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体育仲裁自裁管辖原则消极效力的适用冲突与路径优化

仲裁庭的自裁管辖原则消极效力说明我国人民法院应重视仲裁合意,肯定仲裁庭对管辖权异议的优先决定权,这符合我国体育行业自治、体育仲裁范围特殊性、体育仲裁程序高效性的要求。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建构了体育仲裁制度框架,但是尚未具体明确体育仲裁管辖权决定权归属,这可能会造成我国人民法院与仲裁庭在体育仲裁实践中产生权力分配冲突。在借鉴不同国家在体育仲裁中应用自裁管辖原则消极效力的经验基础上,提出建议:我国在相关法律中肯定体育仲裁自裁管辖原则消极效力;通过界分体育仲裁依据类型,界定体育仲裁管辖权的归属,明确我国人民法院审查范围;从时间维度和效力维度划分体育仲裁与司法审查的边界。

体育自治背景下运动员形象权保护的法理展开

运动员形象权是运动员对其身份符号以及与运动项目密切关联的各种形象要素产生的经济利益所享有的权利。由于体育自治具有天然的垄断性,体育行业一系列的自治性规则与合同,比如,体育自治权项中的规则制定权、组织管理权,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运动员本人行使其形象专有权、许可使用权和转让权。本文从实践的角度分析了国内外运动员形象权的行使与救济所受到的来自体育自治规则的限制,并在总结现有问题的基础上就我国运动员形象权保护的完善从法律规则层面与实际操作层面展开了讨论。

论作为“民间法”的体育竞技规范

在我国,体育行业的自治权和法律规制的关系一直是一个被广泛关注的问题。从足球界的"黑哨"问题到竞技体育中的"因赛致伤"问题,似乎体育行业的自治权和法律规制处于一种冲突的状态。不过,我们或许需要去问,体育行业的自治权和国家法律的干预是否真的构成"冲突"?是否需要为二者的治理领域设置一个边界?如果需要,那么这个边界存在于何处?在确定特定行业的自治权和国家法之间的界限的问题上,需要法社会学的"出场"。借由欧根·埃利希的"活法"理论,借由探讨作为"民间法"的体育行业内部规范和国家法的关系,尝试划定体育行业自治权及相关行业和国家法律规制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