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学派佛儒调和论的发展困境——以邓元锡《论儒释书》为例

基于对王阳明阐发良知之说与致良知之教的现实合理性的辩护,中晚明的阳明学者探讨儒释之辨呈现出相互矛盾的困境。一方面,阳明学派批判宋儒的儒佛之辨,驳斥宋儒完全排佛的行径,辨析佛儒之间相通之处,论辩思路有佛儒调和论的趋向。另一方面,阳明学派依旧从儒家立场出发,严格区分佛儒的界限,强调儒家正统地位,论辩思路又回归宋儒。这一论证怪圈在阳明二传弟子,江右王门的代表邓元锡所著《论儒释书》中展露无遗。通过对邓元锡《论儒释书》的分析,阐明邓元锡独特的佛儒之辨思想,结合中晚明的时代背景以及邓元锡的个人经历,揭示阳明学派佛儒调和论的发展困境。

浅析颜之推“两教一体”思想及其对教育思想的影响

本文从颜之推的作品中发掘了其儒佛调和的思想,分析了产生这种思想的原因,并发现颜之推的儒佛调和思想从教育目的、"艺"的教育内容、道德教育内容等方面影响了他的教育思想。

浑一与单一:荒木见悟的湛、王关系论

荒木见悟的湛、王关系研究是以朱子之学为参照系而展开的。在他看来,朱子性理学所遗留下来的最大问题是凝固化的定理意识,而阳明所倡导的良知则打破了朱子性理学的定理意识,更为重视根源性的心。以定理(朱子学)与良知(阳明学)的研究框架为背景,荒木从心与性(理)、“随处体认天理”与“致良知”、“单一”的立场与“浑一”的立场及儒释之辨等方面详细论证了甘泉心学深处依旧保留了朱子性理学的核心构造及阳明心学对朱子性理学的根本性的扭转,由此说明了湛、王二学的本质性差异。荒木该研究的意义在于其根据湛、王两学所争论的“理障说”为线索,揭示了阳明后学内部围绕克服“理障说”所产生的三种典型的儒佛调和论,这对于我们研究阳明学与佛学的交流互动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澫益与《周易禅解》

一、澫益的行履及其著作 澫益(1599—1655),法名智旭,别号“八不道人”、“旭道人”、“北天目道人”等,晚称“蕅益老人”。俗姓钟,名际明,古吴木渎(今江苏省吴县)人。七岁茹素。年十二读儒书,敬服陆象山和王阳明,对其“心即理”的学说,专门作了钻研,随“即千古自任,誓灭释老,”作《辟佛论》数十篇。后阅袾宏《自知录序》及《竹窗随笔》,始不谤佛,且将《辟佛论》付之一炬。明朝万历四十六年(1618)冬,因丧父,闻《地藏菩萨本愿经》,乃“发出世之心”。据其《自传》——《八不道人传》

“父母恩重经变”与孝道思想的关系

宋代以来 ,儒佛调和。反映到佛教艺术上 ,则有南宋大足宝顶山大佛湾“父母恩重经变”摩崖造像的出现。本文论述了该造像与孝道思想的关系 ,体现了佛教受儒家思想影响 ,逐渐世俗化。

《柳河东集》校读记

柳宗元（７７３—８１９）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他留下的众多著作，历来大受人们称道，但评价却是很不一样的。现在通行的他的文集，大体上是在刘禹锡最初编成的４５卷集的基础之上整理加注而成的。后人最初发现其价值的，大概是北宋真宗时期的穆修。那时正是所谓“西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