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佛光寺塔坪新发现唐“没故和尚”经幢研究

2022年7月,佛光寺塔坪步道整修过程中,在杲公和尚塔东南方向发现一截经幢幢身。经幢八面,正面题额“奉为没故和尚造佛顶陀罗尼经幢”,第二面线刻“圣老人(文殊菩萨)见佛陀波利像”,第八面有“会昌二年”纪年。经研究,该经幢应为佛光寺僧众专门为“没故和尚”修建的一座墓幢,是目前五台山地区已知年代最早的经幢实物,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对唐代经幢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山西五台佛光寺无垢净光塔门楣研究

佛光寺位于五台县城东北约30公里的佛光山腰,作为五台名刹,虽地处僻静的南台外,却是五台山现存最古老的寺庙。据史籍所载,佛光寺创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467-499年),北周建德三年(574年)武帝灭佛波及佛光寺,寺庙被毁。唐初高僧解脱禅师重修佛光寺,在唐武宗会昌法难期间(840-846年),寺宇再次遭受破坏,唐宣宗继位(846年)后便复兴佛法,诏令愿诚主持重修佛光寺,并于大中十一年(857年)完工。

浅析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彩塑艺术特色

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中国创造了璀璨的文化艺术,彩塑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五台山佛光寺彩塑作为我国唐代雕塑的经典代表之一,工艺精湛,具有重要的艺术和历史价值。首先对佛光寺东大殿彩塑的具体形象进行分析,其次探索其造型特色,最后分析传统彩塑对当代雕塑创作的影响,以期更好地传承与发扬彩塑艺术。

论中国古建筑对于当代设计的启发—以佛光寺为例

研究背景,佛光寺东大殿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代殿堂式木构古建筑,在中国古建筑研究界富有极高的盛名,被梁思成先生誉为:“中华第一瑰宝”,研究其的学者众多,涉猎面甚广,然而经笔者调查,佛光寺东大殿对于现代建筑设计启发方面的研究却鲜有耳闻。研究内容,对佛光寺东大殿的建筑结构、内部陈设与纹样以及其所蕴含的文化底色进行深入了解与研究,试图分析总结出佛光寺东大殿对于现代建筑设计的启发。研究方法,笔者采取针对佛光寺东大殿的特点进行广泛的资料收集、归纳与总结的方法来推导出问题的答案。研究结论,佛光寺东大殿对于现代建筑设计有着许多启发——在建筑设计中要注重传统人文观念的应用,注重中国传统建筑设计元素的传承与发展,明确设计的目的。

唐代木构建筑的“双璧”——南禅寺大殿和佛光寺东大殿

五台山南禅寺大殿和佛光寺东大殿是令山西人自豪、令全世界瞩目的1000多年前的唐代建筑实物,它们的屋顶、斗拱、大叉手、“丹柱素壁”、“侧脚”和“生起”、梁架各部分的比例关系等等诸多细节都是唐代建筑特有的标志和符号。它们体现着一个时代的建筑营造制度,体现着中国唐朝在建筑领域的科学力量。

五台山佛光寺明代罗汉图的造像分析

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明代壁画五百罗汉图,现存罗汉248尊,前后盘坐两排一字形平铺式构图。画家通过面部表情、服饰、手印、手持法器及姿态的不同,将众多罗汉的身份明确区分开来,造型生动,线条流畅,有着极高地艺术价值。通过对壁画中罗汉造像进行深入分析研究,总结出人物造型、服饰、法器等艺术特点。

五台山佛光寺建筑特点与保护研究

佛光寺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唐代木构建筑,也是我国佛教文化传承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载体,其建筑结构独具特色、文化内涵丰富多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包括佛光寺在内的五台山寺庙建筑的损坏程度越来越大。对此,以佛光寺为例,探究其建筑特点与文化价值,并就佛光寺木构建筑的特殊属性,提出具体的保护措施。

独具特色的五台山佛光寺唐代壁画

阿弥陀佛信仰在唐代社会相当普及,五台山亦成为阿弥陀佛信仰最为兴盛的地区,佛光寺亦深受影响。因此,五台山佛光寺壁画中出现"西方三圣图"。同时,受华严思想影响,佛光寺壁画中出现文殊、普贤菩萨的内容也是必然之事。从中可见华严宗与净土宗相互影响,互为援引的趋势。佛光寺壁画则成为佛教诸宗思想融合的珍贵实物例证。

瑰宝档案——评张映莹、李彦《五台山佛光寺》

中国佛教协会已故会长、诗人、书法家赵朴初先生,于1977年8月偕日本佛教界人士游览五台山时,曾作《寄调忆江南》词《五台杂咏》四首。其第一首为：

佛光寺彩画加固保护材料的选择实验研究

针对佛光寺无地仗彩画层所出现的颜料脱落、颜料褪变色、裂隙等突出病害,本研究利用正交实验对鱼胶和白芨胶两种传统保护材料进行了复配,得到适宜无地仗彩画加固保护的优选配方:以质量分数为3%的鱼胶复配以0.1%的白芨胶作为有效加固成分,再配以质量分数为0.5%的防霉剂(PTA)、0.1%的紫外吸收剂(BP-4)以及0.1%的抗静电剂。所得复配材料具有优良的加固性能及耐老化性能,可为佛光寺及其他地区无地仗彩画加固保护材料的选择提供参考。

