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运河行旅与“诚斋体”的形成

杨万里的诗歌创作变化频繁且自觉。博览诸家后,他悟到作诗需走出书斋,面向自然和社会,即所谓的“诗在山林”“只是征行自有诗”。杨万里在几乎贯穿其一生宦游的运河行旅中共留存两百余首运河诗,主要集中在他为官常州等运河城市时,或是南下返里、迎伴金使途中。运河行旅使其诗材多元化、诗风多样化、诗艺创新化。运河行旅和运河文化推动了“贯通雅俗”的“诚斋体”的形成。

杨万里与“诚斋体”——杨万里诗学述评

杨万里的诗学思想以对江西诗学的修正标志着宋代诗学的转型。他的诗学观包括了触物感兴、悟入活法、味外之味三个方面,他力图从自然万象中汲取灵感,创造出一种轻清活泼而又趣味隽永的新的诗风,被称为“诚斋体”。这种诗体虽对江西体有所突破与变革,但仍与之有内在的联系,本质上仍是“内圣”人格的一种表现。他对江西诗法,尤其是它的句法论,也多所继承,故后人仍目之为江西派诗人。

论诚斋体在金代的际遇

诚斋体传入金源是南北文学交流的重要现象。入金后 ,诚斋体经历了由受人喜爱到受人冷落的转变 。

“诚斋体”在南宋的接受及其影响

"诚斋体"在南宋受到普遍肯定,与它在元明清朝受到的冷落和恶评形成极大反差。南宋诗人的创作直接受"诚斋体"影响的并不多,对"诚斋体"艺术特质的理解程度也深浅不一,但是在江西派诗风的长期笼罩之下,人们期待创新,故对"诚斋体"的新变持开放态度;杨万里的观念和创作对南宋诗歌的发展趋向产生了一定影响。"诚斋体"在南宋的接受及其影响折射出南宋诗歌观念、审美标准的嬗替与期待视野的更新。

“诚斋体”与“活法”诗论

杨万里“活法”作诗的艺术实践与吕本中的“活法”诗论不谋而合。“活”的主张与实践是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新方向,也是“诚斋体”的显著特色。“活”的精神体现在诗歌语言、艺术构思、思维方式以及艺术体验等各个方面,它的实质是对诗坛凝固、僵化风气的矫枉。“诚斋体”表现形式上的俗化倾向,亦“活法”之一方面,正是其艺术个性所在,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

师法自然的自由创作——对“诚斋体”之“自然”特质的深层阐析

以江西派为代表的宋诗着力表现人文意象和主观世界,改变了唐诗的审美范式。南宋杨万里则把诗笔重新转向自然,并重视在创作中保持和表现性灵本真;他摒弃写作成法、惯用语言及传统意象固有内涵,用自己的语言和方式表达对自然的直接印象,描画和传递各种未经人道、难以言传的新鲜情景与趣味。"诚斋体"打破成法的自由创作精神引领了南宋中后期的诗歌新变潮流。

论诚斋“新体”的形成

杨万里"诚斋体"以自然为题材、以活泼风趣为特色,一般认为其形成与跳出江西藩篱有关。论文指出,"诚斋体"之自成一家,在于作者"以学人而入诗派",融汇理学家的思想方法、观物态度与诗人细腻敏锐的感受和眼光,在继承苏、黄所代表的北宋诗学精神的基础之上,活法为诗,终于形成活泼流转而又有着深厚底蕴的诚斋"新体"。

论理学与诚斋体形成的关系

杨万里是涵养于理学的诗人,理学使杨万里具有了玄远的思维空间、广阔的观察视角和乐意盎然的观物态度,这是理学对于诗人自身创作素质的培养,是杨万里得以创作出诚斋体的充分条件,在此基础上,理学影响了诚斋体的内涵和韵味,形成了具有乐意、生机、童心、灵动和趣味的风格特色。

对诚斋体中“童心”的理学审视

诚斋体与理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诚斋体表现出的“童心”已经不只是本真意义上的儿童之心,而且渗透着诗人的理学观照。诚斋体中的童心不但表现为儿童的童心、万物的童心,还表现为诗人的童心,三者共同建构了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显示了诗人透脱的胸襟,使诚斋体成为宋代诗坛的诗歌范型。

杨万里诗歌创作进阶与“诚斋体”的成型

一般认为,杨万里的诗风有4次发展变化,通过文本细读与数据统计可以发现:"诚斋体"的成型与诗人的创作进阶并不同步;《朝天续集》时期创作变化的实质是将七律改造成流转圆活的风格;求"变"伴随着杨万里的全部创作历程。就"诚斋体"而言,从个体诗风特质萌芽到定型的过程是诗人寻找新的语言、新的审美范畴,逐渐摆脱成法和定式,自然而然地对古典诗歌既有的单元化秩序进行解构的过程。不过以"趣"为审美核心范畴使"诚斋体"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局限性。

杨万里学杜及“诚斋体”的宗唐倾向

杨万里的诗歌创作受到杜诗的影响,他较多地使用杜诗典故,集杜为诗,作诗以杜诗为韵,还学习了杜诗的一些句法。但杨万里学杜成就并不高。杨万里的"诚斋体"有着轻巧灵快的写作方式和机智活泼的艺术风格,有明显的宗唐倾向,他同其后的永嘉四灵等一道,代表了南宋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向唐诗的复归。

