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祐《性书》批判与明代正、嘉年间朱子学的转型

明代正德年间,朱子学派内部针对胡居仁弟子余祐及其著作《性书》展开了全方位批判,对明代中后期朱子学派理论基础的重建产生了近乎决定性的影响。余祐著《性书》并寄付魏校、王道、杨廉、夏尚朴等同调友人,却招致其一致反对。余祐及其《性书》受到同时期朱子学者集中批判,其原因有三:一为与时代思潮逆向而行,一为明代中期以后朱子学派的转型,一为朱王学派之争大背景下《性书》本身存在的理论漏洞。此次事件标志着朱子学派完成了新的理气论构建,直接促成了明代中后期朱子学派的成熟与突破,成就了朱子学基本理论框架与鲜明时代特征共存的“明代朱子学”。

理气虽不相离,亦不曾相杂——明代中期朱子学理气论的一项新了解

一般认为,明代理学的理气观主张“理气不离”,反对朱子学的“理气不杂”,然而明代中期的朱子学理气论有一个表述却向来未被注意“理气不离不杂”。这一观点源自以魏校为首的朱子学者对余祐《性书》的批评,由于该书在理气论上主张理气分离,却在人性论上主张“合理气言性”,因此,魏校等朱子学者认为唯有从朱子学的“理气不离不杂”论出发,在“理气不离”的前提下兼顾“理气不杂”,才能保证人性论中作为性之根据的“理”既存在于气质人性之中,又不杂于气质而成为本原存在。在这个意义上,“理气不离不杂”论为维护朱子学以及道学性善论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同时也显示出片面地以理气不离或理气二元分离来理解朱子学理气论会带来一定的理论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