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汪精卫与“何梅协定”

1935年日军制造河北事件,逼迫华北当局将原东北军于学忠部、中央军、河北省党部等撤离河北,并予以书面承诺,形成"何梅协定"。蒋介石为了维护其形象与声誉,刻意避免与日方直接交涉,之后又因相关资料的拆分整理,以致长期将"何梅协定"的责任归咎于何应钦,而何应钦则不敢自辩,只能否认"何梅协定"的存在。梳理蒋、汪、何当时的来往电文,不难看出何应钦是河北事件和"何梅协定"交涉的执行者,而蒋介石、汪精卫则是幕后的决策者,将"何梅协定"的责任归咎于何应钦背离了历史事实。

何应钦有关“何梅协定”电文四件

本馆所藏1935年《何梅协定》前后何应钦致刘湘等人电文四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特予刊布,供研究者参考。

何梅协定前夕汪精卫致孔祥熙密电一件

何梅协定前夕,行政院长兼外长汪精卫致电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转告对日交涉情形。该电文主要表明了汪氏对日态度及蒋汪之间在对日外交上所达成之默契,同时说明了东北军五十一军在何梅协定前即已确定调往陕甘。这些对于研究此期中日关系及华北问题颇具参考价值。

“何梅协定”后国民党内外政策的转变及其影响

“何梅协定”是1935年7月时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的何应钦和日本驻华北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达成的一个旨在谋求华北政权特殊化,为日本侵吞华北作铺垫的协议。它的出现在整个华北事变中具有标志性意义,完全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吞灭华北的阴谋,进一步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本文试图从“何梅协定”产生的背景、原因、影响以及国民党对此的反映等方面,对国民党从华北事变到国共合作期间内外政策的转变作初步的探讨。

何梅协定中梅津备忘录第二部分的内容何时出笼

1935年夏出笼的“何梅协定”,是由6月11日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的名义,递交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华北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的“备忘录”(日文称“觉书”)和7月6日何应钦的复函构成的。“备忘录”的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中国方面对于日本军曾承认实行之事项”,开列了双方自5月以来交涉过程中由日方提出并经何应钦承诺的八条;

《塘沽协定》与“何梅协定”之辩析

1933年5月,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兼代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应钦的全权代表与日本关东军的全权代表签订了《塘沽协定》之后,以实现“华北自治”为目标的“何梅协定”的出笼不过是迟早的问题了。但时至今日,《何梅协定》之有无以及如何看待这一协定,无论是大陆、台湾还是日本的史学界,依然歧议纷呈。因此,有必要将《塘沽协定》及“何梅协定”这两个臭名昭著,实质上是因与果或始与终但表现形式不尽相同的条约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了解日本侵略者为了扩大侵略而不择手段的种种卑劣行径,以及国民党政府为了反共和排斥异己而一步步陷入卖国妥协深渊的并非完全甘愿的丑恶嘴脸;对“何梅协定”得出一个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从长城抗战到《何梅协定》 “华北特殊化”,日本人步步紧逼

东北沦陷后，关东军磨刀霍霍，将侵略的魔爪逐步伸向华北。南京国民政府的核心利益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失去东北还能勉强忍受，毕竟中间隔着华北，如果华北有失。华中就会暴露在敌人的炮口之下。日本人文攻武吓，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人选择“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甚至不惜牺牲一部分国家权益，试图换取“安内攘外”充裕时间。

从胡白事件到《何梅协定》:蒋介石对华北事变的处置

1935年5月至7月之华北事变,是日军企图侵占华北的重要一环,蒋介石由"委曲忍让"而"隐忍至此"。一方面,他要集中精力解决西南问题而对日"委曲忍让",由何应钦出面对日交涉。他指示何应钦对于日军提出的于学忠等人撤职、中央军撤出华北等一系列问题以"自动实行"方式加以接受,不能给予"任何书面之承诺",出现了特殊的外交文件《何梅协定》。另一方面,蒋介石只能"隐忍至此",对于日军要求将停战区扩至平津地区、华北人事等附带事项须按照日方意思处理等问题拒绝接受,并考虑下"最后之牺牲"的决心。何应钦比较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处理方针,日军因基本企图得逞而表示河北问题"告一段落"。蒋介石认为自己有效地应对了华北事变,并认为比起处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来说较易些。

