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教育传播理论的建立与发展——纪念宣伟伯、余也鲁来华南师范大学讲学30周年

美国传播学鼻祖宣伟伯(Wilbur Schramm,施拉姆本人用的中文名)1982年应邀来华讲学,他的"教育传播理论"不是在美国,而是首先在中国公开发表,之后又通过余也鲁教授多方面支持与帮助建立了中国特色的"教育传播理论"。近年,根据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需求,教育传播理论还在可持续发展之中。

余也鲁的现代教育新秩序观

余也鲁,江西奉新县人,1924年生。国际知名传播学者、教育家。英国《马氏名人录》和美国《国际名人录》都载有余氏专条。余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后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传播学,是当代国际传播学奠基人宣伟伯(Wilkur Schramm)的高足。1967年后,在香港浸会学院创设传播学系,兼任社会科学院院长,继之在香港中文大学创建新闻传播系,为讲座教授。

被忽视的登陆点:施拉姆、余也鲁广州讲学35周年的历史考察

1982年4月,施拉姆、余也鲁访问中国大陆的"破冰之旅",翻开了中国传播学的重要一页。在这段重要的讲学路线图中,广州作为施拉姆、余也鲁的登陆点,由于假想的学科限制,一直以来被大多数新闻学、传播学文献所遗忘。需要澄清的历史事实是,没有广州的讲学活动就没有北京、上海的讲学活动。施拉姆、余也鲁登陆广州,缘起于国内电化教育国外考察团的一次邂逅,体现了广州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胆识与包容。他们在广州7天的讲座内容,为中国传播学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施拉姆、余也鲁广州讲学,对带动讲学路线一路北上,促进传播学本土化发展,推动传播学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传通”与“传播”

“传”的现象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一切生物都借助于“传”宣告自己的存在,求得自身的发展。一切生物都用“传”的行为与同类交往,求得族类的共同生存和发展。 “传”是人类最普遍的交往方式。根据“牛津英汉词典”的解释,“传”是“观念、知识的分享、传送或交换(借语言、文字或形象)。”《新大英百科全书》1980年版称:“传通作为个体之间通过共同符号系统的意念交换,自古希腊以来一直受到无数学者的关注。但是直到前不久,这个论题一直被归附于其他学科门下,并且把它作为一个想当然的、对各门学科来说都是与生俱来的自然过程。1928年,英国文艺评论家和作家理查兹将之作为人类宏观现象的一个独立部分给出了一个定义,而且从某种表达方式上来说至今仍然是最好的定义:一个大脑活动于它周围的环境,对其发生作用,使另一个大脑受到影响,并产生一种与第一个大脑相似的体验,这就是传通。”

主持人按语(第五期)

42年前的197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研究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传播问题的跨学科研讨会上,余也鲁先生曾深情地说道:"中国数千年有记录的历史中,和我们的比有记录的历史更长远的悠久传统中,恐怕已经历了一切人的传通经验与尝试。

学习和认识教育传播与技术说明了什么

Ⅰ、我们的认识和学习过程三十年代在我国教育事业的推进和发展上出现了一件大喜事,那就是'电化教育'这个时代婴儿的诞生。根据当时社会的需要和可利用的科学资源,电化教育这一响亮号召,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尤其在广播和电影上,对社会群众教育立下了汗马功劳。幻灯在教学上也不失为有力的助手。当时看来要加快教育发展的步伐,没有比电化教育更适当的东西了。1982年华南师范大学约请美国弛名教育技术专家W.Schram 宣伯伟和香港知名教授余也鲁,对这一新兴学科进行为期一周的讲学。在回答问题时说:'电化教育这个词,表达一个希望,盼中国的教育事业能像电子那样飞跃,风姿多彩地发展'。

公关小姐向新闻界微笑

新闻传媒——通讯社、报纸、杂志、广播、电视,迅速及时,文图兼备,声像并茂,是公关的最好助手。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新闻传播系主任余也鲁说过,公众关系大量使用传媒进行他们的业务,并且对传媒供给它们的服务。各种传媒直接间接帮助了公共关系的发展。本刊以“公关小姐向新闻界微笑”为题,陆续刊登一组公关小姐与新闻界的稿件,反映他们之间丰富多彩的生活故事,让人们领略其中的道理,也许会有益于这种相互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传播的境界:由传而通,由通而化

