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哥孝哥形象塑造中佛事情节的文化象征

《金瓶梅》作者所探索的是文化的死亡与抉择问题。小说的人物情节是其文化探索的象征。论者忽视的官哥孝哥这两个不起眼的形象,及塑造他们时伴随始终的佛事情节,都是作者文化思考的象征。二人的命名及父母的期望,都说明他们本该是西门庆文化精神(包括封建旧价值观和带资本主义因素的新价值观)的继承人。二者的夭亡或幻化,体现出作者对西门庆以淫为首的恶的文化和历史的“恶”的否定,象征了其文化精神的后继无人,及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夭折,和作者最终对佛文化的无奈选择。历史的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杠杆,全盘否定西门庆的“恶”,这是悲剧性的历史谬误。作者同时感到旧制度的衰亡和新的异质价值观的幻灭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