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作家奔赴延安前的文人心态——以何其芳奔赴延安的动因为考察对象

中国现代作家因人生阅历以及创作经验的不同,在奔赴延安前心态各异。洞悉中国现代作家奔赴延安之前的文人心态有利于进一步厘清中国现代作家文学道路嬗变的脉络和原因。在艾青、丁玲、萧军等奔赴延安的中国现代作家中,何其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何其芳奔赴延安之前有两种心态:一种是追求报告文学写作,想通过奔赴抗战前线收集资料撰写报告文学,以实际行动参加抗战;另一种是追求进步的心态与精神。这种体现是他抗战前作品中蕴含着“激进力量”和追求进步的热情。再加上吴伯箫、杨吉甫等革命友人的影响,加速了何其芳奔赴延安的过程。何其芳奔赴延安之前的文人心态或多或少地存在于其他中国现代作家中。这也说明,中国现代作家奔赴延安前的文人心态既有共性也有个性。

新诗内外的声音意味——以延安时期的“朗诵诗人”何其芳为中心

在1940年前后的延安朗诵诗运动中,何其芳及其新诗的多重声音意味有助于打破曾有的“何其芳现象”从文学到政治的二元对立观点,因此值得探寻:首先,其以《叫喊》为代表的诸多延安诗作充满声音意象,夹杂了何其芳在“明朗”政治色调之下的痛苦与困惑;其次,诗人在鲁艺晚会上以川话进行诗朗诵的方言策略,也因其曾有的“京派”体验彰显了其思想的多重内涵和复杂震荡;最后,在何其芳抵延前后,其朗诵诗理论构想的悖反,以及《夜歌》初版最终呈现的内部语言结构,都诠释了诗人关于文学理想的隐在姿态。

奈瓦尔“牵着龙虾”走进中国——奈瓦尔与何其芳之缘

从文学译介史和学术研究史的角度看,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诗人奈瓦尔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逐渐被中国读者所认知,而实际情况是,20世纪30年代,“奈瓦尔”早已借中国现当代诗人何其芳之“缘”走进中国:其悲凉凄惨的人生经历和离经叛道的人格写照被纳入中国现代诗歌之中,并作为中国现代诗歌中的重要意象———“牵着龙虾走在大街上”的诗人形象———进入现代诗歌的“流通市场”,成为特立独行却无力与社会抗争的“浪漫诗人”的典型写照。两位诗人相似的艺术旨趣,与其说是巧合,毋宁说是何其芳对奈瓦尔的一种“不露痕迹”的学习。奈瓦尔对何其芳的影响,不仅仅是普通诗人之间创作技巧方面的影响,更是精神境界和人生选择方面的重要影响,尽管这种影响表现为接受方有意的“抗拒”和“摈弃”。

晚年心事与诗情勃发——论何其芳的写诗、译诗与编诗实践(1959—1977)

在何其芳疾病缠身、政治受挫的晚年,他毅然爆发无限的诗情,倡导建立中国现代的格律诗。他努力创作了一批新诗,同时还写就诸多的旧体诗,并更为积极地译诗与编选诗集。这些或公开或未公开的诗艺实践,集中展现了何其芳的晚年心事。在写诗与评诗、新诗与旧诗、新诗与民歌以及外文与译文之间的悖论,导致其内在缠绕着深刻的苦闷与焦虑。不过,在始终如一的革命政治追求下,何其芳力求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虽然其结果不尽如人意,但在思想解放下整合独具特色的诗艺主张,彰显了诗人革命家坚定的生命理想与高度自觉的文化精神。

革命知识分子的“快乐”与“温情”:何其芳《夜歌》的听觉叙事

何其芳的诗集《夜歌》呈现了其初至延安时期“心境”的多重变奏,通过“听觉叙事”的角度和方式,讲述了他如何通过延安生活中所体会到的“快乐”和“温情”,克服长久以来的“寂寞”情绪,以及因繁杂的事务性工作而产生的“疲倦”之感,获得身心的全面安顿。前者来源于“相信人类有着美好未来”的乐观情绪,在延安高昂热烈的“歌唱”氛围中得以表达;后者则产生自“同志爱”,作为一种新型的“情感结构”,流淌于革命知识分子彼此间平等坦诚的“谈说”之中。何其芳带着这些宝贵经验成为一名“快乐的说教者”,给更多的延安青年以精神的鼓励和调适。

“我歌唱延安”:关于“青年何其芳”

