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身氛围对老年人锻炼后健身体验情绪的影响

为观察健身氛围对老年人锻炼后健身体验情绪的影响,从城市养老院筛选70-79周岁老年人90人,随机分为个人组和集体组。个人组采用独自健身走的方式,集体组则采用集体健身走的方式。采用“体育锻炼后情绪体验量表”分别对两组老年人健身体验情绪进行测评和比较。结果发现:第1次锻炼后,集体组锻炼后情绪体验量表评分明显优于个人组(P<0.05);持续锻炼2周后,个人组两次评分无明显差异,而集体组的评分却明显优于组内第1次锻炼后,以及个人组相同时间点的评分。可见,采用相同的锻炼内容,老年人集体活动的健身体验情绪要明显优于个人独自活动,并且随着锻炼时间的延长评分差异越加明显。不同形式的健身锻炼氛围会对老年人的情绪体验产生明显影响,这应与老年人惧怕孤独、渴望交流的身心特征有关。

恐惧还是愉悦?娱乐恐惧空间的情绪体验研究

恐惧通常会让人逃离,但恐惧的娱乐活动又经常能吸引人们参与,这就是恐惧悖论。文章通过邀请受访者参与虚拟现实恐怖游戏后接受深度访谈,借助情绪认知评价理论研究个体在娱乐恐惧空间中的情绪体验过程,以回应恐惧悖论。研究表明,游客在游戏中的情绪唤起源于对外部刺激的认知评价。该认知评价过程可分为初评价和次评价两个阶段。在游戏初期,游客在接收到恐怖刺激后会应激性地产生初评价,判断自己正处于危险环境中,从而唤起强烈的恐惧与惊奇情绪。随着时间与行为适应,游客会逐渐通过次评价形成一个安全性保护框架,并沉浸到游戏中,产生恐惧、惊奇、愉悦、兴趣并存的情绪状态。由此,文章构建出个体在娱乐恐惧空间中的情绪生成与转化过程框架,揭示了恐惧与愉悦在其中的互动转化过程,同时证明了个体的认知评价与情绪体验在娱乐恐惧空间中存在一种动态互动关系,从微观角度丰富旅游休闲领域中关于情绪体验的研究。

拥抱生活体验,让情绪自由发声

亲爱的小同学:你好,最近的生活顺利吗?每天有什么样的心情呢?我身边的孩子们悄悄告诉我,他们有的因为校园里的一场比赛兴奋得夜不能寐,有的因为同学的一句玩笑话烦躁不已,还有的在学习上遇到了挫折,甚至由此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在这个生机勃勃、万物复苏的季节里,让我们一起谈谈该如何看待并应对这些情绪体验,让心灵的活力也在春光中充分地绽放吧。要知道,情绪是生理和心理的正常反应,它是我们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情绪意识对幼儿教师情绪体验的影响: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作用

目的:通过分析情绪意识、情绪调节策略与情绪体验之间的关系,探讨影响幼儿教师情绪体验的因素并揭示其内在作用机制。方法:采用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20)、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ERQ)和正性负性情绪量表(PANAS)对576例幼儿教师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幼儿教师情绪意识70.65±9.87分;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3.39±0.46分;不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2.82±0.48分;正性情绪体验3.14±0.67分;负性情绪体验2.45±0.69分。情绪意识与正性情绪体验呈正相关(r=0.33,P<0.001),与负性情绪体验呈负相关(r=-0.32,P<0.001);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与情绪意识及正、负情绪体验皆呈正相关(r=0.12,0.39,0.10;P<0.05),不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与情绪意识及正性情绪体验呈负相关、与负性情绪体验呈正相关(r=-0.36,-0.11,0.48;P<0.01)。适应性、不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在幼儿教师情绪意识与正性情绪体验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其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19.82%和22.08%;不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在幼儿教师情绪意识与负性体验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其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48.03%。结论:幼儿教师的情绪意识会通过影响其对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进而影响幼儿教师的情绪体验。

