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契与互融:辽代佛儒关系探论——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

契丹建国之初,佛、儒地位经历了由儒重佛轻到"三教并举"的转变,而佛儒之间,亦出现了两者相互援引以求各自理论上的丰富与发展,于是,在佛、儒相契与互融的关系背景下,一些人既崇儒亦信佛,仁孝与慈悲相容于一身,人格塑造呈现出了多元化特征。

试论东晋南朝时期的佛儒道之争

魏晋佛教的玄学化使佛教得以迅速发展。随着佛教势力的增强,佛与道、儒之间的斗争逐渐展开并日趋激烈。其间较大的争论有“沙门不敬王者之争”、“因果报应之争”、“夷夏之争”和“神不灭之争”,四次争论不仅促进了道教的发展,而且加快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庆历革新派反佛卫道与佛儒汇通及思想史意义

北宋中期的庆历新政不仅是场政治革新运动,也是一场儒学复兴运动。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革新派,在政治经济与思想领域高举复兴儒学大旗,宗经兴学,反佛卫道;在个人情感层面则认可佛教,亲近佛教,甚至援佛入儒,汇通佛儒。虽然其接受与认可是站在儒家立场上进行的,具有明显的实用性与功利性,但这对后世理学家援佛入儒,以道济儒以致形成新儒学都有积极的意义。

从寺学教育看敦煌地区的佛儒融合

寺学是唐宋时期敦煌地区教育制度的一大特色,其学生与教师的身份、教学的内容等既不同于敦煌当地的州、县之学,也不同于同时期中原地区的寺院之学。这正是隋唐以来儒、释、道三教融合趋势在敦煌的具体呈现,同时也是唐宋时期敦煌社会文化现象的缩影。敦煌寺学中所见之佛儒融合,也在某种程度上呈现或再现了唐宋时期敦煌社会文化性格的形成。

佛儒交涉与晚明佛学的经世思潮

佛教性体论或心体论与程朱儒学理体论之间的相互歧异，是晚明佛教丛林力图加以辨析的重要课题。阳明学的展开和流变、儒释混融形态的形成，使晚明佛教丛林把佛教出世解脱的般若智慧心性化、内在化，并体现出把佛教修证工夫德性化的佛学倾向，表明其受到宋明儒学心性──伦理本体论思维模式的深刻影响；晚明丛林佛教经世取向，是晚明儒佛调和论的主要内容，也是晚明佛教复兴的重要表现，

阳明学派佛儒调和论的发展困境——以邓元锡《论儒释书》为例

基于对王阳明阐发良知之说与致良知之教的现实合理性的辩护,中晚明的阳明学者探讨儒释之辨呈现出相互矛盾的困境。一方面,阳明学派批判宋儒的儒佛之辨,驳斥宋儒完全排佛的行径,辨析佛儒之间相通之处,论辩思路有佛儒调和论的趋向。另一方面,阳明学派依旧从儒家立场出发,严格区分佛儒的界限,强调儒家正统地位,论辩思路又回归宋儒。这一论证怪圈在阳明二传弟子,江右王门的代表邓元锡所著《论儒释书》中展露无遗。通过对邓元锡《论儒释书》的分析,阐明邓元锡独特的佛儒之辨思想,结合中晚明的时代背景以及邓元锡的个人经历,揭示阳明学派佛儒调和论的发展困境。

佛儒相融 虚实相生——佛理禅思在两岸当代散文中的折射与异同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张明心见性的佛禅散文在海峡两岸都较为兴盛。作为传统文化的表现文本之一,佛禅散文直接或间接地表达着作家的理念、文化的意志和社会的情状。从当代两岸创作看,佛禅散文并非纯粹为表现佛理禅思,而多以“佛儒相融”“虚实相生”的面目观照社会,传情达意。两岸佛禅散文虽然同样关注人生本质、境遇和归宿,但因受着不同背景、受众和创作目的的驱使,在表现手法、主观立意上却花开各异,显现着不同的特征及走向。

