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Buddhist Culture of China,英文缩写:RIBCC)成立于1987年,是中国佛教协会下属的佛教文化研究机构和开展国内外佛教文化交流活动的窗口。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遵照中国佛教协会的基本宗旨,配合中国佛教界加强自身建设、发展佛教教育、提高四众弟子整体素质的方针,制定长期和短期的研究计划,联合教内外学者对佛教历史、理论和现状进行研究;加强与全国高等院校和宗教研究机构、各地佛教寺院和佛学院校、佛学研究机构的联系;加强与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佛教组织、佛教教育研究机构和佛教学者之间的联系;加强与国外佛教组织、佛教教育研究机构和佛教学者的联系;通过举办佛教学术会议,开展多种形式的佛教学术和文化艺术活动,出版《佛学研究》半年刊,致力于扩大佛教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佛教研究的开展和学术水平的共同提高,为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为祖国统一,为增进国家与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为中国佛教实践和发展人间佛教理念,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积极贡献力量。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Buddhist Culture of China,英文缩写:RIBCC)成立于1987年,是中国佛教协会下属的佛教文化研究机构和开展国内外佛教文化交流活动的窗口。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遵照中国佛教协会的基本宗旨,配合中国佛教界加强自身建设、发展佛教教育、提高四众弟子整体素质的方针,制定长期和短期的研究计划,联合教内外学者对佛教历史、理论和现状进行研究;加强与全国高等院校和宗教研究机构、各地佛教寺院和佛学院校、佛学研究机构的联系;加强与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佛教组织、佛教教育研究机构和佛教学者之间的联系;加强与国外佛教组织、佛教教育研究机构和佛教学者的联系;通过举办佛教学术会议,开展多种形式的佛教学术和文化艺术活动,出版《佛学研究》半年刊,致力于扩大佛教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佛教研究的开展和学术水平的共同提高,为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为祖国统一,为增进国家与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为中国佛教实践和发展人间佛教理念,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积极贡献力量。

回归语文学——对佛教史研究方法的一点思考

当今的佛教史研究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历史学家对藏传佛教的理解有失肤浅与偏颇,二是佛学家对历史的意识普遍淡薄。前者造成蒙元史及清史等研究领域中众多的牵强附会和偏见误解,后者则使得佛教史研究难以摆脱传统佛教史书的叙事模式与历史观。为突破由此造成的严重阻碍,佛教史研究应该回归语文学,通过研究文本来构建佛教的历史与哲学研究。语文学实为一切佛学研究最基本的保障和最可靠的路径,只有通过文本的对勘与研究,考察文本产生的历史语境及文本变化与发展的方向,才能对相关历史问题及教法义理的形成、演变作出足够客观而清晰的梳理与评价。语文学绝非机械的匠人之学,它与哲学理论研究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各有所长的印藏佛学与汉传佛学不应相互隔绝,只有通过前者对语文学的坚守,后者对语文学的回归,才能将佛学研究整合成一个具有统一学术规范的互通互融的学术整体。

石峻先生与中国佛教哲学的研究

石峻教授（1916～1999）的学术生涯中，佛教哲学研究是其重要的一个方面，他认为“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并且有它悠久历史和丰富典籍以及各种文物资料的佛教，是值得人们认真研究的。”他这样解释佛教哲学：佛教哲学不是指广义的佛学，它一向重视宇宙和人生“常”和“变”的关系、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各种相互对立的思想范畴之间相互依存、互不分离的关系。他对于中国佛教哲学的研究，有着整个宗教研究的背景，而不是单纯就佛教研究佛教，他专门撰有《世界三大宗教》介绍宗教的基本观点和三大宗教的内容，也有中印佛教比较的背景，从比较中突出中国佛教的特点，又有着中国哲学与文化关系研究的背景，从这种关系中显示佛教的重要性。至于其研究的重点，则重在魏晋和隋唐，尤其重僧肇和宗密。其研究注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不是简单化地对待佛教，而是全面、深人地分析之，因此其研究结论，富有深刻见解且有科学依据。本文仅以其形成文字的论文为据来叙述其研究成就和贡献，除此之外，还必须提及的是他牵头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对于佛学研究的贡献。

