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佛克马与世界文学研究

在国际学界关于世界文学问题的讨论中,学者们一般都要引证美国学者莫瑞提和戴姆拉什的著述和观点,但是却忽视了在他们之前就已经涉猎世界文学问题的学者佛克马。实际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佛克马就发表了一些文章,广泛涉猎了世界文学问题,并与当时颇受热议的文学经典的构成和重构等问题相关联。佛马克由于早年所受过的汉学训练和后来又受到的西方文学理论训练,从一开始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就摆脱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自觉地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他对世界文学问题的涉及始自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他不仅在自己主编的多卷本《用欧洲语言撰写的比较文学史》“后现代主义分卷”中邀请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学者撰写有关章节,而且还在晚年专门研究了中国当代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并发表了相关论文,从而将后现代主义当作一种国际性的世界文学艺术思潮来考察。此外,他还与时俱进地涉猎了新世界主义的建构,并将中国儒学中的世界主义因子作为参照进行重构。这些都是他在世界文学研究中的跨文化理论建树。

对话性与成规性:佛克马经验式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已故荷兰学者杜威•佛克马是荷兰汉学界最早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者之一。作为文学科学主义者,佛克马毕生推崇波普式批判理性主义和普特南式实用主义,坚守一种经验式研究路径。以“文学成规”为问题导向,佛克马从文学史、文学关系、文学影响和文学伦理四大视角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加以考量和审视,挖掘文本内在联动的成规性和文本内外互动的对话性,勘察(后)现代主义思潮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学景观和文学走向。佛克马站在世界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思想高度上,倡导异质文化之间的开放性和交互性,力求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困境。鉴于此,佛克马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及实践比较文学之中国学派的蓬勃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佛克马文论在中国:一种经验式文学理论谱系的形成

已故荷兰学者杜威·佛克马是国际学术界重量级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大师,同时也是一位怀有深厚中国情愫的汉学家,有着卓越的理论造诣和学术贡献。纵观其学术生涯,佛克马始终把理论触角伸向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文学阐释与文学史编撰等广阔的领域,整体性地把握生产与接受、文本与语境、文学传统与个人才华、东方与西方的互动关系。由于青睐卡尔·波普尔的批判性理性主义和希拉里·普特南的实用主义,佛克马坚守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立场,倾向于一种基于经验的科学研究。本文通过分析佛克马在经典构成与重构、文学功能与文学成规、比较文学和文学史观、文化交往等方面的代表性著述,对其文学研究的思想谱系进行梳理,并观照佛克马文论在中国学界的接受和研究现状。作为一位怀抱乌托邦理想的世界主义者,佛克马注重文学的世界性影响和普世价值,打破了文学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模式,致力于发现各国文学差异性表现中的共同性。佛克马的价值取向和学术立场,对在世界语境中建构中国学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佛克马、伊布斯的《二十世纪文艺理论》

荷兰乌特勒支大学教授佛克马(D.W.Fokkema)和自由大学教授伊布斯(E.Kunne-lbsch)合著的《二十世纪文艺理论】)(Theories of Litera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是一部颇有自己特色的理论专著。该书自1977年初版以来,一版再版,并已泽成了多种文字,深受欢迎。

文学观念和方法演化的纪录——评佛克马、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

一 本世纪出现一系列具有世界影响的批评流派,这些批评流派不仅提出一些独特的文学研究方法,而且在文学观念和基础理论上都具有一定值得参考的价值。面对如此繁富的“批评遗产”,文学理论家很难再用单纯的一、二个批评流派的观点来概括文学的本质特征、批评方法和评价标准了。他们不能不从某个角度出发,选择在他们看来最有代表性的一些批评流派的观点和方法,加以综合的比较研究,并将它们融会贯通起来,从中阐发自己独特的见解。荷兰学者佛克马和易布思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伦敦,1977年),基本上就是按这一条路子写成的。 本书作者声称,他们只想提供有关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的“审慎而精确的情报”。这一目标从作者的文学观来看,基本上已经实现。我们知道,现为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主席的佛克马教授,对东西方文化素有研究,在比较文学领域倡导“文化相对主义”

