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的旧体诗词创作能力培养

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加强旧体诗词创作能力的培养,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和研究能力,还有助于增强学生未来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工作的能力。因此,“中国古代文学”授课教师应在积极创作旧体诗词以起表率作用的基础上,在课程讲授过程中强化作品讲读,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并适当加以考核;同时,还应提倡使用新韵以降低写作门槛,明确规定记诵任务以打好写作基础。

“形式的反作用”与“时代折光”——论贺敬之的新古体诗

新古体诗是贺敬之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又一艺术创新。面对社会语境的变化,立足自身承担的文艺工作使命,贺敬之创建新的抒情方式,以“形式的反作用”传达出面向丰富的“时代的折光”。贺敬之一方面清楚旧体诗具有形式束缚内容的一面;另一方面也敏锐意识到,旧体诗在表现某些特定题材的时候有其优长所在。通过对旧体诗取其便利、去其束缚,贺敬之打造出“新古体诗”这一兼具传统特色与当代品格的艺术形式。结合贺敬之对创作观念的阐述,分析其诗作可以看出,新古体诗兼具形式再造和内容重塑的双重意义。贺敬之一方面改造“古体”,激发今日之诗情,抒写当代之感思;另一方面依托古代典故等历史内容翻陈出新,其诗作折射出时代的光影流变。如同新歌剧、政治抒情诗一样,新古体诗是贺敬之辩证地理解诗心、诗思、诗情与“形式的反作用”之间的关系,循时代之脉搏、发人民之心声、创艺术新形制的实践成果。

“两个结合”视野下的中华古体诗词创作研究

语言是文化传承核心性的载体。当下社会中存在的语用能力降低问题,不仅阻碍有效信息的交流,长此以往也将会影响民族文化传承,不利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推进中华古体诗词创作,在摹习经典诗词作品的过程中,将新词融入传统文学形式,能够为解决“词穷”问题提供有益借鉴。在“两个结合”的视野下研究中华古体诗词的当代价值、创作机理、发展动力,会获得许多新的发现。优秀的诗词作品是声音、形象、意蕴的完美结合,体现出汉字特有的声、韵、调,是汉语的“母语境界”的集中彰显。中国传统文论“修辞立其诚”的命题,厘清了达此境界的路径,但未能解决其动力性的问题,而马克思的“实践”理论提供了答案。当代古体诗词创作中将新语入诗词,是把当下时代的“热词”放入格律熔炉中加以“淬火”。这一重要的语词“实践”,推动了当代汉语的发展,在网络用语带来强力冲击、数字虚拟写作方兴未艾等的背景下显得格外重要。

中国现代旧体诗人新媒介场域中“被阅读”的诉求

民国时期,报纸杂志等新媒介的读者群体不断壮大,旧体诗人开始顾及受众的阅读需求。他们一方面利用新媒介发表作品及连载诗话,另一方面积极回应读者,与读者互动,可以说,新媒介促进了旧体文学生态的良性发展。同时,旧体诗人在言谈举止等方面显露出群体性的仪式化倾向,他们通过新媒介竭力展示自身,摹画其在公众视野中风流蕴藉、高蹈独立的形象,以期获得世人关注,进而达成对其文化立场、审美趣味与精神诉求的理解与体认。这样的结果说明中国现代旧体诗人在经历了新旧文化、新旧文学的碰撞之后,最终在报纸杂志上找寻到了获得和维系受众的文学舞台。

旧体诗创作的当代机遇与命运

旧体诗因赓续了数千年的传统,代表了中国文化最优雅精粹的部分,所以在国学热升温的当下,迎来了“五四”以后第二个创作高峰。作旧体诗须尊体辨体,其体式规范大致可用“声”“色”两字概括。前者即人所共知的平仄押韵,有韵书可查,有软件可检核,比较刚性,相对简单且易于遵守;后者由字法、句法、章法等构成专门的文法,由气象、体调、血脉等构成特别的风格,大都软性,相对复杂,不易掌握,暴露出的问题因此比较多。如何学习前人,继承传统,是旧体诗发展的关键。新的创作实践证明,旧体诗也可以涵括今人的生活,它们前途远大,生机无限。由此延展至海外,又必将对中华礼乐文明的传播、中华文明与世界先进文明的沟通与交流起到桥梁作用。

近体诗形式的建构:意象和对仗的历史发展(上)

