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和上”佛图澄——早期僧人的受戒问题

佛图澄是主要活动在十六国时期的僧人,他对早期佛教弘法有着巨大贡献。但相关史料以神异事迹为主,导致以往研究对佛图澄的认识停留在他与石氏父子的交往,以及以神异之术弘法。而佛图澄修正戒律和为人授度的记载却少有关注,这其实和他“大和上”的称号有着密切的关联。佛图澄不但标志着佛教戒律从封闭流传转向主动流播,同时确立了道安、慧远等僧人对戒律的认识,进而推动了佛教广律的译出和传播。而政权也通过对授戒僧人的尊崇,达到控制佛教的目的,是南北朝僧官制度的滥觞。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丝路美食文化——从敦煌写卷《佛图澄所化经》谈起

古代中国"一带一路"对外交往有两次高潮:第一次以印度佛教文化传入中国为代表,《佛图澄所化经》中提到的龙虎蛇饼,就是在我国西北地区广为流行的花馍的基础上,经佛教文化重新诠释,赋予消灾祈福寓意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创新产品;第二次以伊斯兰教文化与中国文化深入互动为代表,它为我国美食文化提供了更多的清真食材及烹饪制作工艺,产生了有中国特色的清真食品。"一带一路"促进了中外饮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而美食文化在加强"一带一路"各国各民族的凝聚力、促进世界和谐等方面意义重大。

麻襦与佛图澄对话的诗歌体解释

佛图澄是神僧,麻襦是神人,二人留下了一段对话,历来被认为是无法解释的。麻襦和佛图澄的对话是韵文诗歌体而不是散文。用诗歌体裁来看麻襦和佛图澄的对话,确实能使这不解之语变得可以理解。习凿齿和道安初次见面时,各自一句话,就传扬天下。麻襦和佛图澄这次见面的两首诗,也同样值得传扬赞叹。麻襦和佛图澄对话应该对道安思想和行为有深刻影响,道安对麻襦和佛图澄二人对话的思路都有遵循继承与发展,道安有意识地将佛学中国化儒学化,改变首重神异的传教策略,重视僧才的培养等,都能从麻襦和佛图澄对话中找到思想端倪。佛教在五台山地区传播最早名留史册的高僧是道安、慧远、慧持等,追寻佛图澄和麻襦思想认识的交相辉映,同时追寻佛图澄、道安、慧远师徒三叶弘传教法实践经验和深谋远虑在代际间的一脉相承,以赞颂贤哲的高瞻远瞩及其功业的利在千秋。

《茅蓬寺碑》的佛圖澄傳説與武鄉南山信仰景觀

出土於武鄉南神山的《大唐重修茅蓬寺碑》爲《高僧傳》以外的高僧佛圖澄行迹提供了新的線索,其人可能在會面石勒以前即在武鄉地區傳道。但綜合分析當時的社會狀況,佛圖澄的武鄉傳説仍可能誕生於石趙政權穩定控制華北之後。此外,一直興盛至初唐的武鄉佛圖澄記憶卻在此後遭遇斷崖,消失於地方景觀與話語之外。其之所以遭遇“沉默與斷裂”,是因爲地方社會中的佛圖澄未能突出其傳説的功能特色,轉型爲與水相關的信仰,在缺水的武鄉信仰爭衡中取得優勢,也暴露出“紀念性偶像”相對“功能性信仰”在延續地方生命力時的弱勢。歷時觀察地方信仰生態可以爲中古地方研究提供更多的靈感與視角。

北朝社会信仰心理嬗变与佛教传播策略调整——以佛图澄为例

北朝时期国家陷于分裂、少数民族内迁,引发了北朝社会信仰心理的嬗变。针对这些变化佛教进行了传教策略上的调整,突破传统的传教方式开启了迎合社会信仰心理,利用神异传播佛教的先河。佛图澄作为运用这种传教方式的第一人,其传教活动在当时获得极大成功。

东晋高僧佛图澄

东晋初年,迁居我国北方内地的匈奴、羯、鲜卑、氏、羌等少数民族豪酋,经过长期的战乱,相继建立起许多封建割据的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其中羯人石勒、石虎建立的后赵国占有北方大部分地区。他们为强化对汉民族的统治,一方面动用动用酷刑,奴役几十万民工,大造行宫殿宇,供其昼夜荒淫;

佐王治化:佛教与羯族后赵政权关系探讨——以佛图澄的政治人生为视角

五胡十六国时期,战乱频繁,佛教得到了广泛传播。羯族人石勒所建的后赵政权国祚虽仅仅三十一年,所实行的佛教政策却独树一帜,对后世多有影响。后赵统治者奉高僧佛图澄为“国之大宝”,以佛教思想作为治国的最高思想,使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得到了最高政权的极力认可,并参与到后赵政治、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佛图澄也推动了石勒采取一系列促进民族融合的政治制度,佛教无疑对后赵政权有着佐王治化之功。但纵观整个后赵兴衰史,佛教与后赵政权似乎又若即若离,佛教仅仅停留在政策性而非制度性层面。