中国佛学是中国哲学之主干——忆孙叔平先生之关注和鼓励佛学研究

2015年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孙叔平先生诞辰110周年。建国之初,孙叔平先生先后担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后又应匡亚明校长之邀担任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是南京大学中国哲学学科乃至哲学学科的奠基人和开创者。孙老对于南大哲学学科的开创与建设厥功至伟。

汤用彤有关印度佛教的研究

汤用彤的佛学研究,素以客观、精审见称,观汤氏现存的著述,范围涵盖由印度佛教成立至中国元明佛教。汤氏对于中国佛教的研究,论介文章很多;而汤氏有关印度佛教的研究,则推介较少,本文尝试整理及阐述汤氏有关印度佛教的讨论,冀藉此加深对汤氏佛教研究成果的认识。

关于佛教文化的研究

本文从僧团、寺院的角度谈了佛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影响与地位。作者认为：佛教僧团中出现的一批名僧，能代表当时佛学的最高水平，也是发展精致的佛教文化的协心力量。佛教寺院是一定时代的佛教文化和教学中心，是佛教文化核心力量的物质基础。当今对佛教文化的研究，就是要保证高水平的学术研究，也就是说培养高层次的佛学人材，建立有基础的佛教义学基地。学术界和佛教界共同研究佛教文化的根本前提是“认可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的立场是佛教为整个文化的一部分。佛教的核心是信众、信仰对象、教义、实践，而思想、学术、文学、艺术、伦理、风俗、中外文化交流则是这一核心影响下产生的文化成果，确立这样宽泛的佛教文化概念，可以在与严格意义上的佛教活动相联系而又相区别的原则之下，更充分也更客观地探讨和评价佛教所创造、所带动的文化成果。

实践人间佛教内核 转换佛学研究课题

本文依据中国佛教近代化一度失败，最终连欲借助佛教遁世的人们也未能逃脱劫难等沉痛教训，呼吁佛教界及关心中国佛教前途的有识之士：珍视近代无数前辈用血泪换来的历史启示，在继承、丰富、实践太康大师、赵朴初居士、印顺法师等一贯提倡的人间佛教理论内核的基础上，抓住佛教教育、加固信仰、加强丛林制度建设等佛教现代化的三大环节，并以转换佛学研究课题为先声，牢牢把握我们正面临的难得与历史机遇。以此为21世纪中国佛教的振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转换以及与现代化建设事业相辅而行奠定基石。文中还结合现代社会需要，提出了一系列佛学研究课题。

哲学家视角下的佛学研究——读萧萐父先生的佛学研究论著

我藏有几千本书，平时乱堆乱放，每每为找要用的书而烦，唯独萧先生的书很容易找到。因为我总是将他的三部《吹沙集》放在我书架的显著位置，一眼就能看到。为了撰文纪念萧先生90冥诞，我从书架上取下三部《吹沙集》翻阅，希望先确立一个泛泛的论题，再仔细研读与之有关的论文。再三翻阅之后，我决定写研读萧萐父先生佛学研究论著体会方面的文章。之所以从这个方面写文纪念萧先生90诞辰，

历史学家缺席的中国佛教研究

长期以来,关于中国佛教的研究一直被当作中国哲学史的一个分支,其研究队伍和研究兴趣都偏重于哲学。但中国佛教天然地具有历史学属性,以至到目前为止,很多中国佛教史论著无论在史料解读、史料采择还是史学常识掌握方面,都存在诸多差强人意之处。因此,希望这一领域能有一些历史学家的参与,一来可以使基本史实的梳理逐步精细化,同时还可以从史学角度发现一些新的学术问题。