语文教学改革的目的是提高教学质量。改革不仅是方法上的“怎么教”,更重要的是“教什么”。当前教学改革之所以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就是因为教学方法更新的同时,在教学内容上也有所改进,但二者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教学方法的改革是自觉的,有某种“理论”前提,是系统推进的,而教学内容却是自发的,缺乏理论的系统性。因而,在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的关系上,教学方法占据主导方面。殊不知,方法的更新必然对教师的水平构成挑战。当前,教师在文本解读上亟须解决知识更新、水平提高的问题。知识乃是历史实践的积淀,不管从学术研究还是从教学实践来看,系统的、历史的知识的获得,比较可行的方法是以一个成熟的“点”作为逻辑起点。本文以李白的《渡荆门送别》作为近体诗的细胞形态,揭示其在历史的继承和突破中螺旋式上升的线索。

近体诗形式的建构:意象和对仗的历史发展(下)

四.与借景抒情的意象兴起的同时,诗句的结构对称也引起了诗人们的注意。《古诗十九首》中“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这类对仗句,往往成为诗作中的亮点,在不知不觉间被后世广泛运用。如曹植《杂诗》(其一)“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南朝梁柳恽《捣衣诗》“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北齐萧悫《秋思》“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

中国古典文学女性题材审美及抒情艺术的比较分析——以“宫体诗”“花间词”和《红楼梦》为例

“宫体诗”“花间词”和《红楼梦》主要以女性题材为切入点,但由于创作主体所处时代、地域、环境不同,以及思想文化的差异,其对女性的审美旨趣和抒情艺术也各有特色。

“残留物”视角下的现代旧体诗人主体——以郁达夫为例

新世纪以来,重写文学史实践对具体作家的具体作品进行了再关注,以郁达夫旧体诗为代表的现代文学启蒙话语体系下的一类“残留物”进入学界视角。作为一种古老的民族艺术形式,重新审视旧体诗在现代文学发展中的生存境遇,关系着现代文学面貌的完整呈现。从现象学层面出发,某一时期文学景观的还原往往也是人文思潮的再呈现,即根源在于“人”的认识,因此对现代旧体诗的研究理应始发于作者主体这一基点。对于郁达夫旧体诗的再研究,首先应将旧体诗语言作为一种先验存在,对郁达夫的主体养成影响进行考察,再回归历史中主体选择的现场,以此重新判定郁达夫旧体诗地位,此思路不仅可以拓展20世纪旧体诗的观察、探索空间,更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提供新的思考和启发。

梁启超旧体诗与金泽荣汉诗比较研究

梁启超的旧体诗和金泽荣的汉诗都记录了诗人所属时代的政治风貌及时代精神。梁诗和金诗都蕴含爱国情感,但他们所爱之国已非“天下”,而是“现代民族国家”。两者诗歌还含有对内政的批判意识,其批判具有由下至上由表及里的特征。梁启超和金泽荣都通过诗抒发了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决心。

鲁迅旧体诗体制研究

鲁迅旧体诗创作整体水平较高,对其体制的研究有待深化。通过对鲁迅旧体诗逐篇、逐句、逐字的分析,以量化数据为基础,梳理其体裁、声律、韵律、对仗的质性特征,如体裁形式多样,格律诗声律严谨且不拘泥于正格律句,沿袭古人创作习惯和传统;多数旧体诗每首只使用《平水韵》中的一个韵部,全部旧体诗使用平声韵部广泛,以使用宽韵为主;对仗数量泛化,并使用了包括连用字对、当句对和流水对等在内的多种对仗形式。

论杜甫古体诗的讽刺艺术

杜甫的讽刺诗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他诗歌艺术的一个突出特点。政治黑暗、社会动乱、权贵骄奢是杜甫创作讽刺诗的外在原因,有志难申、报国无门、颠沛游离是其创作讽刺诗的内在原因。根据创作手法的不同,杜甫古体诗中的讽刺类别大致可分为借事讽时、托物寓讽、以谀为讽和借古讽今四种。多种手法的运用使得杜甫古体讽刺诗的情感表达更加含蓄委婉,语言文字更加幽默辛辣,艺术技巧更为纯熟老到,从而使其具有更强的文学表现力和不朽的艺术魅力。

论韩愈对传统赋体诗的超越

韩愈作赋体诗的诗坛定论是片面的。韩愈的以赋为诗并非照搬赋法,而是师古创新,从赋中汲取适于诗歌的营养后熔铸改造以自树诗风。他以赋语入诗,却翻新用法,追求“奇”的风格与诗境。他借鉴赋体宏观性的描写角度和铺陈逻辑,具体内容刻画时又简去其繁冗的物象陈列,炼笔于有生动形象和丰富细节的画面呈现。他藉赋体的自信气度以重振中唐诗风,又舍弃其浮华幻想的内核,使社会现实成为诗歌关注的重心。

