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期江南士人心态之形成——以何良俊为例

何良俊的《四友斋丛说》历来为研究明史者所看重，但对于何良俊其人的研究，目前学界还不够重视，甚至存在着误读。本文从其书斋名“四友斋”的正确解读入手，进而探究处于明代中期的江南名士何良俊的复杂人生心态。

明代诗文的功利化趋势——嘉靖、隆庆文人何良俊诗文解读

在唐宋诗文成就的重大压力下,明代文人虽努力使诗文创作恢复唐宋盛世面貌,然诗文仍无情的受到清代文人的讥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明代诗文功用的转变原因不可忽视。奉和、雅集、题画之诗充斥明人诗文集,不幸的是此类诗歌仅仅成为日常雅致生活的点缀及交往的媒介;文章之中的代笔、请托之作更是比比皆是,文人往往借此显己扬名、赚取润笔,所以文章的衰落也就在所难免。主要生活于嘉靖、隆庆年间的松江文人何良俊即为其中的典型。

何良俊、吴承恩交往述略——为《西游记》作者研究说一背景解一疑团

何良俊在文中是一个符号,他代表的是明嘉靖中后期活跃在南京附近、经常诗酒唱和的一批江南文士,被称为金陵六朝诗派或“金陵社集诸诗人”(钱谦益语)。这批文士生活环境相近,人生意气相投,诗文风格相似,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吴承恩在嘉靖三十三年后编入南京国子监坐监的数年间,参与了这批文士的若干活动,形成了一段独立的人生体验。把吴承恩这段期间的诗文与其另外不同人生阶段的情感宣泄相比,可以明显看出吴承恩道义情怀的阶段性,可以更突出他在青壮年时期那激情慷慨、嫉恶如仇的创作阶段,也可以看出他晚年经过岁月沉淀后鉴戒人生的老练沉静,对于深刻理解《西游记》会有帮助。

何良俊及其《何氏语林》新探

明代是《世说新语》刊刻、续仿、评点和研究的兴盛期。《何氏语林》的出现,更是直接推动了晚明的“世说热”。作为吴中名士圈中的重要人物,何良俊为人颇有魏晋风度,而其思想旨趣,则以经世致用为职志,深具儒家淑世情怀。其所撰《何氏语林》,作为明代最重要的“世说体”仿作,对《世说新语》体例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其后“世说体”仿作,无不规模其书,而其立足孔门圣教,祖述经史,匡时济世之大志,则鲜为人知。事实上,折中儒道,回归经史,恰是此书最为重要的思想特质。

明代吴中诗文价值解读——以何良俊诗文创作为例

"诗言志,诗言情"是诗歌的最主要功能,然而后世之人自觉不自觉地把二者做了高下之分:言志之作往往得到更高的评价,而言情之作则往往受人冷漠。明代中期诗坛可谓上述情况的最好注脚:复古诗人、诗作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当下都受人青睐,而处于同一时期的吴中诗人群体则极少受人关注。然而实际上吴中诗人雅致的生活情趣,以及反映在诗文中的日常生活主题,对思考如何缓解我们当下日益繁重的生活压力不无裨益。

从“妓鞋行酒”看嘉、隆士人何良俊心态

何良俊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恐怕要数其隆庆年间的"妓鞋行酒"事件了。今天看来,"妓鞋行酒"本身并无夸耀之处,然任何行为方式往往是人深层心灵的外化表达或异化显现。何良俊妓鞋行酒的背后恰是其一生自炫、自卑、自信等矛盾心理在晚年的一次集中显现。

何良俊著述版本传播及其文学思想考论

何良俊是明代中后期一位通才,博闻强识、学识渊博,其成就可与同时代的杨慎、胡应麟、王世贞等相提并论。其著作有《何翰林集》、《四友斋丛说》、《语林》等,版本众多,广为流传。其文学主张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深远。

论何良俊的戏曲学理论——以其《曲论》为研究中心

何良俊的《曲论》是明代17种"戏曲论著"之一,其中所蕴含的戏曲学理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注重戏曲文辞的"本色说";二为提倡"情意独至"的"情辞说";三即追求艺术精细度的"声律论"。

何良俊曲论的思路及其价值

何良俊是明中叶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他的曲论虽文字不多,但内容丰富,思路清晰。关于声音、政通与曲律三者间的关系,他有着宏观的视野:从“元曲四家”的辨析到深入思考《西厢记》,并以此为思维框架最终突显了郑光祖;何良俊在那个时代率先深入区分了《琵琶记》《拜月亭》,其结果在于深入探寻了本色,从而呼应了他本人以标举郑光祖为平台,所探寻的多层面性情本色的本真。

嘉、隆江南士人生命一瞥——何良俊仕隐心态探析

作品是作者心灵的记录,也是今人研究作者思想的窗口。何良俊的作品及生平事迹告诉我们,他的仕隐心态在入仕前后有明显的不同:入仕之前,仕隐冲突主要来源于志向与吴中隐逸传统、屡试不第无奈之间的矛盾,而其弟何良傅的中试使其背负的兴复家族的重担陡然减轻,乡间悠闲的生活使其仕进之心慢慢消退;入仕以后,青年时代的经国报复与官卑言轻的现实,又使隐逸成为何氏的理想,其时的诗歌又反复申说着对于归隐的欲求。

何良俊生平几个重要节点考辨

作为中国古代著名戏曲理论家、书画鉴赏家的何良俊,其生平由于缺乏详细资料,今人对其的了解仍然甚少。并且,一些看似已成确论的地方或仍模糊不清、或存在理解错误。如生卒年,入仕、致仕确切年月,寓居苏州的具体情况等。厘清关乎何良俊一生重要的几个时间点,对我们更好的研究何良俊其人以及其戏曲、书画思想都有很大益处。

