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秦姚兴时期的佛典翻译官方化研究

佛教初传阶段的佛典翻译实践主要由个人和小团体进行,到了十六国时期,后秦的帝王姚兴为了巩固政权统治,积极寻求独立的治国意识形态,大力资助佛典翻译以维护其统治。这标志着佛典翻译活动主体由个人到官方的进程开始。后秦姚兴时期开始的佛典翻译实践官方化虽有不足,但其国立译场的组织和管理对于后世的翻译实践以及国家治理仍有借鉴意义。

吐蕃时期佛典翻译管窥

吐蕃时期是藏民族形成的历史时期,也是藏族文化逐渐定型的重要历史阶段。众所周知,佛教文化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佛教文化的传入、传播和发展中,翻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打算对翻译在佛教文化的传播中的历史作用,和它在藏族文化形成中应有的历史地位进行一些探讨,以期抛砖引玉,推进对这方面的研究。吐蕃时期的翻经翻译中心主要有两处,即吐蕃本部地区和敦煌,本文主要国绕吐蕃本部展开。译经起源学术界一般认为,佛教是在松赞干布时期正式大规模传入吐蕃社会的,但也并不排除藏文文献中记载的佛教在拉托托日聂赞时代就已渗入吐蕃的可能性。

20世纪迎来汉藏佛典翻译又一高峰——追念汉藏佛学研究的三位大师

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的佛学研究掀开了新的一页,如同雨后春笋,呈茁壮滋长之势,这种风气,一直延续了四五十年。当时提倡、呼吁"人间佛教""人生佛教""人间净土",认为佛教不仅要关照遥远的"来世"追求,更重要的是顺应时代发展,立足今生今世,解决现实实际问题。出现了一批佛学界的仁人志士,掀起了一场佛教复兴运动,既推动了我国佛学研究,又呼吁整个社会关注和解决现世问题,包括个人、民族乃至国家的利益。文章试图展示那个年代陈寅恪、吕澂、法尊三位大师对汉藏佛学研究、汉藏佛经翻译的重大贡献,以求进一步关注、挖掘汉藏文化交流史。

鸠摩罗什的般若中观佛典翻译对中国人了解佛教“空”观念的意义

“空”的观念是佛教的核心理念。这方面的思想很早就传入了中国。但在中国佛教发展的初期，国人对于印度佛教主流思想中的空观念并不了解或有误解。鸠摩罗什翻译的般若中观佛典对于改变这种状况起了重要作用，促进了中国人准确客观地把握佛教思想文化中的精髓，对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并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积极意义。

佛典翻译文学与中国民间文学

佛典翻译文学和民间文学都具有内容丰富、表现形式多样的特点,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平。佛典翻译文学虽然不能全部作为民间文学看待,可是有相当一部分是借用民间文学材料附会加工而成的,如“佛传”、“佛本生故事”和“譬喻故事”中的许多作品,可看作染上宗教色彩的民间文学。佛典翻译文学与民间文学互相渗透,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情况。

早期佛典翻译中的“文质论”文艺思想

魏晋南北朝,在佛典翻译的"文质之争"中,"文质论"从儒家的人格论与治道说发展成为在文学批评领域产生广泛影响的文艺思想。佛典译家们对"内容与形式"层面的文质关系问题的深入探讨,对后世文学实用理论、接受理论、文学审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在修辞层面,他们对佛典译文语言风格的文质论争也使得俗语与文言在书面使用中的冲突开始凸显出来。译家们的实践促进了文学语体风格的多元化,使得质朴、繁复成为汉语精约、含蓄的风格之外可欣赏的另一种"语趣",在通俗书面语产生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佛典翻译过程中不断深化的"文质论"终于在刘勰集南朝文艺理论之大成的《文心雕龙》中发展成为成熟、系统的文艺思想。

文化民族主义与梁启超佛典翻译研究中的异化翻译主张

梁启超在文化民族主义思想背景下开展佛典翻译研究,具有鲜明的文化构建目的。他通过批评佛典翻译家支谦"未熟的意译",表达出对佛典翻译史上"格义"传统的反对态度,其本质是反对归化译法,提倡向原作所代表的外来文化靠近的异化翻译策略。梁启超佛典翻译研究中的异化翻译主张,既出于对翻译之于民族文化构建作用的思考,旨在通过吸收、化合外来文化以实现本民族文化的壮大,也彰显出对民族文化包容性与世界性特质的想象。

“风峪石经”初探──兼谈武则天时期佛典翻译中的译场组织

『风峪石经』初探──兼谈武则天时期佛典翻译中的译场组织王鸿宾，胡春英引言唐代佛教是在隋代大兴佛法的基础上，经过与道教势力的激烈消长，进入持续发展的鼎盛时期，而武则天时期又是唐代佛教发展的高峰。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佛典翻译及其保存、流通方面达到新的水平。...

《汉译佛典翻译文学选》注释补正

孙昌武先生编注的《汉译佛典翻译文学选》（上下册）是一套关于汉译佛典翻译文学的选集。选集对词语的解释（以下简称“孙注”）言简意赅，大都准确恰当，但也有些错误。我们分析了一些解释的错误，进行了补正，以期对大家准确理解佛典文学有所帮助。

汉三国晋南北朝时期佛典翻译文学

引言 中国在早只有原始信仰而无宗教。所谓宗教是从外国传来的。首先且影响最广大而悠久的是佛教。(道教虽然属于“国产”,但它是佛教的仿制品,即是:比着佛教的规模而建立起来的。我国古代只有道家,并没有道教。) 佛教之来中国是有其历史和地理的条件的,这先不必去说它,我们不是在研究佛教史。现在只说一说它来到中国之后,发生的影响。这可分成三部分来讲:一、迷信;二、哲理;三、文学。 第一先说迷信。佛象因果之说,一方面是报应、轮回,另一方面是极乐世界的净土。这就使得旧封建社会中被剥削、被庄迫、穷苦无告的人民大众最易于接受。