何其芳的“延安道路”具有独异性,也具有知识青年成长进程中显现的共通性和相近性。在“文学何其芳”和“政治何其芳”作为区隔和分野的现有逻辑判断下,应该说何其芳深处延安语境中青年主体的身份认知和文化心理被遮蔽掉了,“青年何其芳”对延安的歌唱呈映出青年个体的成长趋向。文艺整风前,作为青年的何其芳,其创作活动体现“自述性”的个人色彩,创设文本隐含着其小资产阶级思想被加以改造的痕迹,青年主体的抒情和“青年何其芳”的成长诉求形成了一种同构关系。在《我歌唱延安》和《夜歌》的写作中,可以看到“青年何其芳”的前行进程,即政治的、艺术的、思想的和心理的相关因素都应被纳入到革命伦理的考察范畴内。“青年何其芳”的终点是走向“革命何其芳”。

诗化与造境——何其芳1930年代小说、戏剧综论

作为1930年代文学场域的代表性作家,何其芳在其小说、戏剧作品中呈现的诗化风格成为其标志性的文学姿态。在历史与现实的互动中,何其芳1930年代的小说、戏剧创作凝练为青春主题的书写形态,他将诗歌写作中的美学意象铺陈为短篇历史小说《王子猷》的诗意化历史情调,以诗作《预言》入小说的尝试丰富了何其芳的文学体验。戏剧《夏夜》在空间造境上以现实生活的时空为背景,着力构建“心灵的语言”,也为何其芳1930年代的文学探索提供了经验。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浮世绘》则延续了何其芳唯美的写作气质,又在反思自我与时代的关系上有所突破。

延安作家建国后的文人心态与文学道路——以何其芳1949年之后的现代诗创作为考察

何其芳在建国之后的文学道路虽受到政治和文化环境影响,但却未停止诗歌创作。何其芳在建国后现代诗的创作中倾向对《讲话》精神的贯彻,但他之前倾心的唯美主义的个人抒情并未在这些诗歌中完全消失,而是游离与徘徊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思想主线。从何其芳建国后的现代诗创作可以看出,中国现代作家经历《讲话》的洗礼后,加上复杂的文学生态语境,他们的文人心态与文学道路是曲折与复杂的。

何其芳“新月时期”的唯美诗艺

何其芳1929年至1931年间的诗歌创作明显模仿新月派,从诗的外在艺术形式到内在精神实质都与新月派诗歌高度相似,可称其创作的“新月时期”。在艺术形式上,其诗歌创作严格遵循闻一多提出的“三美”原则,同时也借鉴了“新月派”独有的“用对称的章节组织、按时间的进展写事物的变化”的行文章法,以及“戏剧性独白”的艺术手法。但这一时期的创作模仿并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而这一时期严格的格律训练孕育了他后期成熟的诗歌创作。

文学史视野下的何其芳新诗理论

何其芳新诗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新诗下了定义,其通过结合在诗歌创作实践中的感悟和对中西方经典诗作的学习和研究,从题材、情感、格律和语言四个方面为新诗作了定义,表现出对中国现代格律诗发展的设想和期许,也在学界引起争论。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研究何其芳的新诗理论,有助于梳理中国新诗从现代到当代的流变脉络和走向,也可以探究中国古典诗艺与现当代文学的碰撞与对话,更能展现一代诗人对于诗歌当代发展的思考与实践。

“白话文百人百论”十八 白话文百人百论之何其芳、吴兴华、郑敏

何其芳1936年7月《大公报》十周年纪念,主编文艺副刊的萧乾组织了一次评选,24岁的何其芳以散文集《画梦录》与卢焚的小说《谷》、曹禺的戏剧《日出》获得文艺奖金。评选委员会由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叶圣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徽因、沈从文、凌书华担任。颁奖者对何其芳的评价是:“在过去,混杂于幽默小品中间,散文一向给我们的印象多是顺手拈来的即景文章而已。在市场上虽曾走过红运,在文学部门中,却常为人轻视。《画梦录》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制作,有它超达深渊的情趣。”

“我最关心的是人间的事情”——论何其芳的《星火集》《星火集续编》

从《星火集》中的文章看,何其芳已经不仅仅是评论这个世界,而是按照《讲话》的精神用实际行动进行文化宣传和统战,是个人与现实的融合过程写照。《星火集续编》更是将自己完全融入现实世界斗争中,批判现实,揭露国统区的黑暗。从《星火集》到《星火集续编》可以清晰地看到何其芳思想的嬗变,这是一个自我融入现实、最终与现实完全融合的过程。

