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棉业统制政策

为确保抗日战争的物资供给,国民政府内迁至重庆后的首要任务便是动员上海的资本、工厂内迁。然而由于战时需求陡增,上海的纱厂获得了空前利润。此时内迁至环境恶劣的国统区违反了资本家的意愿,实现起来困难重重。后方地区生产设施短缺,加之战后沦陷区民众内迁,日本封锁内地经济,国统区棉制品需求激增,进而引起了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于是棉业统制成为国民政府战时经济统制的核心,通过农本局、平价购销处、物资局等机构推行统制政策,投放储备棉,欲藉此保障供给、平抑物价。然而资本家不仅不积极配合,反而勾结投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更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封锁,花纱布价格飙升,黑市猖獗,市场一片混乱,国民政府对棉业的控制流于失败。由此可见,抗战时期的国家权力和纺织资本家之间存在着激烈矛盾,从那时起,资本家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和协助就已经开始动摇。

1942年陕棉征购风波

当时,国民政府统治区内的棉产地主要集中在四块地方：陕豫区、襄樊区、湘鄂区和浙东区,其中尤以陕西的关中一带,是后方各省用棉的主要源产地。物资局督促农本局在1942年收购原棉30万市担,农本局分配到陕豫区24万市担,由此可见,能否控制陕西棉花市场,成为物资局管制花纱布成败的关键。抗战中期,国民政府统治区域内的物资日渐匮乏,物价飞涨。

毕云程、穆藕初的君子之交

穆藕初是当年上海滩著名实业巨子、民族精英、中华先贤;毕云程是从乡下到上海当学徒的清贫学子、有志青年。穆先生爱才如子,毕云程求知似痴。由于两人都有爱国自强的报国理念,崇尚学问,蔑视权贵,恪守诚信,几十年中时分时合,分而不离,友谊长青。为世人留下美好的人生回忆……

郭沫若张治中论争“长沙大火”

1948年8月25日,香港《华商报》“茶亭”副刊,开始连载郭沫若的长篇自传体散文。这部名为《抗战回忆录》的文字,讲述的是作者在上海、南京失守后,从准备保卫大武汉到放弃大武汉那一个时期的经历。在写到长沙大火,退驻桂林,准备撤退到重庆时,郭沫若将离开香港。

带着累累硕果迈进新中国——缅怀革命文艺的先驱者与领导者阳翰笙

阳翰笙（1902~1993年）,复姓欧阳名本义,1924年秋入上海大学更名欧阳继修,1933年取笔名阳翰笙,四川宜宾高县罗场人。从15岁开始,阳翰笙走出家门到宜宾、成都、北京、上海求学,得吴玉章、王右木、陈毅等指导,走上革命道路,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教官,参加南昌起义任师党代表、起义军总政治部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