華梵兼舉,即文會貫——從佛典翻譯的一種獨特解釋看佛道關係及所表現之文化心理

本文考察了中國宗教史上一個重要而有趣的現象:對佛教翻譯經典,用漢字本身所具有的含義來解釋某些譯名的意義,並通過這種考察,對中國歷史上佛教、道教的複雜關係進行了研究,指出這一現象反映了中國宗教史中鮮明的中國文化本位觀念以及佛道兩教在彼此消長中相互借鑑的狀況。同時,以清代道士閔一得爲中心,對采用這種方法的内在原因進行了深入挖掘,指出心同理同是中國宗教、哲學思想的一個核心觀念。這一觀念是使中國宗教長期以來形成一種相對和諧狀態的重要因素。

敦煌俗文学语汇溯源——兼论佛典翻译对敦煌俗文学语汇形成的作用

一、敦煌俗文学语汇溯源的意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敦煌发现了一大批唐五代俗文学作品的写本,包括变文、曲子词、白话等.这些写本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人们首先认识到它们对于中国文学历史进程的探讨具有重要意义.郑振铎(1938/1954:128)说:“敦煌石室的出现,使我们对于唐代的通俗文学研究有了极重要的收获.‘变文’的发现,固然是最重要的信息,使我们对于宋、元的通俗文学的发展的讨论上,有了肯定的结论,……同时并明白了后来的许多通俗作品的产生线索与原因.”又说(1938/1954:180):“

敦煌俗文学语汇溯源——兼论佛典翻译对敦煌俗文学语汇形成的作用(续)

二、敦煌俗文学语汇溯源 在本部分的讨论中,每个条目先列出释义,次列敦煌文献用例,如果《词典》为推究词义引用更早的书证,本文也将其中最早的书证引出,以便参照。然后列出在汉魏佛典中较早的书证,有些词条还探讨了词义的演变,同时把《汉语大词典》所引有关词条的最早出处作比较,并对有此词条的义项作了一些增补、订正工作。

日本僧人灵仙对中国佛典翻译的贡献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当中国的秦汉时期,史书上就留下关于中国和日本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记载。到唐代,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高度繁荣的阶段。这期间,日本也开始了“大化改新”,由日本派遣到中国来的遣唐使、学问僧以及留学生等达到空前的数量。

“合本子注”再检讨——早期佛典翻译史的独特方法

1933年,陈寅恪发表《支愍度学说考》,[1]谈到僧人研习佛教典籍,有'合本子注'之体。'合本'(composite text),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就是把不同的经本合成单一的文本;而'子注'则相对于'母本'而言,是指以较小的字体将同本异译的佛教经典作为小注附在母本正文之下。

从“软实力”的角度自我剖析《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册)：从最早期到佛典翻译》的选、译、评、注

我国翻译活动历史悠久,有关翻译的记载,可以上溯《周礼》、《礼记》等典籍;谈翻译、论翻译的文章,数量也极多,内容丰富,然而,数千年来,我国传统译论鲜有译成外文,流传到其它地方。本文以编者自道的方式,阐述我国第一本传统译论英译选集的成书始末,从选、译、评、注四个方面,分析选集的成书目的、选材准则、翻译策略,以及评语和注释在选集中发挥的作用,并从"软实力"的角度探讨如何通过翻译来展现我国的传统文化。

试论古代维吾尔语佛典的翻译

维吾尔族历史上曾信仰佛教达千年之久,并把大量佛教文献(包括大、小乘及密宗文献)译成古代维吾尔语。在元代时曾形成比较完整的大藏经(Tripitaka)。公元10世纪喀喇汗王朝时,伊斯兰教开始传入喀什。公元14、15世纪时,当塔里木盆地北部的吐鲁番、哈密的人民也皈依伊斯兰教后,佛教及其文献才逐渐消失、湮灭。本文概述了近百年来世界维吾尔学家在发现、研究维吾尔语佛典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梵藏佛典翻译中的前缀——以《语合二卷》为例

历史上,梵藏佛典翻译工作的推进对藏地佛教的流传及藏文的发展都至关重要。《语合二卷》是吐蕃最早的梵藏词汇翻译手册,对吐蕃时期梵藏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进行了综合阐述。书中前言部分为翻译规定,其中有一条涉及到了藏语中比较少见的语法概念“前缀”。本文将从此规定出发,结合《语合二卷》中出现的17个前缀及古代梵语学家对前缀的语法论述,集中分析吐蕃翻译家对前缀的处理方法及对佛教核心术语的理解和阐释。他们的处理方法,对当代佛典翻译实践和理论发展仍具有非凡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古代佛典译论研究

武光军著,商务印书馆,2023年11月中国的翻译史始于佛典翻译,中国古代译论的贡献亦主要来自佛典翻译。可以说,佛典翻译是中国古代第一次大的文化翻译,对我国的译学具有奠基性作用,因此,研究中国古代佛典翻译理论具有重大意义。本书首次尝试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对中国古代佛典翻译开展理论研究,从中国译学传统的视角出发,进一步明晰“翻译”概念的内涵,深化翻译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并通过翻译传统及译论的中西、古今比较,积极参与响应当下国内外译学界重新定义“翻译”和创新译学的研究思潮。

梁启超的翻译思想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的革命家和学者,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其翻译思想。一是翻译与救国,梁启超把翻译看作强国之路。二是翻译的方法,梁启超针对当时社会上的翻译弊端提出了翻译方法和策略。三是翻译与佛典,主要讨论梁启超对翻译文体、佛典翻译与一般文学的关系等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