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佛传故事图像艺术研究考析

北朝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而北朝佛传故事图像艺术的发展又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考析北朝佛传故事图像艺术,一、北朝佛传故事图像艺术研究意义;二、北朝佛传故事图像艺术研究现状;三、北朝佛传故事图像艺术研究思路及方法。北朝佛传故事图像情节模式、人物形象、衣冠服饰到画面整体的精神内涵,完成了汉化进程,确立了中国佛教艺术审美范式,为后世佛教图像审美观和文化品格奠定了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北朝佛传故事图像艺术反映出的图像社会功能,基本上可视为体现出北朝时期是北方民族文化大融合的完成和总结阶段。

敦煌莫高窟第290窟佛传故事画的图式艺术及其源流试释

敦煌莫高窟第290窟佛传故事画是早期壁画中佛经与绘画联姻的最伟大的艺术杰作,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第290窟佛传故事画的艺术成就、艺术源流。认为第290窟佛传叙事图式直接来源于北魏时期的墓室漆棺画,而且就其所开创的"首尾连接的叙事图式"代表了莫高窟故事画的最高水平。诞生于第290窟的这幅佛传故事画的图式对莫高窟后期洞窟壁画构图形式产生了极大影响。

北朝佛传故事涅槃图像的“本土进化”

北朝时期佛教兴起,伴随着社会的剧烈动荡,具有政治色彩的佛教自上而下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一批佛教圣地相继建造。对北朝时期佛传故事图像的考析,呈现出佛教东传且南朝文化回流的历史脉络。以佛陀涅槃图像为例,既传承了犍陀罗佛传艺术中的西方化艺术特征,又步入了汉文化环境中的东方化进程。因此,在北朝佛教初传兴盛时期,多元文化体的贯通与融摄确立了后期中国佛教艺术的审美准绳,具有深刻的研究意义。

山西隰县小西天大雄宝殿壁塑佛传故事考

小西天坐落于山西省隰县县城西北0.5公里处的凤凰山巅,寺内主体建筑大雄宝殿内满堂木骨泥质彩绘塑像是我国明末清初之际佛寺造像的重要遗存,其中尤以南北两山墙上的壁塑楼阁人物最为精美。本文通过考察大雄宝殿北山墙上的三组佛传故事即林中苦修图、禅河澡浴图和龙宫入定图的图像内容和形式,揭示了它们的题材、意义和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

造型元素“线”在佛传故事画中的运用

无论是哪种造型艺术形式,追求其造型原理是非常重要的。敦煌佛传故事画运用视觉方式宣扬佛教的基本教义,这种直观的视觉效果有效地增强了佛经的感染力。对于故事画本身视觉造型原理的研究必须究其根本,应从构成造型形式的基本元素入手,从而全面、系统、深入地发掘造型的根本问题,因此对其基本元素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敦煌众多题材的佛传故事画中,造型元素"线"的运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在有效确定画面各种图形轮廓的同时增强了画面整体的情感表现力,在有限的空间之内,将各类人物及故事情节表现得生动真切。

寻找真实的佛陀:佛传故事壁画在晚唐复兴的原因

相对于中唐之前的敦煌洞窟,中唐和晚唐的洞窟壁画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这些特点是:中唐231窟和237窟出现了连续的佛陀瑞像图,此外,在晚唐的85窟和95窟出现了佛传故事的复兴。这两个新特点出现有一定的原因,并且它们之间有相互联系。佛陀瑞像图的出现和佛传故事画的出现都是指向过去,指向本源的、真正的佛陀。这些新特点背后隐藏的是佛教中国学派的衰落和晚唐时期人们日常生活关注重点的转移。

印度波罗时期(9-12世纪)那烂陀大寺院佛传故事造像碑源流研究

印度在9-12世纪为波罗王朝统治时期,此时期印度的佛教已经逐渐趋于衰落,佛教出现经院化与密教化的特征。本文以印度波罗时期那烂陀大寺院中的佛传故事造像碑(以下简称"八相图")为研究对象,对那烂陀博物馆藏的四尊9-12世纪的八相图造像碑上的佛传故事进行系统的研究,与笈多时期的八相图比较,找出不同时期八相图间的细微差异,探讨波罗时期那烂陀大寺院中八相图的风格来源与风格流向,为四尊造像碑风格的演变进行大致分类。

云冈石窟第6窟佛传故事犍陀罗文化因素初探

犍陀罗是佛教造像的源头之一,在这里创造出大量的佛教雕塑作品,其中佛本行故事占重要比例。云冈石窟是中国规模较大的皇家石窟群,第6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时期,其中有30多幅佛本行故事保存。文章选择其中18个故事情节,进行初步分析,找出其与犍陀罗雕刻在图像布局、表现内容等方面存在的不同。

崇善寺佛传故事画艺术风格探析

崇善寺佛传故事画为明代山西佛传故事画中的精品,故事画共八十四幅,以连环画的形式讲述了释迦牟尼佛一生的经历。故事画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太子宫中生活的,这与朱棡对当朝太子朱标的态度有一定的关系。崇善寺佛传故事画的榜题存在地名和人名的书写错误,这是因为明代许多画师在创作佛传故事画时,只知佛教名词的音而不知其形。崇善寺佛传故事画在构图、造型、设色以及建筑和山水的描绘等方面独具特色。崇善寺佛传故事画为佛教艺术画,然而它却表现出显著的世俗化倾向。崇善寺佛传故事画将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与宗教情感相融合,反映了明代“三教合一”的趋势。