西方传播学理论进入我国的初期,关于英文单词communication如何翻译、它对应的中文词汇是什么,学界曾有过不同的见解,有的主张译成“(思想)交通”(郑北渭),有的主张译成“通讯”(张隆栋),而中国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余也鲁先生主张将communication译为“传”或“传通”。如果跳出单纯的名词翻译这一技术问题,基于中国文化语境下来理解communication的中文语义,无疑“传通”是最恰当的。“传通”一词具有传受双向互动和传受互动之结果的内涵,它表达了中国文化对于信息、知识、思想、情感甚至信仰的传播,期望在传受互动中达到“通”与“化”的结果和境界。而由传而通、由通而化,是中国文化提倡以“文明交流交融”破解“文明冲突论”的传播智慧。但现实中,文明传播经常遭遇“传而不通”或“通而不化”的困境,其原因何在?问题如何解决?历史上哲学家庄子曾对此做了深刻的分析,对于我们在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语境下如何做好文明传播极具启发价值。

华夏传播研究

主持人语通常,华夏传播研究是以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余也鲁教授召开的多学科探讨中国文化中传播问题的研讨会为开端。后来,1993年,余也鲁先生在其支持创办的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成立10周年的时候,推动成立了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并召开了海峡两岸中国文化中的传播问题研讨会,从此大陆的传播学中国化研究越发欣欣向荣。

我国高校第一个广告学专业创办过程的回忆

1983年夏,素昧平生的厦门大学新闻系朱月昌老师,到北京来邀请我参与该校广告学专业的创办工作。他是受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筹委会委派,专程前来找我的。早在1922年,厦门大学建校之初就曾设置新闻系,1926年停办。8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之下,由上海《新民报》老报人徐铸成和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系主任余也鲁倡议,选在厦门大学创立有别于传统新闻学系模式的'新闻传播系',内设'广告学专业',这是国内首创。

现代教育与大众传播

现代化社会的发展,除了要求满足社会成员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之外,还要满足社会成员对精神文明的需要,特别是接受教育的愿望。文盲要求识字,识字不多的要求接受中等教育,有现职工作的要求享受职业教育的权利。

教育传播学

本书立足于我国当前教育传播实践的需求,综合贯通传播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等相关学科,系统地审度了教育传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总结了教育传播活动的规律、原理与方法。全书由:绪论;信息、符号、媒体;人的信息传递;教育传播主客体关系论;教育传播媒体论;教育传播过程;教育传播模式论;教育传播社会制约论和教育传播效果等10章构成。

《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稿约

1993年,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系庆祝建系10周年时,见证并为之倾注巨大心血的余也鲁先生提议举办了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会后出版了《从零开始》的论文集。此后,厦门大学成立传播研究所作为推动两岸暨香港华夏传播研究的基地,并顺利地出版《华夏传播研究丛书》和《华夏传播论》,成为传播学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成果。2013年,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迎来了30周年庆典,厦门大学的华夏传播研究在黄星民教授等前辈学者的苦心经营下,已然成为我院教学科研的一大亮点。

《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稿约

1993年,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系庆祝建系10周年时,见证并为之倾注巨大心血的余也鲁先生提议举办了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会后出版了《从零开始》的论文集。此后,厦门大学成立传播研究所作为推动两岸暨香港华夏传播研究的基地,并顺利地出版《华夏传播研究丛书》和《华夏传播论》,成为传播学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成果。2013年,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迎来了30周年庆典,厦门大学的华夏传播研究在黄星民教授等前辈学者的苦心经营下,已然成为我院教学科研的一大亮点。

我和“小朱”

虽然朱月昌同志早已年逾花甲,身为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资深教授,现任上海杉达大学新闻系主任,在家里也已当上了爷爷和外公,但我不管在人前身后仍称呼他"小朱",而他也欣然答应。为此曾引起有的朋友的质疑:这是否对朱教授不够尊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