诗僧苍雪诗作中的“佛儒交汇”思想探析

苍雪是明清之际享有盛誉的爱国诗僧,文人学者将其与巢松、一雨、太如并称为"四大禅师"。苍雪自幼拜入佛门,习读佛学经法,多次拜访名僧,深得佛学造诣,他一生都致力于游学讲经,宣言佛法。除此之外,他也以诗作名扬天下,在学习佛法的同时亦熟读儒家经典,以诗会友,结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儒家士大夫。明亡之后,苍雪四处逃难,深感于国破家亡的悲痛,便以"忠孝之义"作佛事。综观苍雪的一生,其虽入于佛门,但无论是其一生的事迹,还是其所留下的千余首诗作,都体现了"佛儒交会"的思想特质。

宋代佛儒思想的碰撞

佛教和儒家发展到宋代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双方通过进一步斗争与融合,各自产生了新的特点,本文主要探讨一下宋代佛儒思想的碰撞。

谈范成大未仕时期佛儒思想的纠结

自幼生活于宦门的范成大由于时代和自身遭遇的影响，其传统的儒家文化与当时盛行的佛学思想紧密的交织在一起，成为了周汝昌先生笔下“好用释典禅语”者，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引《说郛》卷二十载吴萃《视听钞》语：“多用释氏语”，并且说范成大“也许是黄庭坚以后，钱谦益以前用佛典最多。最内行的名诗人”。由于诗歌是诗人主体思想情感的载体，所以由此可见其受佛教影响很大。本文主要探讨一下范成大未仕时期佛儒思想的纠结。

出世与入世:北宋契嵩“佛儒会通”的孝道思想

契嵩在北宋儒家士大夫的排佛的思想浪潮中,融合儒、佛的的孝道思想以及北宋以前的僧俗护教孝道理论,"以儒释佛","以佛摄儒",会通儒佛,提出"孝为戒端,成佛由孝"的"大孝"思想。契嵩的"大孝"理论是一种具有出世与入世的"二元性"特征的佛教孝道思想。此外,契嵩的"大孝"思想可分为"物质之孝""精神之孝""显德之孝"和"达道之纯孝"等四个层次,并鲜明地体现着"大孝"的出世与入世特征。契嵩的"大孝"思想,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以及中国孝道思想的构建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认知神经科学如何言说儒道佛

2021年12月,由刘昌教授、罗劲教授和郭斯萍教授等人共同撰写的《儒道佛与认知神经科学》一书经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猜想,刚拿到这本书时,很多读者会有和我类似的好奇与疑问:如何用认知神经科学的技术来言说儒道佛呢?或者,儒道佛为何可能与认知神经科学发生勾连呢?毕竟,儒道佛与认知神经科学之间存在如此巨大的系统性话语反差。当我们试图用一种文化体系的话语范畴去言说另一种文化体系时,必然会遭遇文化的解释悖论。因为,人们无法给文化做出一个“属+种差”式的逻辑定义。然而,当我们用一种文化去言说另一种文化时,必然要对所言说的“他种文化”做出适当的逻辑定义,两种话语体系之间是否具有意义同一性以及可转译性等问题就成为了文化之间的言说障碍(管素叶等,2020)。

论牟宗三的儒佛之辨

佛之辨广泛涉及心性论、本体论、功夫论、伦理观等哲学基本问题,但受限于两教内部复杂之理论系统,遗留下“两教教间批判的不彻底”“同教教内批判的失当”“两教未能真正的会通”三方面的理论困境,这三方面的理论困境也是未能明确地建立一能代表儒佛同异的纵贯性的判定基准所致。近代,牟宗三从“体用”视角入手,在儒家,他以儒家道德性的“本心性体”为基点而建立起“实体性”“纵贯创生”的体用论;在佛家,通对“般若系”“阿赖耶缘起”“真如心缘起”“天台圆教”体用思想的诠释而建立起佛家“缘起性空”“流转还灭”的“虚紧无碍”的非体用的体用。体用论之异也成为牟宗三分判儒佛的基准性原则,在此基础上我们可对学术史上儒佛之辨所遗留的难题予以回应。

