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键的“小康”与“大同”——国民党地方新军阀的政治哲学与实践

作为南京政府时期国民党地方新军阀的典型,何键以"小康"与"大同"观曲折表达了自己的政治哲学。其"小康之治"虽然不为他本人推崇,却恰恰成为他政治实践的真实写照。但是何键又并非无原则拥护中央,他鼓吹大同之治,贬抑"统一"为"小康"的极端现象,又反映出地方新军阀醉心地方割据与军事独裁的普遍心态。何键坚决反共,推行恢复儒家伦理道德的教育改革,厉行"清乡",上取悦南京中央以扩充实力稳固在湖南的统治,下可最大限度地整合社会资源以求得湖南各界的共同政治认同。因此其施政理念与政治实践在地方新军阀中具有典型意义,其"小康"与"大同"观更是地方新军阀政治哲学的集中概括。

“大同”“小康”在近现代中国的创造性转化

"大同"和"小康"分别代表了中国古代仁人志士向往的两种不同程度的社会政治理想。其中,"大同"是最高层次的社会政治理想,"小康"则是比较贴近现实的社会政治理想。近代以来,为了挽救民族危机,探索民族复兴之路,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同时也借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同""小康"概念,并赋予其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内涵,使之成为阐述其奋斗目标的中国话语,并因此为人民群众所理解,进而成为激励和引导人们团结奋斗的旗帜。

大同、小康与礼乐生活的开启——兼论《礼运》“大同”之说在什么意义上不是乌托邦

“大同”常常被理解为儒家思想中的“乌托邦”,而从《礼运》本文来看,“大同”与“小康”的话语,不仅没有乌托邦的内涵,反而存在着一种对乌托邦思想取向的自觉防御。因为,大同在《礼运》中,不是存在于将来的完美之境,而是发生于远古历史生活样式的书写,不是复归于大同,而是导出礼乐生活的急迫性与必要性,才是“大同”在《礼运》中承担的真正的概念论证功能。而且,大同是在中国文化的“道理”传统中生长起来的概念,而乌托邦则与“理论”的思想文化传统的特性有关。

论传统“大同”与“小康”的理想社会秩序观

《札记·礼运》的“大同”与“小康”,是中国古代社会理想的经典概括。从宇宙星象的时间—空间秩序抽象而来的天道,是论证大同世界与小康社会的思想背景,所以,无论大同还是小康,都是以“道”为终极根据,追求理想的社会秩序:伦理秩序、生活秩序。因大道之彰隐不同,从而体现天道的社会形态不同,使得社会互动准则也就不同:“公”与“札”是分析大同与小康的关键词。大道流行,“公”作为一种价值理性,是整合社会秩序的基本准则;而大道隐没,来自宇宙天道的终极根据萎缩,于是,“礼”作为一种工具理性,成为规范社会秩序的另类选择。因此,大同与小康殊途同归。

“大同”、“小康”与《礼运》的成篇年代

“大同”、“小康”概念,始见于《礼运》。《礼运》是《礼记》第九篇,主要内容是孔子与子游讨论周礼的作用,主体部分应该是子游记录的,大概写成于战国前期。在流传过程中,大约于战国晚期掺入了阴阳五行家之言,又经后人整理而成为目前我们看到的面貌。

理想国、大同世界和小康社会——论柏拉图和孔子的政治理想

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孔子的“大同世界”和“小康社会”主张都是代表贵族利益的。由于中西方文化本源性的差异 ,柏拉图比孔子更激进。生逢乱世 ,强烈的忧患意识使他们把大济苍生作为矢志不渝的人生奋斗目标。由于政治主张落后于时代 ,因此在当时的社会实践中几乎都是失败者。

“大同”和“小康”对20世纪中国人饮食生活的影响(下)——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饮食民生观

形成于新石器时代的"大同"思想,是中国人从古到今的精神追求,尤其是在人们的饮食生活中,"人人都有饭吃"简直就是一种奢望,但"公天下"的愿望总是难实现,历史上有多少仁人志士为此而奋斗。到了19世纪末期,西方民主思想传入中国,"大同"思想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妙。进入20世纪,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成了中国在本世纪历史中的标志性人物,孙中山追求"大同",设计了民生主义,但未能付之实施;毛泽东笃信"大同",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试验,但未能取得完全成功;邓小平以"大同"为理想,实事求是地设计了现实的"小康"社会,扭转了中国的贫困趋势。他们三人的治国理念,都充分体现在各自的饮食民生观中,研究中国当代饮食文化,离开了这些都无从谈起。

“小康”“大同”与“政通人和”——传统社会政治理想对当代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建设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社会新的社会治理与发展目标。建设当代和谐社会需要从传统思想资源中汲取智慧,引以为鉴。儒家“小康”“大同”两个层次的社会理想图式,要求我们在今天建设和谐社会时要善于区分现实政治治理的“善治”与和谐社会道德理想两个层次。传统民众“太平盛世”、富而均平的追求,要求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中要把公平正义作为突出问题加以解决,并将其作为重要价值目标来追求。和谐社会的实质内容和建设目标应体现为“政通———人和”两个方面。