从神僧佛图澄到“花和尚”鸠摩罗什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5世纪的古印度，是在印度古代婆罗门教和耆那教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受到古代印度哲学的重大影响。在悉达多·乔达摩（Siddhartha Gautama，约前566-前486）初创之后，经过很长时间的发展过程才逐渐成熟和完善，并开始向外传播。

“澄以石虎为海鸥鸟”新解——兼谈佛图澄与石氏关系的意义及影响

历来学者们对《世说新语·言语》第四十五则林公之意解说有较大分歧,文章通过分析《世说新语》所载此条文本用词、用典及支道林本意来得出新解,并兼谈佛图澄与石氏关系对佛教在东土发展初期的意义及影响。

略论佛图澄对佛教弘传、民族融合作出的巨大贡献

在中国历史上,西晋王朝仅持续了半个世纪。西晋末年,皇室贵族为争夺权利,爆发了＂八王之乱＂,导致了西晋的灭亡。其后,在中国北部的土地上,五个少数民族先后建立了十多个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中国历史又进入了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北方十六国政权大多扶植佛教,当时祖师大德弘宣法化,使佛教信仰得到前所未有的普及。佛图澄即是其时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竺佛图澄神通广大、应机度人

人能弘法，讲到佛学史话自然离不开人。本刊前几期谈过竺法兰、摄摩腾、安世高、鸠摩罗什、朱士行几位都是佛教传人东土或西行求法的重要历史人物，今天要讲的是竺佛图澄。

佛图澄:高僧之首 寿星之极

儒家、佛教和道家并称为儒释道,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两千多年前的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后,一直不温不火,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得到皇权的大力支持开始全面流行。其中有两个关键人物:西域高僧佛图澄和后赵皇帝石勒。正是佛图澄利用西域方术和神奇预测取得了同是胡人的石勒的信任,使佛教在中土得以广泛传播。“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也是后来传播盛况的最好例证。佛图澄由此被誉为“天下第一神僧”。

从写本的传播再论道安对佛教义学的贡献

本文考察了道安早年在邺城佛图澄门下受到的义学修习,指出虽然在僧传中佛图澄以神异僧形象为世人所知,其实则具有义学抱负。道安通过与中亚说一切有部僧人的接触,具备了清晰的三藏意识,开始系统地从事经籍的整理工作。这一工作的展开,缘于佛教经典传来数量的增加,如内容上足以囊括古译经典的大部《阿含》和广律。道安主持的译场程序严密,也保证了新译在质量上与旧译拉开差距。道安的经典校勘和义学新风对南方佛教迅速产生了影响,本文特别指出他与建康竺法汰之间的互动。

有关早期佛教美术考古的两个问题

十六国时代的历史,以淝水之战划界分为前后两期,佛教美术也有相应的两个发展阶段。前期的第一阶段,后赵由国师佛图澄主导自上而下传播佛教,铸造金铜佛数量巨大、遍及北中国、延续百年。大战之后,后秦、西秦、北凉崛起,开窟造像蔚成风气,造像、壁画成规模组合,为十六国佛教美术的第二阶段。石窟模式,耳熟能详者有凉州模式和云冈模式。前者是一个虚拟的概念,意在启迪对北凉的研究。而后者,云冈二期、三期造就北魏石窟模式,但云冈一期不应包括在内。大时代之交因灭法而断层,必要的过渡期独具特色不可复制。

我国北方佛教发祥地——红螺寺

红螺寺坐落在北京市怀柔区城北的红螺山，始建于东晋成康四年（338年）。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西域高僧佛图澄来华传教，广建寺塔。据《高僧传》记载，佛图澄弘法30余年，先后建寺达893所，红螺寺即其中之一。

五台山佛教的渊源

五台山在山西省五台县东北隅,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自后赵时佛教传入山西,五台山始有佛法流布。由于北魏诸帝的崇佛,特别是魏孝文帝的开拓,遂使五台山佛教兴盛起来。到唐代贞元年间,澄观国师作《华严经疏》,又把五台山比附为文殊菩萨讲经说法的道场。佛教在五台山的初传《清凉山志》以为,“周穆王时已有声教及此。清凉山者,曼殊所居。

魏晋北朝河南地区佛教的传播和兴盛

河南是佛教在中国最早传播的地区之一。佛教在东汉明帝时开始传入洛阳,汉末曹魏时期在河南地区初步传播,西晋十六国时期迅速传播和兴盛,至北魏臻于极盛。河南地区佛教的传播和兴盛的历史是中国佛教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