“格物致知”和“诚斋体”——理学、禅学对杨万里文学思想的影响

南宋诗人杨万里身兼理学家和诗人的双重身份,他在潜心学术的同时,不仅接受了理学“格物致知”的认识方法,而且更加注重将“格物致知”中所蕴涵的诗性观念与诗歌创作在思维和审美领域里沟通起来。此外,理学的“格物致知”思想与禅宗的参悟精神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二者共同作用于杨万里的创作思想,这就使得他既固守理学精神的根基,又以禅宗的参悟精神去激发自己的创作灵感,改变传统的艺术思维方式,从而把宋代特有的文化品格与诗歌的审美特质和艺术规律融合在一起,以独特的视角去对待宇宙自然,并最终形成了“诚斋体”重机趣、主活法、重幽默的诗学风貌。

论“诚斋体”中的饮食题材

饮食类题材在中国诗歌史上早已有之,在重视日常生活的宋人笔下发展到顶峰。"中兴四诗人"之一的杨万里开创了"诚斋体",为改变诗风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和探索。在"诚斋体"中,香茗、酒酿、水产品、各色小吃纷纷入诗。饮食类的主题是探究宋人以俗为雅的诗学观和评价"诚斋体"的特点及表现的一个重要视角。

诗歌审美范畴的全新开拓——论“诚斋体”主于“趣”

从宋代至明清,"趣"在诗歌审美中的地位逐渐提高。"诚斋体"之所以呈现出不同于典型唐音、宋调的鲜明艺术特征,根源正在于杨万里的诗歌在情、理之外,全力开拓和表现新的审美范畴——"趣"。也因此杨万里特别重视触景得趣的"兴"诗法。"诚斋体"美在机趣,诗歌便相应具有笔法曲折、思致新奇的表现特征;不过以"趣"为诗歌审美核心也给"诚斋体"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局限。

论“诚斋体”对南宋诗风的转关作用

杨万里是宋代诗坛扭转风气的诗人,其“诚斋体”是建立在对“江西诗派”批判基础之上的一种崭新诗体。它“新”“奇”“活”“快”的诗歌特色及“向自然和生活要诗”的诗歌创作途径极大地影响了南宋诗坛,为南宋诗歌迅速摆脱“江西诗派”的诗风笼罩,走向现实人生起了关键作用。由于他早年学习“江西诗派”,所以“诚斋体”对它的反拨也就格外的明显,特征也就格外地突出,在诗坛上的地位和作用也就尤为独到。

别眼看天公:理学观照方式对“诚斋体”诗的影响

南宋诗人杨万里也是一个造诣颇深的理学家,理学的观照方式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物吾与也"的影响下,他的"诚斋体"诗广泛运用拟人手法,建构了一个具有生命灵性、知觉情感的自然世界;"格物穷理"的观照方式则住他于具体细微的意象中揭示自然生生不息的造化之妙,诗中充满了无限的勃勃生机。

事境之活:诚斋体的另一种解读

本文尝试用事境分析的方法来解读杨万里的诚斋体诗歌。认为比起＂意境＂,＂事境＂分析更能展现诚斋体的特色。诚斋体具有鲜活的事境,诗人善于从自己的体验出发,对动态过程进行细致展开,通过丰富生动的细节营造出一个亲切可感的事境,并在每首诗的独特事境中将诗人的体验交付给读者。事境分析是一种可行的诗歌解读的方式,对于认识古典诗歌叙事传统有积极的意义。

“格物致知”对“诚斋体”诗学品格的影响探析

南宋诗人杨万里身兼理学家和诗人的双重身份,他在潜心学术的同时,不仅接受了理学“格物致知”的认识方法,而且将“格物致知”与诗歌创作在思维和审美领域里沟通起来。他所创立的“诚斋体”,最大的特点就是以自然物象为主要的审美对象,并以独特的视角去对待宇宙自然。“诚斋体”的这种审美特质与“格物致知”在本体论、认识论中所体现出的美学意蕴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力图通过“格物致知”与“诚斋体”之间关系的一个侧面,表明文化学术思想经过诗人这个中介,可以化为诗人的人生态度和人格精神,并经过心灵与情感的融会,成为审美化的诗性流露,杨万里则充分体现了这一中介作用。

“诚斋体”的形成与杜诗的内在关联

宋代诗人受杜甫的影响很深,诗坛大家无不受其沾溉。中兴诗坛盟主杨万里钟爱杜诗,杜诗对其影响显见。探究杨万里与杜甫及杜诗之关系,对研究“诚斋体”独特诗风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具体讨论杨万里对杜诗的喜好程度以及杜甫诗风对杨万里创新求变,形成具鲜明特色的“诚斋体”的启示意义。杜甫晚年的草堂、夔州的写景咏物的诗歌,是杨万里走出江西,走进活泼自然的学习范本;杜诗跌宕曲折的精巧构思和含蓄蕴藉的深远意味对“诚斋体”艺术表现手法也不无启示。

古典诗歌审美传统的大突破——论“诚斋体”的变雅为俗

"俗"是"诚斋体"审美特质构成的重要因素。"诚斋体"诗歌语言白俗,因为杨万里大量使用白话口语入诗,并且接受民歌句法影响;诗歌题材常俗,以日常情景为主,显示出对重大庄严题材的回避倾向;诗歌情趣谐俗,不同于诗歌传统的典重高雅。"诚斋体"的大"俗"之美突破了古典诗歌的审美传统,故始终难于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