治性、特殊性与体育全球化、体育商业化在利益诉求特点上的差异与矛盾;二是操作层面,竞技体育纠纷仲裁与行政诉讼孰轻孰重的矛盾.这两个矛盾的凸显导致我国竞技体育纠纷仲裁机制显现出以下非常特征:竞争性过于突出而使仲裁范围相对狭隘且依据模糊,垄断性过强而排斥司法介入,仲裁效果上则公正性受质疑且合意性不足.针对以上矛盾和缺陷,有必要进行司法审查,并对我国竞技体育纠纷仲裁机制进行制度创新:协调与礼让是促使各方达成合意的前提与上佳选择;独立仲裁与司法审查合理分工是重点;确保仲裁机构去行政化是难点;改革体育体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根本问题.而确定责任认定和损失评估标准、完善体育纠纷风险基金制度是抓手.

对我国体育纠纷司法介入和行业自治的探讨

本文以我国法律条文和法学原理为理论基础,通过考察我国竞技体育职业化过程中发生的体育纠纷的内外部救济,运用文献资料法、法理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体育纠纷的行业自治和司法介入进行了辨析和探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体育纠纷行业内部自治的不足,体育纠纷司法介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对体育纠纷行业自治与司法介入的辨证分析。

破解竞技体育纠纷独立仲裁的法律困境及出路

目前我国竞技体育纠纷的独立仲裁制度仍然停留在法律文本上,没有实施。据其"难产"原因的分析,其面临的法律困境包括体育法与立法法中关于竞技体育独立仲裁的立法误解、竞技体育仲裁与一般仲裁的立法矛盾以及国内竞技体育仲裁与国际竞技体育仲裁的不协调等,破解竞技体育纠纷独立仲裁的法律困境及出路除了要做好竞技体育独立仲裁的制度本身的设计之外,更为重要的是首先要理顺竞技体育纠纷独立仲裁的立法依据,尽快制定完善竞技体育纠纷仲裁的相关配套立法;其次是要做好竞技体育纠纷独立仲裁与其他解纷机制的有效衔接,包括与体育行会内部仲裁、体育行政裁决、商事仲裁的衔接、法院裁判的衔接、国际体育仲裁的衔接等;再次要努力构建多元化的竞技体育纠纷化解机制。

体育纠纷的法律解决——国际体育界若干著名案例探讨

一、博斯曼案件 (一)案件的事实与经过 冉马克·博斯曼(Jean-Marc Bosman)是一名比利时足球运动员.1990年,在他与比利时列日队俱乐部(SA Royal FootballClub of Liege)的服役合同即将届满之际,列日队俱乐部给他开出续约的新合同.

我国体育纠纷化解机制的法治化路径选择——基于体育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基于当下的时代背景,全面推进体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当树立法治体育的主导地位,同时需要将体育纠纷的化解全面纳入到法治化的轨道。从法社会学视角出发重新解读体育纠纷的含义,可以发现体育纠纷包含前冲突阶段、冲突阶段与第三者介入纠纷三个阶段。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体育纠纷化解机制的法治化路径:一是将体育纠纷全面纳入司法审查的轨道,二是努力构建适应当下体育纠纷化解的现代ADR制度。此外,路径自身应保持开放的姿态与多元的解纷方式。

体育纠纷的ADR初探

如何针对不同体育纠纷的特殊性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适当的解决机制是我国体育领域的当务之机。本文在借鉴国际民商法ADR解决机制和体育纠纷的非诉讼裁决机制的基础上,对我国的体育纠纷的ADR解决机制的构建进行了前瞻性的初探。

构建我国体育纠纷裁决机制的探讨

从我国的体育实践出发 ,对构建与国际体育接轨的 ,反映体育专业特点的体育纠纷裁决机制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建议尽快制定并出台《体育仲裁条例》、《体育复议条例》 ,规定申诉办法 ,成立体育仲裁机构和体育复议机构以及体育法庭 。

体育纠纷的法理重述与规范治理——以体育治理法治化为指引

体育纠纷根据纠纷的性质及涉及依据的不同可以分为体育法律纠纷与体育非法律纠纷,体育法律纠纷主要是指在体育活动中发生的涉及法律规则的纠纷;体育非法律纠纷则是指在体育活动中发生的涉及体育自治规则的纠纷。判断体育纠纷是属于法律纠纷还是非法律纠纷的识别标准,主要是看纠纷的性质或者纠纷适用的依据。将体育纠纷区分为体育法律纠纷与非法律纠纷,为不同类型的体育纠纷的规范治理,提供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方法与路径。对于体育法律纠纷,司法在具有相应条件的前提下可以介入,而非法律纠纷司法则不能介入,其规范治理有赖于认真对待并充分利用体育调解机制与体育仲裁机制的优化组合。同时,注重多种解纷方式的良性互动与有效衔接,形成一个开放的、多元的体育纠纷化解机制,共同推动体育治理的法治化、现代化进程。

体育纠纷的法律解决机制

解纷机制对于体育的健康发展十分重要,目前国际体育纠纷的解纷机制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体育行会内部救济与调解、仲裁、诉讼并用;体育仲裁是最有效的方式;我国应及早建立适合我国的多元化的体育纠纷解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