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牟宗三“即存有即活动”之要义

牟宗三在《心体与性体》中将宋明理学诸家划分为三个系别,而这个划分的标准主要就是本体是否为即存有即活动,这一点可以说是牟宗三撬动整个宋明理学思想大厦的一个支点,而对这个支点的论述就笔者所知还很有限。牟宗三认为,程朱学派与陆王心学都重视体验本体未发的表面相似实际上隐藏着巨大的差别。这个大关键就是因为一般体验未发没有点出未发也是活动的;这种本体层面的活动,与程朱所论的心气之心根据天理而发的经验层面的活动有本质的差异。因此,即存有即活动比起传统的体用论来更能揭示理学诸派别内部的实质特性。按照牟氏之理论,只要我们能在某个时刻真正除去私心成见,本心的活动就即刻拨云见日地呈现出来。所以,不只是只有顿悟了本心才呈现出来。牟宗三这种渐悟与顿悟的区分与禅宗慧能与神秀对本体的领悟很相似,极有可能是受到了他们在有关本体问题上争论的启发而提出了三系说。

杨时的“为道之方”刍论

杨时的学术思想上承洛学、下启闽学,为二程洛学和朱子闽学的衔接提供了必要的学脉渊源。介绍了杨时立志向道的行为和"倡道东南"的贡献,阐述了杨时"静中涵养,体验未发"的求道、悟道方法。

杨时修养论之层次脉理探微

中国哲学以心性之学著称,儒家哲学思想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十份强调心性修养的作用。而杨时的修养论上承洛学,下启闽学,且在修养论方面也为二程洛学和朱子闽学之间的衔接提供了必要的学脉渊源。从修养的层次脉理角度对杨时的修养论做一番梳理,并以此呈现其在本体论和工夫论方面的独到见解,以期为杨时思想的研究和当下个体精神修养的提升有所裨益。

杨时儒学思想探析

杨时儒学思想承二程,认为儒家有着孔孟宗传的道统,儒家圣学是求道、行道的学问。他以"无适而非道"来阐发程颢的道论,突出求道不离"洒扫应对"的生活伦常、行道即是"行止疾徐"的生活日用;在求道的工夫上,他综合程颐"格物"说、程颢"反身"说,而最终以"体验未发"的内向反身的直觉体验作为工夫要诀;他强调知止而至,在知的基础上须作行的工夫,他阐发程颢"诚敬"和"廓然大公"的工夫,强调"执中"的"精一"之功,其主要诉诸"尽其诚心而无伪"、"公天下之好恶而不为一己之好恶"的"直"的工夫。杨时等程门弟子阐扬洛学的努力,至其三传朱熹乃集其大成而为影响近世东亚文化甚大的朱子学。

李延平论“浩然之气”与“夜气”

孟子的“养气”工夫,自二程提倡以来,便成为理学的核心话题之一。朱子老师李延平的独到理解丰富和发展了这个话题。他极为突出养“夜气”的地位,而对“浩然之气”采取回避的态度。在他那里,“浩然之气”和“夜气”虽然都是人体内生之气经过义理规范、调顺出来的结果,但有着明显的区别:“浩然之气”是实践主体在“养勇”、应事的情境中出现,带着外发、刚硬的色彩;而“夜气”是学者明显思维、情感活动停息后自然呈现出来的,更具内敛涵养生发的品格。虽然“养夜气”、“体验未发”两项工夫相近,但前者更方便初学者下手。这正是延平主动引导朱子从事“养夜气”工夫的原因。

李侗对朱熹四书学的影响

李侗继承了杨时、罗从彦一系的理学,对朱熹的四书学和理学的形成都发挥了指导和启发的作用。本文分别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角度来论述李侗对朱熹的影响,展现了李侗在洛学发展为闽学过程中居于承前启后的地位。

试以朱熹心性思想解析《山琴况》“声中求静”琴乐美学命题

古琴音乐的审美典范经历了从写悲到求静的转变。十七世纪琴学集大成作品徐青山的《溪山琴况》明确提出了"声中求静"的命题。朱熹心性论思想导向一种功夫论倾向,观照作为原因性存在的"心之体",从而提升个体的德性修养,强化"性"在道德实践中的控制力。《琴况》所言"静由中出"的"中",正是"乐由中出故静"和"喜怒哀乐之为未发谓之中"的"中",指诸情未发之前心灵的状态。"声中求静"命题更深刻的含义即在音乐艺术实践中"体验未发"。

“去圣经中求义”与“只说文字”:一个理解《延平答问》中“章句训诂之习”的视角

学界一般认为,《延平答问》展现出了朱子浓厚的“章句训诂之习”,这体现出了朱子与延平为学旨趣上的差异,也使朱子最终没能深刻领会延平的“体验未发”之学。细绎朱子与延平交往过程的文献,“去圣经中求义”正是延平促使朱子归本儒学的关键教诲,而《延平答问》中的“章句训诂之习”正是朱子走上“刻意经学,推见实理”为学路径的体现。对朱子而言,“章句训诂之习”本身即内在于延平之教。在延平的教诲中,“终日相对静坐”紧跟的便是“只说文字”,朱子对道南学派“读书”的评述及其对静坐与解经关系的思考,印证了“体验未发”之学本身也具有丰富的经典诠释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