佛光寺东大殿彩画制作材料及工艺研究

本文以佛光寺东大殿现存彩画为研究对象,应用拉曼光谱、FT-IR、XRD、SEM-EDX等多种分析方法对彩画制作材料及工艺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东大殿彩画主要以铅丹、朱砂、石青、石绿、高岭土为颜料,以动物胶为胶结物在木构件表面直接作画,属于无地仗彩画类型;在颜料的搭配使用上,以红、蓝色颜料作画时选用白色颜料打底,而以绿色颜料作画时则选用红色颜料打底,充分发挥了冷暖色和互补色之间的对比效果,体现了极高的色彩学造诣,这在国内外彩画研究中尚属首次。该分析结果为唐代建筑彩画制作工艺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同时为后续开展的保护修复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

五台山佛光寺古建筑避雷原因探析

五台山地区雷电活动频繁,而佛光寺古建筑历经千余年却从未遭到雷击。文章试从佛光寺周围环境的自然消雷能力、雷击的选择性及古建筑自身良好的绝缘性三个方面分析其成功避雷的原因。

梁思成与佛光寺

在中国历史上，佛教与佛教建筑曾达到过难以想象的辉煌程度，但在经过4次大规模的灭法运动，佛教艺术及其辉煌的殿堂都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在相当长的历史长河中，人们没有发现过唐以前地面上的建筑。这使得人们相信，由于灭法、战乱、自然灾害和木构建筑的寿命等原因，唐代异彩纷呈的佛教建筑已经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但是在1937年，一对年轻的建筑师夫妇在山西五台山，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彩塑壁画遗存若干问题稽考

五台山佛光寺中央佛坛现存泥质彩绘塑像35身,其中33身唐代塑绘格局、造像样式等原有基本面貌保存完好,为中原地区体量最大及数量最多的一坛唐代彩塑造像遗存;但此佛坛现存1身送供人等身像及1身韦陀像,则分别属金代和明代彩塑造像遗存。此殿左右山墙及后檐墙内壁下方所置近300身五百罗汉塑像及南尽间窗下墙内壁下方所置1身僧人等身像,则为明代塑绘遗存。此殿栱眼壁、扇面墙及须弥座束腰处壁面等处,还遗存有唐、宋、明、清等朝代壁画多幅,其中《弥陀说法图》《毗沙门天降妖护法图》等数幅壁画,为中原地区现在仅有的唐代壁画遗存。

五台山佛光寺建筑艺术的科学思想

佛光寺是佛教与艺术相结合的成功范例,其建筑艺术折射出了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现代系统论观念和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其宇宙观和人生观与现代科学思想也有诸多共通之处。

佛光寺建筑艺术所蕴含的佛教哲学思想

佛教是一种人文思想,佛教哲学的重心是人生论,同时也包含着极其深刻的宇宙论思想。唐代中外文化交流频繁,佛教的中国化发展到了顶峰,产生了极富智慧的中国佛教哲学,并与中国古代独特的建筑艺术相结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五台山佛光寺作为唐代木构建筑中的典型范例,集中体现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其中蕴涵着极其丰富的佛教哲学思想。文章通过对五台山佛光寺建筑艺术中的彩塑、壁画和塔文化中所展现的佛教文化的描述,阐述了佛教的宇宙观和人生观,透视了佛教文化对唐代建筑艺术的影响。

中国汉传佛教建筑礼拜空间浅析——以五台山佛光寺大殿为例

佛教礼拜活动是后世佛家弟子为表达对三世诸佛和一切佛教典籍的恭敬之心而行之礼。禅宗初祖达摩在《破相论》中对礼拜做出解释:"夫礼者,敬也;拜者,伏也"。而《十界因果浅录》中又云:"礼拜者,略有三种:一拜佛,二拜经,三拜舍利"。礼拜是佛教仪轨中最为重要的活动之一,而与之相对应的礼拜空间也是佛教建筑空间中最为精彩的部分之一。

基于整数尺法角度的佛光寺东大殿营造用尺复原研究

整数尺法是东亚早期的一种木结构建筑设计方法,根据张十庆的研究,这种方法也适用于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唐代遗构佛光寺东大殿,其复原唐尺约为29.6 cm。本文从整数尺法的角度对佛光寺东大殿2008年的实测数据继续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这栋建筑当初可能曾以1唐尺=31.46cm的营造尺尺长进行设计和施工,同时还可能存在一个1/3唐尺的尺度模数。另外,又因此唐尺尺长作用下本建筑材广刚好为1唐尺,故本文所推测的设计方案在满足整数尺法的同时,也是"材分制"设计方法作用结果的重要例证。文章还深入挖掘了佛光寺东大殿的建筑技术细节,对认识整数尺法和材分制的古代建筑设计方法和丰富唐代尺度史研究有一定的意义。

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唐代重建若干问题稽考

现存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为唐大中六年朝廷"许令修复"的"官营"名山胜地寺院建筑。该殿重建主持僧人由官府选定,河东节度使、北都留守、工部尚书等一批高等级官员支持、参与了此项工程,大殿重建落成后还受到唐宣宗直接褒奖。此殿重建功德主之一"故右军中尉王",并非宪、穆、敬、文中晚唐四朝著名权阉王守澄,此人为唐元和年间弑害唐宪宗李纯之元凶,唐宣宗李忱不可能允许有杀父之仇的王守澄又成为此殿重建的功德主。此殿重建功德主"故右军中尉王",实为宣宗朝身兼枢密使、右军中尉、功德使等多种要职的重臣王元宥,此人拥有的官位、职责、政声、家世、籍贯以及年龄等,足以使其成为东大殿重建的功德主之一。

佛光寺东大殿修建年代新考

五台佛光寺东大殿是我国著名的唐代建筑,它在中国建筑史和艺术史上都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一九六一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关于它的修建年代,一九三七年,梁思成曾撰文论定为唐大中十一年(857年)。一九五三年,又重申了这一结论(《梁成思文集》二,184页),以后,各种书籍和文章(如《雁北文物考察团报告》178页,《文物》一九六一年第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