现代以来桂林旧体诗词中桂林审美形象刍议

现代以来桂林涌现了大量的旧体诗词,这些旧体诗词既是诗人审美理念的具体表达,也是桂林山水的最佳美学表现形式之一,是桂林城市形象的文化符号,指导着人们的审美实践活动。这些旧体诗词体现了桂林的审美形象,既有山水辉映的奇拔秀逸,也有崇山峻岭的雄伟豪迈,更有诗人感时忧国的情怀以及救国图存的壮阔豪情。

现代旧体诗的通变路径研究

在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中,传统诗歌在不断探索新途,既努力确证自身在现代文化语境中的合法性,也求新求变,关涉新的时代社会问题,表现新的文化精神,终于踏出自己的新生之路,即复古出新、异质求新和以俗为新。这是现代旧体诗革新生变的动力,也是中国文学历久弥新的原因,对于今日文学的发展也有参照和借鉴意义。

杜甫古体诗典范地位在江户后期形成的一个侧面——论赖山阳的杜诗批点

自明人邵傅《杜律集解》在江户时期流行以来,日本杜诗学者大多将批评的目光放在了杜甫的格律近体诗上。生活在江户后期的赖山阳是第一位大量批点杜甫古体诗歌的日本文人。其批点将杜诗与原先的古体诗范式进行了比较和评判,重新定义了杜甫古体诗的格调渊源,大量阐发了杜甫古诗中忠君爱国、政教伦理的思想内容,从而有意自文学本体与内在精神两方面树立起杜甫古体诗的典范地位。文章从赖山阳的杜诗批点切入,考察了杜甫古诗典范地位在江户时期形成的一个侧面,进而归纳日本杜诗学在江户后期的特点及新变。

抗战时期郭沫若在渝旧体诗创作的承守与新变

1938年至1946年间,郭沫若在重庆创作了近270首旧体诗,约占其旧体诗创作总量的五分之一。这些旧体诗主要以抗战、赠答、题画、咏怀和悼亡为主,承守了屈原“发愤以抒情”和杜甫“诗史”的创作传统,在题材和诗体上又呈现出新变的特质。郭沫若的旧体诗创作,显示出他在时代命题下新的创作选择,实现了屈原“发愤以抒情”和杜甫“诗史”这两种古典诗词创作传统的交汇,又在实验创作路径中产生了新的发展。因此,郭沫若此期的旧体诗,以应时之新架起了沟通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桥梁,促进了传统诗词的现代转型。

“游于艺”与民国文人书法的功能——以鲁迅的旧体诗书法创作为例

鲁迅的旧体诗创作和书法创作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诗作并不公开发表,而是以书法创作赠予友人。旧体诗创作,是鲁迅文学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书法为旧体诗提供了载体和传播空间,间接表达着鲁迅先生的艺术态度,揭示出以启蒙为己任的现代作家鲁迅身上所承载的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复杂文化人格。书法创作是鲁迅的余裕之作,是他在紧张的以笔为武器的写作之余的休息调节。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鲁迅的旧体诗书法创作显示出书法在实用和审美之外的社会文化功能,也揭示出20世纪社会转型时期书法艺术的多元文化生态。

守正出新:屈大均古体诗的用韵艺术--兼论《怡怡堂诗韵序》的韵学观

屈大均古体诗用韵艺术具有守正出新的鲜明特色:五言古诗以一韵到底为正体,多用古韵通转是其一大特色;七言古诗以换韵为正体,“三三制”韵式是其一大特色。五七古正体之外,亦有“变体”的创作实验。屈大均另有《怡怡堂诗韵序》一文,系统表达了其韵学观,具有与用韵实践相印证的特殊价值,也有助于展示清代韵学进入诗学的具体路径。

大众传播视角下新马抗战旧体诗的功能与特征(1937-1941)

1937-1941年间,新马抗战旧体诗主要见于报纸副刊,作为副刊文学兼具媒介产品、文学作品双重属性,其中媒介产品属性更为突出。以大众传播理论视之,新马抗战旧体诗表现出如下功能与特征:其一,“议程设置”功能,通过提升议题“显著性”引导受众注意与舆论场域;其二,社会协调功能,通过语言、风格的通俗化降低诗歌接受门槛,最大范围凝聚受众、塑造共识;其三,文化传承功能,调动古典诗歌意象、故实召唤出民族集体记忆,同时记录时代情感、事件进行民族文化“工具箱”的扩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