户外徒步旅游社会支持对参与满意度的影响--基于情绪体验的多重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社会支持主效应模型,参考社会支持量表、积极/消极情绪量表、参与满意度量表对650名户外徒步旅游者进行问卷调查。建构结构方程模型考察社会支持—积极情绪体验—消极情绪体验—参与满意度4变量影响路径。结果发现,户外徒步旅游社会支持、亲友支持、群体支持、积极情绪体验、消极情绪体验两两变量间存在显著相关作用;户外徒步旅游社会支持、群体支持会正向显著影响积极情绪体验;户外徒步旅游社会支持、群体支持会负向显著影响消极情绪体验;户外徒步旅游社会支持、群体支持正向显著影响参与满意度;户外徒步旅游积极/消极情绪体验在社会支持和参与满意度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户外徒步旅游积极/消极情绪体验在群体支持和参与满意度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增强情绪体验的智能沟通类产品设计研究

在体验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研究通过深入挖掘增强情绪体验的方法,设计出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用户远程沟通需求、培养亲密关系的智能沟通类产品。首先,文章通过用户研究,梳理不同年龄段用户的特点、沟通需求和设计要点;其次,将感官语言转译为情绪表达,帮助设计师梳理设计逻辑;最后,通过设计实践对以上分析研究进行验证。以期为增强情绪体验的智能沟通类产品设计提供参考,促进体验经济的蓬勃发展。

年轻乳腺癌患者罹癌后经历生育的情绪和支持需求体验

目的探讨罹患乳腺癌后经历生育的年轻患者的情绪体验和支持需求。方法采用现象学研究方法,对12例罹患乳腺癌后经历生育的年轻患者进行半结构式深入访谈,根据Colaizzi 7步分析法对原始资料进行整理分析。结果提炼出2大主题:(1)多方面的情绪体验:①备孕过程中的羞怯;②得知怀孕后的喜悦;③孕育过程中的忧虑;④成长过程中的害怕。(2)多维度的支持需求:①专业支持需求;②家庭支持需求;③同辈支持需求。结论年轻乳腺癌患者生育过程中经历着各种情绪体验,面临多种支持需求的困境。因此,应该在年轻乳腺癌患者生育决策过程中提供专业支持、强化同辈支持,构建有效的沟通渠道,提高患者的决策能力和决策体验,缓解患者的负性情绪体验。

法治社会的情绪体验:青年法治精神培养的关键动力

青年对法治精神的内涵理解包括懂法识法、信法尊法、守法用法三个层面,与法治精神的学理论述存在内涵与结构的差异。青年法治精神的情绪体验特征具有偏误性、动态性、可塑性和道德性四个特征。现行法治精神培养路径还存在着从认知到行动转换不佳的问题,亟须将情绪情感作为介质,形成“知—情—意”协同一体的青年法治精神培养进路。具体而言,青年需要建构以理性为内核的现实认知,避免盲从情绪对社会司法实践进行道德判断;塑造以感性为线索的价值认同,警惕过激情绪对法治精神反向解读;培养以行动为追求的践行策略,发挥情绪对践行法治精神的动员作用。

基于情绪体验的ASD儿童干预机器人造型研究

目的为提升ASD儿童干预机器人的训练效果,为教辅人员、设计师等提供参考,提出以ASD儿童情绪体验特点为基础的干预机器人拟人化造型特征评价方法。方法对市场上的机器人造型样本进行拟人度评分,并从中选取代表性样本;从20余项HRV指标中筛选出8项代表性指标,通过HRV实验收集数据;使用改进的PAD情绪量表获取ASD儿童情绪体验主观得分;通过逐步回归法筛选出对情绪体验得分影响较大的HRV指标;以HRV指标为自变量、情绪体验得分为因变量,建立回归关系,为ASD儿童干预机器人造型的设计和方案评价提供理论依据。结果研究表明,几何型机器人往往带来“放松的”情绪体验,类人型机器人会带来“高兴的”情绪体验,而真人型机器人则可能带来“焦虑的”情绪体验。同时,ASD儿童的愉悦度、唤醒度、优势度与HRV指标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结论将改进的PAD情绪量表应用于ASD儿童干预机器人的造型评价中,建立情绪体验和HRV指标之间的回归模型,为设计和评估适合ASD儿童的机器人提供了理论依据,更好地促进了ASD儿童干预机器人的发展。