神游鸟道贯中西——萧师与佛学研究

我的导师萧萐父教授是中国哲学史的大家，20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他有关明清哲学史的论述蜚声海内外，而他所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也成为国内许多大学哲学教材的一时首选。我自己最初对中国哲学史的入门学习，除了冯友兰先生早年撰述的《中国哲学史》外，就是从先生主编的这部《哲学史》中去作解读与领会的。

汤用彤佛学研究的文化特质

汤用彤将"汉以后中国佛学的发展"看作不同文化冲突融合的已有案例来研究,因此,他的文化主张与其佛学研究有着内在精神上的暗合。汤用彤通过自己广搜精求的佛学研究,表达了对当时文化研究失于浅隘的不满。他在研究中,一方面表现出对佛教史上转折性人物、佛教发展的地域性差异、佛学研究方法论等方面的关注;另一方面也对佛学与中国本土固有思想文化互动问题给予较多讨论,同时也注重在动态的三教冲突与融合中考察中国佛教的发展轨迹,这些都体现出汤先生的佛学研究具有浓郁的文化特质。这一特质根源于他追问"中国文化向何处走"的问题意识。

略述美国的佛教研究

佛教自19世纪下半叶传入美国后,仅短短一个多世纪,已经从移民宗教发展为全国性宗教、再到世界性宗教,成为风格独具的美式佛教,信徒达40多万,影响深入普通美国人的日常生活。而美国的佛教研究规模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无论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还是研究成果.都首屈一指,研究水平亦属世界一流,影响巨大.高质量的学术研究和美式佛教的转而向世界弘布,使得美国佛教徒一再声称:美国已成为当今世界佛教的中心。本文通过对美国佛教研究的历史、现状和倾向的述评,力图探索出一些普遍性的特点,以求对我国佛教和其它宗教的研究能有所借鉴。

印顺与佛教经史学研究

印顺法师对现代汉语佛学研究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本文正是试图在近代中国思想学术史，特别是经史之学的复杂演化结构中，去论究和评议印顺法师的佛教经史之学。

方志在佛学研究中的文献功能与作用——以《番禺县志》为例

方志是地方史书,内容非常丰富。在方志中包含着大量有用的佛教资料,如寺院的建设与沿革演变、佛教人物、与佛教有关的风物人情和名胜古迹等都可以被方志所记载。以乾隆朝《番禺县志》为例,具体展示了佛教研究中方志资料的重要性。

汤用彤先生的佛学研究

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现代哲学家、佛教史学家。祖籍湖北黄梅，1893年出生于甘肃渭源。1917年毕业于清华学堂，1918年赴美国留学，192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南开大学、中央大学教授，1936年任北京大学（包括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及文学院院长等职。1947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评议员，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办事处主任。1949年2月，出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1年起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并曾任中国科学院历史考古专门委员，《哲学研究挑《历史研究》编委。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64年逝世。

冯契先生佛学研究述评

佛教是任何一个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人都无法回避的内容。冯契先生在梳理中国哲学史的过程中,把那些可能影响人们思想的佛学理论进行了集中的阐述;他从把握性与天道关系的目的出发,对佛教“转识成智”理论进行了创新性的应用,完成了其广义认识论基础下由知识到智慧的哲学体系的构建。通过对其智慧学说与佛教“转识成智”理论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存在着某些内在的联系。

梵汉对音中来纽对译ttdd现象再探——兼论音韵在佛学研究中的作用

梵汉对音,又称华梵对音,是梵音的汉字记录,包括梵语字母“圆明字轮”、“四十九根本字”的音译和梵语词的音译。汉译佛经浩如烟海,对音材料无比丰富,是研究音韵的非常宝贵的材料。通过对音去探讨古汉语语音音值、音类的本来面目,是一条重要而有效的途径。本文仅就来纽字对译梵语ttdd的现象作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