“大同”“小康”的概念传承与意涵衍变——兼及中国共产党人对“大同”“小康”的承古开新

"大同"的概念首见于《尚书》,后来相继被道家经典《庄子》和《列子》、杂家名著《吕氏春秋》、儒家要籍《礼记》和《孔子家语》,以及汉代以降各种文献广泛使用。就意涵而言,先秦典籍中它所表征的基本都是一种至善至美的境界,至《礼记》而终成最高社会理想的代名词。"小康"的概念首见于《诗经》,本义是"稍安",后被《礼记》用以指称仅次于"大同"的理想社会。中古以降,诸多史籍和文学作品多从民生或社会状况的角度使用"小康"的概念。毛泽东对"大同"概念不仅经常加以使用,而且基于全球视野提出了"世界大同"的目标,且赋予"大同"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全新意蕴。邓小平对于"小康"的传承之功集中体现在其多达40多次的频繁使用上,而他围绕"小康"所提出的一系列论断和所进行的深入阐发,生动体现了其对这一古老概念之意涵的丰富和开新。

王船山对《礼运》大同与小康的理解

《礼记》的《礼运篇》提出的大同与小康,是中国古典思想中极为重要的概念,但它常被视为道家、墨家等的思想,王船山指出这样一种看法是没有真正理解《礼运》。《礼运》以大同、小康开篇,通过五帝与三王时代的比较,引出政教秩序的两个典范,即德的典范与礼的典范。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同有德而无礼,小康才是礼的起源;大同虽无礼事与礼名,但却是上下同于礼意。在五帝三王之后,只能在小康的语境中重回大同,所谓的天下一家、中国一人,正是小康之后的"大同"的真正内涵。这一新的大同不同于五帝之德的典范,也不同于三王之礼的典范,而是仁的典范。

“大同”和“小康”对20世纪中国人饮食生活的影响(上)——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饮食民生观

形成于新石器时代的"大同"思想,是中国人从古到今的精神追求,尤其是在人们的饮食生活中,"人人都有饭吃"是一种奢望,"公天下"的愿望难以实现,历史上有多少仁人志士为此而奋斗。到了19世纪末期,西方民主思想传入中国,"大同"思想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妙。进入20世纪,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成为中国在20世纪历史中的标志性人物,孙中山追求"大同",设计了他的民生主义;毛泽东笃信"大同",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邓小平以"大同"为理想,实事求是地设计了现实的"小康"社会,扭转了中国的贫困趋势。他们三人的治国理念,都充分体现在各自的饮食民生观中。

从大同理想到小康社会再到和谐社会——中国传统文化对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构建理想社会的影响

向往理想社会是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以邓小平为首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首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分别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时期、不同境况出发提出了构建理想社会的主张,它们就是大同理想、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

小康社会:邓小平对传统大同思想的超越

大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理想社会观,也是一种最高层次社会理想的政治设计。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实现中华民族"大同"、"小康"之社会理想,其间经历了艰难的探索。邓小平在1979年首次提出"小康"奋斗目标后,具体阐述了小康社会的内涵,描绘出了小康社会的发展蓝图,从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小康社会思想体系。他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高度,揭示出小康社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发展的不可逾越性,在经济建设上找到了实现大同的正确途径,以其独特的"共同富裕"使中国数千年来的大同理想有了实现的现实可能性。

小康社会:邓小平对传统大同思想的超越

大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理想社会观 ,也是一种最高层次社会理想的政治设计。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实现中华民族“大同、小康”之社会理想 ,其间经历了艰难的探索。邓小平在 1 979年首次提出“小康”奋斗目标后 ,具体阐述了小康社会的内涵 ,描绘出了小康社会的发展蓝图 ,从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小康社会思想体系。他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高度 ,揭示出小康社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发展的不可逾越性 ,在经济建设上找到了实现大同的正确途径 ,以其独特的“共同富裕”

大同·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兼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

传统的大同、小康是中国人民的社会理想和现实追求。近代以来 ,先进中国人以此为根据 ,对世界文明进行把握 ,对资本主义进行判断 ,以现代化为主题提出了中国社会发展方向。但他们没有找到建设小康、走向大同的实践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 ,从而导致了实践中的失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高度 ,揭示了小康社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地位 ,赋予了它新的时代内涵。

从毛泽东的“大同”理想到邓小平的“小康”社会——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选择的历史转变

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选择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存在和发展的重要问题。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两代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各自确定的社会主义发展目标,进行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伟大探索。从毛泽东“大同”理想到邓小平“小康”社会,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选择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变。从这一转变中,能发现一些具有规律性的东西,这对我们今天进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有重要启迪作用的。

大同、小康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现实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阶段。现代化是通过民族文化资源向现代的转化实现的。传统大同、小康社会理想制约着中国人民对现实发展道路的选择。它反映着劳动人民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具有超越性的价值。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中,它与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共鸣,为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创造了思想前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礼运》中的大同与小康

大同小康之名源出《礼运》,今人大多单论二者的时代意义,却鲜有人去梳理它们在文本脉络中的意义。在《礼运》中,大同与小康只是礼运行过程的一个部分,不能独立开来,它们的意义也只有在礼的整体运转中才能得到确切的理解。《礼运》明确描绘了礼的四个运转阶段,除了大同与小康,还包括周衰礼坏与大顺。大同与小康述说了五帝三王相变易的过程,这是一个下降的过程,而从周衰礼坏到大顺又是一个上升的过程。下降与上升朝着不同的方向,目的却一致,旨在表达礼的阴阳转旋之道。在礼的阴阳转旋过程中,大同、小康既道明了过去历史之实,又树立了未来礼义大顺的标尺,百世不易。

颠倒大同与小康——康有为《礼运注》解

本文通过解读康有为的《礼运注》,试图一探康有为的思想。康有为非常重视《礼记》中的《礼运》篇,为之作注,以应对当时的时代问题。但康有为改经,他一方面调整了《礼运》的结构和次序,甚至也改动了原文。康有为以经就己意,实则是"六经注我",他不顾经文之语境,将自己对大同和小康的理解悄悄地窜入《礼运》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