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图书广告艺术管窥——以余象斗为例的考察

明代是我国古代图书广告的繁荣时期。文章以书商余象斗为中心,从巧取书名,吸引眼球;利用"识语",招徕读者;刊登书目,传递信息;创"评林体",独具匠心;宣传形象,塑造品牌等五个方面,对明代图书广告艺术作了初步探讨和分析。

余象斗刻书考略

余象斗是明末著名的出版家。论述了余象斗的刻书情况、社会影响及历史功过。

书坊主余象斗与公案小说

明代书坊主余象斗为了牟利,编撰、刊印了两部公案小说集《廉明公案》、《诸司公案》,相比于同时代的公案小说创作来说有所创新,客观上促进了明代公案小说的发展和繁荣。但是作为明代公案小说初创期的作品,还是存在明显的缺点和不足。这些创新和不足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其后的公案小说和其他类型小说的创作和传播。

从评林本看余象斗的小说编辑与批评

在明万历年间福建建阳所刊的各种通俗小说中,余象斗及其刊刻的评林系列应该是颇有特色、为人瞩目的刻本。而这些评林本无不浸润着这位书坊主的斑斑墨迹,展现出他阅读作品时的一些心路历程。

书商余象斗和明代通俗小说

明万历年间的建阳书坊主余象斗出于商业目的,出版、编撰和评点了许多通俗小说,在客观上促进和推动了通俗小说的发展和繁荣,对小说发展史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我们可从出版、编撰和评点三个方面探寻余象斗与通俗小说之间的关系。

书商余象斗和明代通俗小说

明万历年间的建阳书坊主余象斗出于商业目的,出版、编撰和评点了许多通俗小说,在客观上促进和推动了通俗小说的发展和繁荣,对小说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本文拟从出版、编撰和评点三个方面对余象斗和通俗小说的关系做以简要介绍。

论余象斗《三国演义》刊刻评点的商业气息与文人情怀

余象斗书商兼评者、商人兼儒生的双重身份,使他在刊刻评点《三国演义》时兼具商业目的和文人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从而使其既带有浓重的商业气息,又具有一定的文人情怀,而两者结合使其刊刻评点更接近当时新兴市民阶层的阅读心理和价值观。商业气息渗透于小说刊刻评点的方方面面,而正是这种书坊主通俗小说商业模式开启了明清时期通俗小说蓬勃发展的新局面。作为读书士子,余象斗将"庶民教育"视为己任,借此导愚适俗、劝惩教化,倾注了浓厚的济世情怀,同时他将《三国演义》视为史外纪事、增广见识之通俗史书,而这源于其史家小说观。

余象斗和金圣叹的文化选择辨异——基于对《水浒传》评改的比较

从编辑出版学的视角出发,对明末清初小说评点者余象斗和金圣叹评改的《水浒传》具体文本进行比较,分析概括余象斗和金圣叹的文化选择差异:"止录事实"和"始开生面"的文本差异,"愚夫愚妇"与"锦绣才子"的读者定位差异,"求其易售"与"名山事业"的价值取向差异。余象斗和金圣叹分别以"营利"和"艺术"为目的的不同文化选择路向最终导致了两者评改文本流传结局的大相径庭。

试探余象斗传播中医药文化的特色

余象斗是晚明著名商业出版商,擅长通俗小说的创作、编辑与评点,也通晓医学,热衷于编刻包括医书和日用类书在内的民间日常参考书籍。文章基于对余象斗医学传播相关出版活动的梳理,探讨其传播医学文化的模式与效应,着重指出其善于把握明末医学通俗化的文化动向,重视副文本的设计与运用,为医药文化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指出,存在随意改刊、弄虚作假及校勘不精等明代商业出版商共有的缺陷。

余象斗“评林体”初探

明代小说史上,余象斗是位引人注目的特殊人物,他以多种身份介入通俗小说的生产、传播领域,在刊刻、编创通俗小说的同时弄笔评点,独创了"评林体"的评点方式,首开通俗小说评点的自觉。本文给予"评林体"明确的概念界定,并对其结构特色进行尝试性研究。

明代建阳书坊主余象斗小说刊本研究评述

余象斗是明末建阳最富盛名的书坊主,其刻书之多,持续之久,流传之广,堪称明代书坊主之冠,其通俗小说的刊刻更是功绩突出,推动了明末通俗小说的发展。20世纪以来关于余象斗小说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颇多。余象斗之所以能成为一名出色的书坊主,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余象斗所刊刻的小说刊本虽然有其不足之处,但仍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余象斗及余氏书坊之于公案小说类型发展的意义