明嘉、隆时期佛道思想的日常化——以松江士人何良俊为例

儒释道三家思想在历史的长河中,虽各自沿着自己固有的轨道前行。然而具体到个人身上,尤其是思想较为自由的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身上,则融合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生活于明嘉、隆时代的松江名士何良俊,既重经又崇佛重道。儒为其一生立身根本,佛道则为养性之具。不同的是,他把佛道的精义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使其不再神秘、令人敬畏。

何良俊诗文品读

今人对何良俊的了解大多停留在其不多的戏曲理论上,然而作为嘉靖、隆庆时期的松江名士,何良俊更多的是以渊博的知识、优美顺畅的文章名震江南。从传统的功用主义评价系统来看,何良俊所作诗文很难跻身一流行列,但其中一些描写自己日常生活和内心感受的小诗与小品文多有可读之处:或能饱蘸深情,展示人性中的美好一面;或借助自身卓越的美术修养,把日常自然景物描绘得如诗如画,给读者婉丽清新之美感;而晚年之作又多如涓涓细流,平易自然、明白流畅。

何良俊著述辨疑

《四友斋丛说》是当今学者研究明代中后期江南社会的必备参考书,然而该书中存在的讹误至今尚无人注意、指出。讹误主要是:所述事件发生时间错误,转引或脱文和刊刻之误。《书画铭心录》因无单行本存世,因而学者只知有其作,对所载内容不甚了解。尤其是书中所载几位藏家的真实身份,今人至今无人考证。何良俊诗文集,今仅见《何翰林集》二十八卷。然据明清藏书目录所记,何良俊尚有《柘湖集》、《清森阁集》二集。考证得知,《柘湖集》与《何翰林集》为一书二名,《清森阁集》所收诗文虽与《何翰林集》多有重复,但应为何良俊早年另一诗文集。

志在兼济,行在自适——何良俊的生命形态

嘉靖、隆庆五十年,是明王朝从盛世走向没落的转折点。士人素有的历史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使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松江士子何良俊,难以超脱历史的羁绊,以至于他心忧天下,经世致用。身食俸禄,服务于国家;闲处乡间,造福于桑梓。同时,他又享受着江南繁华的生活。游弋园林,赋诗饮酒,听琴观曲,挥毫泼墨成了他晚年生活的主旋律。兼济的热情与自适的追求成就了何良俊别样的生命心态。

论作为藏书家的何良俊

明代何良俊以博学多才名闻江东,这与其酷爱藏书不无关系。父辈存书的遗留,为何良俊藏书奠定了基础;家中刻坊的便利、对书籍不遗余力的购买,更是极大地丰富了他的藏品。何良俊一生所交多书画、藏书名家;朋友之间的相互交流,不仅丰富了藏品,更提高了其书画鉴赏水平。藏为所用,是何良俊藏书的主要准则。作为有明一代著名戏曲理论家,他特别留意对金元杂剧的收集和整理,并把一些珍贵藏品刻印,以惠泽后人。然好景不长,先是倭寇焚毁藏书楼,大部分书籍归于祝融;后又因家境渐落,不得不鬻书以存。其中,书画藏品多为好友朱大韶、项元汴所得。

明中期士人心态之形成——以何良俊为例

何良俊的《四友斋丛说》历来为研究明史者所看重,但对于何良俊其人的研究,目前学界还不够重视,甚至存在着误读。正确解读"四友斋",有助于我们探究处于明代中期的江南名士何良俊的复杂人生心态。

何良俊著述辨疑

《四友斋丛说》是当今学者研究明代中后期江南社会的必备参考书,然而该书中存在的讹误至今尚无人注意、指出。讹误主要分为三类:一、所述事件发生时间错误,二、转引或脱文,三、刊刻之误。《书画铭心录》因无单行本存世,因而学者只知有其作,对所载内容不甚了解,尤其是书中所载几位藏家的真实身份,至今无人考证。何良俊诗文集,今仅见《何翰林集》二十八卷。然据明清藏书目录所记,何良俊尚有《柘湖集》、《清森阁集》二集。考证得知,《柘湖集》与《何翰林集》为一书二名,《清森阁集》所收诗文虽与《何翰林集》多有重复,但应为何良俊早年另一诗文集。

明代乐师顿仁与曲家何良俊交游考

活跃于明代正德、嘉靖年间的琵琶乐师顿仁,被学者称为“戏曲史上乐师见诸文献记载的第一人”,他原在南教坊,正德南巡时入宫供奉,擅长北曲,并随驾至北京习得金元杂剧,晚年被何良俊聘为家班乐师,其后人亦为曲艺优伶。他推崇金元杂剧,对南北曲谱、字音、配器等皆颇有见解,相关论述见载于《四友斋丛说·词曲》并多被引述。明清易代以后,顿仁作为正德南巡的象征符号之一,成为文人诗文中凭吊前朝的悲剧意象。

何良俊的戏曲观探源

何良俊的戏曲观是庞杂而富有创新意味的,在戏曲史论上,他沿袭了雅正的"声与政通"的观点;在戏曲语言论上,他提出两个判断标准:"本色和当行"、"俊语";在音律论上他发扬元人周德清的以中原音为正声的观点,并且认同杨慎关于音韵的见解。笔者发现,他的戏曲观虽包含有浓厚的"雅正"气息,但又能博采众长推陈出新,其中蕴含有清晰的脉络,理清这些脉络,将对于我们研究明代嘉靖和万历年间的戏曲有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