“何梅协定”之辨析

时至今日,《何梅协定》之有无以及如何看待这一协定,无论是大陆、台湾还是日本的史学界,依然歧议纷呈。因此,有必要将《塘沽协定》及“何梅协定”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以求得出一个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关于“何梅协定”的几个问题

1935年6月——7月间,由国民党政府代表何应钦与日本帝国主义代表梅津美治郎秘密达成的所谓“何梅协定”(以下简称“协定”),是国民党反动政府投降卖国的罪证之一。但是,从当年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到今天的台湾当局,一直否认该协定的存在,想以此开脱历史罪责。另外,史学界对该协定的某些提法,

所谓“何梅协定”——兼论“安内攘外”

九一八事变后,迄七七事变前,“剿共”与“抗日”是国民政府面对的两大难题,在当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及行政院长汪兆铭的主导下,国民政府采行了“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对内积极布置,进攻苏区,欲期一举消灭红军;对外面临日本分离华北的侵略行动时,则一再退让妥协。“华北外交”招致当时舆论诸多批评。

“何梅协定”为何用引号?

细心的同学会注意到 ,高中教材《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讲“华北事变”一目时写到 :“国民政府派何应钦同日本华北驻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谈判 ,达成‘何梅协定’。”“何梅协定”到底是怎么回事?教材为何说“达成”而不说“签订”?对这一专用名词为何用引号而不用书名号?其中原委有必要弄清楚。1935年5月 ,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 ,收买刺客 。

近代黄泛之源:1938年花园口决堤原因探索

1938年花园口决堤不是偶然的 ,有一个前期酝酿和思想积累的过程 ,有远因 ;中日双方在豫东地区战争形势的急剧变化加速了这一谋略的实施 ,是个加速器和近因 ;

论七七事变前后的河北省国民党

《何梅协定》生效后,在河北省,有的县国民党组织依然暗里存在,且党员也有秘密活动。七七事变后,河北省城市大多沦陷,乡村大部又逐渐地被中共所控制,政局动荡急剧变化,所以河北省国民党员分化严重,党员活动变得更加复杂。国共合作抗日时,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内,国民党党组织在中共的帮助下得到恢复和发展。

“冀察政务委员会”考辨

“冀察政务委员会”考辨王建科（解放军工程兵工程学院政治教研室讲师南京２１０００７）在日本侵华的华北事变中，曾出现过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机构。关于它的由来、内部成份、所作所为、与日本的关系及存废演变等，以往论著涉及甚少，多系语焉不详。本文拟对该机构...

德国总顾问法肯豪森关于中国抗日战备之两份建议书

1935年5月至7月,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迫使国民政府与其达成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使河北、察哈尔两省主权大部分丧失,中日战事步步临近。8月间国民政府德籍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就抗日问题向蒋介石汇呈了关于应付时局的建议,阐明了他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些建议经以后的战争实际证明是可行的。虽然法肯豪森以及其他一些德国顾问帮助中国进行抗日准备只是代表了他们个人的态度,并且明显违背了纳粹德国军政当局的指令,但他们的这些活动仍然是研究中德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现特将法氏关于中国抗战两份建设书公布于后,以供研究者参考。

《想北平》的特殊情感

老舍先生写过《想北平》《我热爱新北京》《北京》等多篇内容与北平、北京相关的散文。想北平、爱北京,是其散文的基调。老舍先生在1951年1月写的《我热爱新北京》中写道：＂我已经十四年没回来过了。虽然别离了这么久,我可是没有一天不想念着她。不管我在哪里,我还是拿北京作我的小说的背景,因为我闭上眼想起的北京是要比睁着眼看见的地方更亲切,更真实,更有感情的。＂

试论三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

三十年代中期,国统区文化界,围绕着如何建设中国新文化,展开了一场论战。本文兹就本位文化问题,略论一二。一、中国文化建设运动前的中国社会三十年代前后的中国社会,特点是动荡不宁,处于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首先,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东北沦陷,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秋。而国民党反动政府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之策,相继与日签订“塘沽协定”、“何梅协定”,激起国人强烈反对。于是在文化界,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成立,一大批救亡刊物的出版,说明民众抗日反蒋的要求越来越高。其次,继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影响愈来愈大。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理论界相继爆发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社会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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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不仅是我国的国庆日,也是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和三大红军主力胜利会师的伟大纪念日。红军在长征途中召开过许多重要会议,首推中央红军(又称红一方面军)召开的遵义会议;

老舍“特殊”在哪里——重读老舍的《想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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