书坊编刊兴趣和能力是明代公案小说类型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公案小说发展成为小说类型,关键在于小说体式中插入“书判”、突出司法属性,从而生成新的结构形式和叙事品质,形成书判体公案小说的类型特征。书判体公案小说的形成以余象斗《廉明公案》为标志,至《龙图公案》而终结。公案小说类型的形成,主要得益于余象斗出身儒业和书坊世家的双重学养与禀赋。公案小说的发展,却因建阳书坊人才匮乏而难以为继,余氏书坊后人或沿袭余象斗而力有不逮,或因阶层跃升而无意于编写面向底层的通俗小说。公案小说的兴衰,是一个涉及社会、经济、文化多方面因素的复杂的文学史现象。正是文学内外诸因素交互影响而产生的历史合力,推动了小说文体和小说类型的产生与演进。

余象斗生平事迹考补——以《刻仰止子参定正传地理统一全书》为中心

余象斗约生于嘉靖二十七年左右,幼读书于清修寺,但嗜堪舆之学,长而从事刻书之业。家境富饶,五世同堂,育有三子。晚年官府赐以"儒官章服",并屡有官方奖掖。

通过书商余象斗看明代图书广告艺术

明代图书业较为繁荣,图书广告业应运而生,不仅在书名起用上十分用心,"识语"上也别出心裁,在图书作坊整体品牌形象上也有很强的广告意识。本文以明代著名书商余象斗为例,希望透过他在图书广告方面的主要成就一窥明代图书广告艺术的特点。

书判体公案小说编刊的知识语境及其认识价值

明代公案小说以《廉明公案》为典范,形成了书判体公案小说的类型特征。学界对公案小说的文学价值评价较低,根本原因在于囿乎后设的审美尺度。书判体公案小说是在明代儒学平民化、法律知识普及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应和了社会思想潮流,同时迎合了特定的意识形态规训,因而在官方和民间得到了认可。书判体公案小说在叙事上接续宋代私情公案的文学传统,但在审美意趣上贯穿司法知识而强化了司法属性,形成不同于其他类型小说的鲜明理趣。因此,书判体公案小说知识性与叙事性相结合而具认识价值和教育价值,是其独特的历史印记,也是其独有的美学价值。

《三国志演义》残叶试论

本文介绍了《三国志演义》明刊本残叶,认为该残叶刊行于成化、弘治年间;将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叶逢春刊本、周曰校刊本、余象斗刊本作了比较,认为残叶在文字上亲于嘉靖壬午本,疏于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认为残叶的存在打破了明初以来一百五十余年的“空白”,维护了《三国志演义》创作于元末明初的传统见解。

精卫故事演变探因——以明代《列国前编十二朝》为中心

精卫故事最早见于《山海经》,是人类试图征服自然的英雄神话,但随着时代发展,到明代的《列国前编十二朝》里演变成求仙路上因难舍儿女之情遭遇海难、坚守婚约,反抗龙王而化鸟的故事。编者如此改编,原因一是明代求仙问道的社会风气,二是明代的忠贞烈妇思想,三是体现出以盈利为目的的小说创作特点,四是因为以余氏为代表的建阳书坊主坚持不涉艳情的刊刻底线。

《全汉志传》新探

《全汉志传》是最早以两汉历史为题材的历史演义小说,本文首先介绍《全汉志传》的研究概况,其次考订国内外现存《全汉志传》几种刊本及其编撰者和刊刻者,最后揭示《全汉志传》在两汉历史演义小说的演进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历史大帐簿 文学小乾坤——《三国志传》与《列国志传》的喜剧性情节比较

作为历史演义小说,人们往往注意到余象斗《三国志传评林》和《列国志传评林》相对浓厚的史传结构和笔法,而忽视了其自身的另一种文学因素——喜剧情节的展示与描写。在喜剧手法上,《列国志传评林》在《三国志传评林》的基础上既有继承也有创新,但由于《列国志传评林》作为《三国志传评林》在商业利润驱使下最早产生的列国志小说的效颦之作,艺术上比较粗糙,因而其在喜剧情节的经营上呈现出某些明显的不足。

试谈《东游记》刊行年代

《东游记》又名《上洞八仙传》,或《八仙出处东游记》,明人吴元泰著。 《东游记》是明代有名的神魔小说之一。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第16篇论及此书:“《上洞八仙传》,亦名《八仙出处东游记传》二卷五十六回,题‘兰江吴元泰著’。……书中文言俗语间出,事亦往往不相属,盖杂取民间传说作之。”鲁迅所见的是《四游记》合刊本,他说:“今有《四游记》行于世,其书凡四种,著者三人,不知何人编定,惟观刻本之状,当在明代耳”。按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说,现存最早的《四游记》刊本是嘉庆十六年坊刊《四游传》本,此外是道光十年的《四游全传》本和小蓬莱仙馆《四游合传》本。换句话说,现存的《四游记》本都是清刻本。孙楷第又说道光十年坊刊大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