1944年何其芳、刘白羽与郭沫若会面时地考

1944年何其芳、刘白羽来重庆与郭沫若会面的时间、地点问题始终没有被梳理清楚,这是因为研究者们忽视了对史料源的辨析。其中,刘白羽回忆录就在有关此事的记叙上出现许多讹误。而由郭沫若行迹、阳翰笙日记、胡风书信等史料皆可证明,何、刘初会郭沫若的时间应是5月,地点应是位于重庆市区的天官府而非赖家桥。

“何其芳现象”研究史述评

自1980年代末以来,有关“何其芳现象”的研究已有三十余年的历史,学界围绕这一问题所展开的学术探讨随时间的推移呈现出不尽相同的风貌。如果说最初的讨论主要聚焦于政治因素对何其芳文学创作形成的消极影响,站在“审美主体性”的立场上批判“文艺为政治服务”等文艺理念的话,那么,21世纪以来,研究者们更加关注何其芳“转向”前后文艺思想的延续性问题,并由此出发,对“何其芳现象”这一概念本身提出了质疑。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对“何其芳现象”研究史进行回顾与总结,既可以对以往的研究成果及其发展脉络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同时也可以为推进何其芳研究提供相应的借鉴。在此基础上,对何其芳“转向”前后心态的分析,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何其芳现象”这一文学史概念本身所包含的意义生成机制及其理论限度。

我所接触的何其芳、蔡仪先生--钱中文先生访谈

钱中文,生于1932年,江苏无锡人。1959年肄业于莫斯科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荣誉委员,曾担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长、国际文学理论学会副主席、《文学评论》主编等职。主要代表作有《文学原理--发展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文学理论--求索与反思》等;论著汇编有《钱中文文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8年,四卷)、《钱中文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五卷)等,译著长篇小说《现代牧歌》([俄]谢德林著,合译)等。先后主持主编《文艺理论方法论研究》《文学理论:回顾与展望》《文学理论:面向新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以及《文艺理论建设丛书》(7种)、《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36种)、《读世界》(6种)等;主编学术集刊《中国中外文艺理论研究》《中外文化与文论》,主持翻译出版《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14种,合作)、《巴赫金全集》(三版,七卷)。

何其芳散文中的灵魂独语

散文《画梦录》是通过改写古代故事并赋予其现代意义来抒发作者的瞬间性心绪,《丁令威》是对所选道路命运般的后悔,《淳于棼》是诉说对梦中世界的留恋却不被理解的失落,《白莲教某》是试图反抗压制理想的社会权威并追寻心之所向。何其芳的梦境与想象承载了一个孤独而倔强的灵魂。

对“何其芳现象”的思考

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上,何其芳是一个典型式的人物。“何其芳现象”不仅仅是简单的“思想进步,创作退步”的问题,应该多角度地看待它。本文从文学写作的历史语境和文化性格的视角对“何其芳现象”进行辨析。

何其芳早年佚诗《招》及其他

何其芳是新诗史上的重要诗人,他的作品的搜集整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2000年蓝棣之先生编辑了《何其芳全集》,但全集难全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笔者在资料查找过程中,发现了何其芳发表在《西湖文苑》上的早期佚诗《招》并对《招》的艺术特色作了简要分析。还发现了何其芳抗战期间创作的歌词《追悼左权同志》,以及其他几篇全集未收录的诗文、书信等。

何其芳诗歌与“何其芳现象”

何其芳初登诗坛时的诗歌有着赤子般的情怀,用孩子的眼光和心灵写成的诗,没有被"他者"异化,具有重要美学价值。1938年到延安后,诗歌创作发生了变化。1942年后,何其芳转型,却始终绕不开文学的追求,并且在文学艺术上不断进行探索,不断总结反思。分析有着一定普遍性的"何其芳现象",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简单归结为"思想进步、艺术退步"。

选本数据与“何其芳现象”重审

通过梳理、考察1940年代以来不同时期文学选本收录何其芳诗歌的情况,我们从选本维度探寻出何其芳前后期诗歌的传播轨迹与阶段特征。在选本里,何其芳的前后期诗歌都受到了选家的青睐,这与学界所提出的"思想进步,艺术退步"的"何其芳现象"似不吻合。文化思潮、阅读语境、审美期待以及诗学建构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致使关于何其芳诗歌的阅读焦点过于分散,何其芳诗歌的"经典作品"尚未遴选出来。大半个世纪里,何其芳诗歌的选本收录数据为重新审视"何其芳现象"提供了新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