叙事护理对广泛性焦虑障碍情绪体验及睡眠质量的影响

目的:分析叙事护理对广泛性焦虑障碍(GAD)情绪体验及睡眠质量的影响。方法:选取2023年7-9月在我院3个心理病区住院,并服用枸橼酸坦度螺酮的70例GAD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收入病区的顺序单双号分为两组,各35例。对照组患者进行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施叙事护理干预,比较两组患者睡眠质量、焦虑和抑郁情绪以及服药依从性情况。结果:干预后,两组患者HAMA、HAMD及PSQI得分均低于入院时,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MMAS-8得分均高于入院时,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叙事护理能明显改善GAD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以及睡眠状况,提升治疗依从性。

儿童情绪体验及情绪波动的类型——基于潜在剖面分析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低年级儿童情绪体验及情绪波动的类别,以及性别、是否独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人口学变量与儿童情绪体验及情绪波动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基本信息调查量表、日常情绪体验量表对华北地区某省一所小学三年级共560名儿童进行为期14天的追踪测查。运用潜在剖面分析法探讨儿童情绪体验及情绪波动的类型,采用多元逻辑回归分析析考察性别、是否独生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积极、消极情绪体验及情绪波动的潜在类别的影响。结论:1) 儿童积极情绪体验及情绪波动分为积极情绪体验高–波动小型与积极情绪体验低–波动大型,儿童消极情绪体验及情绪波动分为消极情绪体验低–波动小型与消极情绪体验高–波动大型。2) 是否独生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儿童情绪体验及波动潜在类别的主要预测因素。

美术展览中的情绪体验分析

通过分析“中国式风景——林风眠、吴冠中艺术大展”作品和策展思路我们不难发现,观众能够对展览主视觉色彩或参观动线设计产生不同的情绪体验,因此在美术展览中通过作品的慎重选择和展陈效果的精心设计引导观众进行情绪体验并使之达到更好的观展体验是完全可行的。这也是美术馆策展从业人员在未来的展览策划过程中需要关注的方向和深入研究的课题。

日常情绪体验对自我控制的影响——意识努力的调节作用

沉迷于电子产品所诱发的积极情绪体验严重影响青少年的学习与生活,引起社会各界高度重视。本文通过两项研究考察日常情绪体验与意识努力程度对自我控制的影响,并探讨其背后的内在机制。研究1采用问卷调查300名大学生发现,大学生日常情绪体验差异显著,且以积极情绪体验为主,同时低意识努力的情绪刺激源显著多于高意识努力的情绪刺激源;研究2在研究1基础上,进一步通过“意识努力”介入的方式对136名被试进行干预,结果表明大学生日常情绪体验对自我控制无显著预测效应,意识努力显著正向预测其自我控制,且高水平的意识努力在日常情绪体验与自我控制之间的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双减”政策下家长焦虑情绪体验的现象学研究

通过家长情绪体验的定性研究,探究家长焦虑形成的主要因素和文化背景。首先使用系统性综述中二次文献筛选方法,从现有文献中筛选出家长焦虑的34个案例,再采用意义识别和主题聚焦等Colaizzi研究步骤,收集影响家长焦虑情绪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是:1.家长焦虑来源主要是学生学业成就;2.周围父母和媒体宣传影响了家长教育观念,是加剧家长焦虑体验的最大外因;3.父母和子女的情感交流障碍是增加家长焦虑情绪体验的一个新因素。认为中国传统家庭结构、社会变革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中国家长焦虑的文化根源。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大学生的学业情绪体验及情绪调节策略研究——以二语写作中的“师生合作评价”为例

从积极心理学视角出发,基于控制—价值理论,运用学业情绪概念框架,以“师生合作评价”为情境,采用个案研究法探究三名研究对象在“师生合作评价”流程中的学业情绪体验及情绪调节策略使用情况。结果显示:三名研究对象在师生合作评价的不同阶段均呈现出复杂、多变、动态化的情绪体验;研究对象使用了情绪导向、评估导向、能力导向以及情境导向等情绪调节策略,且呈现出明显的个性化特征。

核心厌恶与道德厌恶唤醒与适应的特异性:来自主观情绪体验和自主神经活动的证据

不同诱发物引发的厌恶情绪是否具有同质性目前存在争论。研究选择核心厌恶和道德厌恶图片为实验材料,以女大学生为被试,考察情绪诱发和适应阶段的主观情绪体验和自主神经活动变化。结果表明,(1)核心厌恶情绪下个体心率下降、心率变异性HF显著升高,在情绪主观体验和生理唤醒上出现适应性反应,表现为随刺激反复出现,厌恶反应减少;(2)道德厌恶下个体心率显著上升,没有出现情绪适应性反应。研究结果支持了核心厌恶和道德厌恶情绪的特异性观点。