莫高窟第294窟佛传故事画调查与初探

作者通过现场调查,辨识出敦煌莫高窟北周第294窟横跨窟顶四披而绘的佛传故事画,约有四十五个画面情节,对应了《太子瑞应本起经》上卷内容,呈现出从详细到简略、图文转化比渐次下降的现象,体现出敦煌石窟早期壁画创作的特点。

犍陀罗艺术中的佛传故事

在犍陀罗地区的塔克西拉、白沙瓦、斯瓦特等地都出土了大量佛传题材的浮雕,这些浮雕大多雕刻于寺院、佛塔等佛教建筑上,如内连环画一般将释迦牟尼一生中的重要历程表现出来。

汉藏艺术交融的精品 清代刺绣佛传故事唐卡管见

布达拉宫藏刺绣佛传故事唐卡是一幅清代汉藏艺术交融的精品,以释迦牟尼佛传记故事唐卡为蓝本,采用中原地区传统刺绣工艺制作而成,其制作时间约在18-19世纪。这幅唐卡的画面正中为右手作触地印、左手作禅定印、双足结跏趺坐于莲台之上的释迦牟尼佛,是标准的释迦牟尼成道像。其面容慈和,蓝发高髻,大耳下垂,弯眉细目,双目微张,嘴角上翘,露出隽永的微笑。佛像顶覆红色华盖,身后配金色头光及背光,背光由内向外放射金色光芒,格外耀眼。

北朝佛传故事图像艺术中的济世观念

从北朝佛传故事图像艺术中的乘象入胎、逾城出家、降魔成道、初转法轮等几个故事片断可以看出,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在中国社会取得的长足发展并逐渐与中国文化交流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化佛教,表现出对中国固有文化的顺从。最为重要的是,佛教本身具有的某些思想实质上迎合了中国人的思想习惯,深察之,即佛教思想中蕴含的济世观念。

略论南京栖霞寺五代时期舍利塔上的佛传故事

南京栖霞寺五代时期舍利塔下部浮雕的佛传故事等佛教题材,因其高超的艺术水准和丰富的佛教内涵,而为人们所关注。同时,像栖霞寺舍利塔上连续表达而且较为典型的佛传故事,在南方地区的石刻上尚不多见,所以很值得重视。笔者曾经为研究中国古代的舍利瘗埋制度而前往参观,但因种种原因而未获得清晰的图像。近读《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石窟雕塑全集》第十卷,对该图录中将栖霞寺舍利塔上浮雕的佛传故事清晰地发表出来并配有图版说明,1甚感欣慰。但图版说明可能限于篇幅等原因,有些题材没有点出.

论莫高窟第290窟中佛传故事画的艺术特征

本文旨在从艺术欣赏和创作分析的角度,对敦煌莫高窟第290窟佛传故事画的艺术特征进行分析和阐释,指出其是在形式语言上充分体现了艺术规律、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简淡而传神、富有中国绘画特征和艺术精神的经典之作,以期从美学角度对敦煌艺术传统中的具体作品进行再认识。

明道寺造像佛传经变故事与双身像

明道寺造像中,部分造像的主尊与两胁侍之间、背光上部八字形飞天之间或圆雕造像的袈裟上浮雕佛传故事、经变故事等。本文选取了其中的七件造像分别进行了描述,并参考相关佛教文献,对部分造像的浮雕内容进行了阐释。雕塑艺术与题材同南朝、河北地区及古青州地区出土造像中的类似浮雕内容进行了比对,从中可以看出其受南朝与河北地区的影响,但其自身的地域性风格特点也十分显著。

笈多时期中印佛传故事造像碑比较

佛传故事,亦称本行故事,指佛陀从出生、成道到涅槃的一系列故事,讲的是释迦牟尼的生平事迹,是早期佛教艺术的重要表现内容。印度佛教艺术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发展时期,分别是贵霜时期、笈多时期和波罗时期。"三个时期不仅各有其艺术特色,而且强有力地影响了中国。"[1]笈多王朝始于公元320年,繁盛期大约持续了一百多年,旃陀罗笈多二世(超日王)时期达到巅峰,此后逐渐衰败,笈多王朝在时代上大致对应我国南北朝时期。笈多时期的佛教造像整体上可以分为两派:秣菟罗和鹿野苑流派。

龟兹石窟佛传故事之降伏火龙构图研究

降伏火龙是释迦年牟尼成道后收服迦叶三兄弟的初显神通,在佛传故事中有着重要地位。从古代印度到犍陀罗,从新疆到内地的佛教艺术中都有诸多表现龟兹石窟现存可识别的降伏火龙图像有14例,本文作者根据图像边框的不同形状将它们分为三类,并综合讨论了龟兹降伏火龙图像的构图特征。

敦煌佛传故事幡研究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绘画品中包含大量幡画。佛传故事是幡画的重要题材,研究佛传故事幡,可以为了解敦煌佛传艺术的全貌提供线索。本文调查了现存于海外的21件敦煌佛传故事幡,以此为依据对其进行题材内容与艺术风格特色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