当代作家文论形态的新媒体重构

佛克马和蚁布思(Douwe Fokkema&Elrud Ibsch)在探讨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时指出:“有些情况下,在一个事件被当作一个历史和文学史事实而接受下来之前,毫无讨论它的必要。”(1)当代作家文论,即当代作家谈论文学的各类文章正日益受到研究者关注,进而被作为“文学史事实”加以接受。这也符合作家文论摆脱作为“参考文献”的辅助性地位,尝试在文学史、批评史与理论史中直接发声的内在要求。

寻求多学科研究和国际对话

我和《文艺研究》已经有了十多年的合作关系，最初仅作为一名自发的投稿者，其后又不时地应编辑之约，对目前东西方学术理论和文艺研究领域内的重大课题提供一些新的信息或者撰写一篇论文。久而久之，我和《文艺研究》编辑部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我几乎隔上一段时间便向...

调侃式的嘲讽——对后现代电影的几点冷思考

二十世纪以来,“后现代”已成为世界性的热门话题,以“后”相标榜的各种理论思潮风起云涌,大有蔚然成风之势。在很多国家,一些发行量很大的报纸连篇累牍地登载论述后现代主义的文章。从表象看来,后现代主义很时髦,甚至被误解为趋向主导潮流,但,这是永远不可能的。一.后现代的起源和各种理论在“后现代”这一术语兴起的时间上,理论家们各持己见。比较统一的说法是:在艺术领域内,“对‘后现代’一词的最早使用可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1926年它首先出现在一本书的书名当中,然后又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再次出现在某些书的封面上。

如何对待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

徐友渔在《后现代主义及其对当代中国文化的挑战》(《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1期)一文中指出:《走向后现代主义》一书的编者佛克马在该书的中译本序中说,后现代主义与发达地区的现实状况密不可分,而在那些尚在为温饱而奋斗的国度,它是不得其所的.后现代主义属于一个特殊的、复杂的传统,它是不能摹仿的.我把佛克马的话当成是对后现代主义的倾慕者的告诫,这也是我对把后现代思潮引介到中国所表示的优虑.但是,后现代思潮毕竟已经进入中国国门,我们不可能简单地用一句“不合国情”而将其打发掉.至少有两点理由,使得我们应当重视后现代思潮,大力加强对它的研究.其一,中国社会正在快速地向现代化转型,过去没有的东西,现在正在大量涌现.世界一体化的趋势,使得后现代主义不会与中国绝缘.其二,和其他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一样,后现代主义并非只是西方发达社会现状的产物,它的出现和蔓延当然有其学理上的根据,因此,它的某种主张就具有普遍的意义,而这正是我们需要了解、研究和借鉴的.后现代主义的反表象主义、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不是哗众取宠地故作惊人之论,而是既有学理依据,又具深刻洞见的主张.

中国与欧洲传统中的重写方式

这是荷兰乌德勒支大学佛克马教授1999年8月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6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文章借助例证论述了中国和欧洲传统中的重写方式及其潜在的功能，并将“重写”概念和在后现代主义理论背景上提出来的“文本间性”概念做了区别，认为重写既暗含着与文学传统相关的个人观点，同时也兼顾其他文化传统，这种强调作者“主体”作用与伦理立场的重写方式对于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

后现代主义论争在中国:反思与启示

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的头几年,后现代主义文学伴随着现代主义文学被介绍到了中国,但在一开始并未吸引当时的主流理论批评家和学者的研究兴趣,不少人还在热衷于关于西方“现代派”问题的讨论,因此,正如对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和理论批评情有独钟并产生过较大影响的荷兰理论家佛克马所言,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不可能得到赞同性的接受。

普列汉诺夫是死在狱中吗?

最近读到三联书店出版的荷兰学者佛克马、易布思撰写的《二十世文学理论》,其中关于普列汉诺夫生平的叙述,和事实大有出入.此书写道:“普列汉诺夫作为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十月革命后即被捕,1918年死于狱中.”(见该书第113页)普列汉诺夫对十月革命不理解、不欢迎,曾经在报刊上声明不同意苏维埃国家的政策,但他没有参加颠覆新政权的活动.布尔什维克对他一直采取保护的态度.所谓逮捕、监禁,完全是无中生有的.

编者按

欢迎大家阅读本期《比较文学:东方与西方》! 2009年早已过去,但苏珊·巴斯奈特却以其2006年发表在于英国比较文学学会(BCLA)会刊《比较批判研究》(Comparative Critical Studies,3)第三期的文章《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反思》(Reflections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