基于情绪体验视角的外语学习者同伴评语类型研究

本研究选取商务英语专业学生,基于社会构建主义理论以及控制价值理论针对《跨文化商务交际导论课程》进行为期一学期的过程性同伴互评实验。本研究以同伴互评评语为研究对象,探究外语课程中学生使用的同伴评语的类型。在评语类型调查中发现:认知维度中的委婉修正、指导建议以及元认知维度中的评估类评语在互评中使用较多,分别占总评语23.00%、15.90%、34.70%。除此之外,研究补充情感维度鼓励类评语,更新同伴评语类型的使用框架,对外语教学的实施有重要意义。

家长要掌握一些情绪调适的方法

家长拥有良好的自我情绪管理能力,不仅是良好亲子关系的保证,也是孩子安全感、归属感和价值感的来源。学会觉察情绪、评估情绪状态、看见情绪背后的信念、与不合理信念辩论、主动扩大积极情绪体验,是情绪管理的有效策略。孩子是从父母对待他们的方式中以及从他们犯错误时父母的反应中学会爱自己的。当家长在孩子出现行为偏差时没有因情绪上头而一味嘲讽、责骂孩子,而是冷静下来,从积极的角度看待事情,孩子也就有机会学习爱自己以及接纳自己的不足。

基于情绪体验的ASD儿童干预APP角色造型研究

目的 面对我国ASD儿童数量逐年上升的情况,为干预APP角色造型设计提供优化设计思路,提出一种基于情绪体验的卡通角色造型设计研究方法。方法 首先,结合文献从20余项HRV指标中筛选出8项代表性HRV指标,通过HRV实验收集8项指标数据;其次,结合改进的语义量表整理情绪体验得分;再次,运用逐步回归分析法筛选出对情绪体验得分影响最大的3项HRV主因子;最后,建立多元回归方程,探求情绪体验得分与3项HRV指标间的回归关系。结果 研究发现,ASD儿童对三类角色中的器物角色的情绪体验反馈最为明显,且具有方圆形主体轮廓和梯形、圆形组合部件的器物角色能够提高LF/HF、SDNN,并降低M–HRT,进而获得愉悦的情绪体验。结论 融合改进的语义量表建立情绪体验与3项HRV指标间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为ASD儿童干预APP卡通角色造型的设计与方案评价提供了理论依据,且符合ASD儿童情绪体验的角色造型设计能够激发儿童兴趣、提升交互体验、增强干预效果。

野战医疗所/队驻训官兵的应对方式在自我效能感与情绪体验间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野战医疗所/队官兵应对方式在自我效能感与情绪体验间的中介作用,旨在为开展特殊环境下野战医疗所/队驻训官兵的心理健康维护提供依据。方法采用自制驻训官兵一般情况调查表,正、负情绪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PANAS)、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SES)以及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对324例全封闭、高温环境下野战医疗所/队驻训官兵进行调查。结果324例官兵的一般自我效能感得分为(26.63±5.96)分,积极应对方式得分为(24.73±6.45)分,消极应对方式得分为(9.44±5.19)分,负性情绪得分为(18.77±5.17)分,正性情绪得分为(33.58±7.11)分。自我效能感与积极应对方式、正性情绪呈正相关,与消极应对方式、负性情绪呈负相关。积极应对方式与负性情绪呈负相关,与正性情绪呈正相关。消极应对方式与负性情绪呈正相关,与正性情绪呈负相关。应对方式在自我效能感与负性情绪间起部分中介效应,自我效能感能够直接负向预测负性情绪,且通过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2条路线的中介作用负向预测负性情绪。应对方式在自我效能感与正性情绪间起部分中介效应,自我效能感直接正向预测正性情绪,且通过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2条路线的中介作用正向预测负性情绪。结论驻训官兵积极应对方式有利于提升正性情绪,帮助其更好地应对来自训练中的负性情绪,减轻官兵的心理应激程度,从而提升心理健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