明代士人儒佛之辨探微

明代士人的儒佛之辨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发展历程:以明代开国时期文臣宋濂为代表的儒佛融合为开端,此时期的文化政策很大程度上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即维护统治之必要。然明代初期士人在学问理路上大都承继朱子学,因而此时的士人大都本着维护儒家正统地位、谨守朱子学学术精神而对佛教有排斥批判之倾向。明代中期随着阳明心学的发展,使得士人阶层得以冲破传统理学禁锢而直任本心,此学问之倾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后学向佛教禅学思想的偏斜与靠拢,因而明代中后期,居士佛教盛行,出儒入禅之士人众多,此亦为明代中后期佛教自身的更新提供了契机。明代士人的儒佛之辨,亦推动着明代儒佛学术思想的交汇融合,儒佛二者也正是在一次次地分支而又融汇中展开着自身的学脉与生命。

敦煌契约文书所见的儒佛道融合

敦煌契约文书中涉及大量的儒佛道融合内容。三教融合影响了民众的行孝方式,对于民风教化也有积极作用。三教在融合的过程中虽然一同向着世俗化方向发展,但敦煌民间社会的文化底色还是以儒为主,佛、道仅作为儒家思想的补充而存在。三教融合不仅满足了民众的心理需求,也使三教获得更广阔的传播空间。

儒、道、佛思想对中医的影响探析

儒、道、佛作为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流地位的三大主干思想体系,相辅相成地从不同角度为中医学输注养分。文章以儒、道、佛三家思想为切入点,揭示中医疾病预防调护、诊治、医德修养等内容的丰富文化内涵,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医道联系的认识。

蝉纹:儒道佛文化下“蜕变”意象的展开——以汉朝至北朝为例

蝉从蛰伏泥土至脱壳成虫,其历程被古人意象化为“蜕变”之象征。在巫术文化影响渐渐剥离、儒道佛系统化的汉朝至北朝阶段,蝉纹在多者间交融互渗,于不同的概念中在造物上装饰与耦合,完善了本身的意象特征表述。在蝉纹造型后,隐藏着深层次的社会根源。从玉蝉至蝉冠菩萨佛,蝉纹不同应用的流行均受到了上层社会自上而下、社会现实由表及里的影响。在大潮流之下,这种影响体现上下层社会对蝉纹不同的精神需求,也显现了历史演变过程中蝉纹与不同文化交织形成的丰富内涵,隐藏着古人对于死后世界认识的系统演变。

秩序重建视角下的北宋儒佛关系——对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个观点的补充论证

在宋初“以儒为主,佛道为辅”政策的基础上,佛教虽强调自身参与教化的正当性,但这并不构成儒、佛对秩序重建主导权的“争夺”。在儒学大兴的背景下,庆历儒者在儒学之道的唯一性和排他性的基础上,否定佛教参与教化的正当性,这是北宋儒佛“争夺”秩序重建主导权的起点。契嵩应时而起,提出儒佛一贯理论,强调“道”的开放性和“心一迹异”的方法,消解了儒学之道的唯一性和排他性,并明确倡导佛教方为教化之本。后来的儒者围绕“道”的开放性和“心—迹”关系的争论显示,“秩序重建”既是北宋儒、佛关系的主题之一,也是超越儒、佛关系的时代主题。

北宋禅师契嵩“援儒入佛”与“佛教儒化”之辨正

面对“排佛而尊孔”的时代思想潮流,契嵩试图通过“援儒入佛”来调和儒佛关系的紧张、对立,进而推动宋代佛教儒化。就“援儒入佛”思想而言,契嵩从佛之出世与儒之入世的异同入手,会通二者在教化上所表现出“圣人为教不同,而同于善”的主张,圆融二者在心性上所展现的善恶问题,调和二者在伦理观上“五戒”与“五常”的激烈冲突。由此而归纳出“佛教儒化”在心性、教化、伦理上具有一致性与圆融性的特征。“援儒入佛”与“佛教儒化”虽都是契嵩佛学思想的一部分,但二者在质量变化中是有差异的。前者属于量变;后者属于质变。但契嵩最终因回应排佛、辟佛之风而走上“佛教儒化”的道路,这既是历史的选择和时代的必然,又是宋代儒佛关系的一个重要面向。

从敦煌佛教歌曲看唐五代宋初的佛儒交融

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区佛教盛行,这与佛教积极融入儒家传统文化不无关系,而作为佛教宣传重要推手的佛曲在其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敦煌佛教歌曲成了宣扬儒家孝悌观念的另一个重要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