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对《论语》的佛学解读

马一浮运用佛教讲经的义理和方法解说《论语》,将《论语》阐释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他运用佛教判教的方式,将《论语》摄属于六艺,认定《论语》无往而非六艺之要。他将佛教四悉檀运用于《论语》解读,在情景化的对话中准确把握文本的基本含义,体悟圣贤的本怀。除此之外,马一浮还运用了佛教的始终、本迹等义,在佛教义理比照下彰显孔子的微言大义。通过对《论语》的佛学解读,马一浮有关六艺的学思得到了比较全面的表述和展示。

且将佛语证南华——傅山对《庄子》的佛学解读

傅山曾尝试着运用佛教的思想去诠释《庄子》,希望能以此把握《庄子》的本意。他非常欣赏《逍遥游》中的大鹏,认为《齐物论》中的"吾丧我"说的是神识摆脱形体躯壳的束缚而获得解脱;他将《大宗师》中真人等同于禅宗的明心见性之人;他指出《养生主》中的薪火之喻有多方面的含义;他为"在己无居,形物自著"的道家观念与以《金刚经》为代表的佛教核心思想建立了一致性。他反对理学家的排斥佛老,欣赏佛老的"成己"之功。因此说,包括《庄子》在内的佛老二氏之学,成就了傅山不仕清廷、为明之遗民的志向和人格。

张岱对“四书”的佛学解读——以《四书遇》为中心的考察

张岱所著的《四书遇》是一部以引用佛教,特别是禅宗的话语解释儒家四书的著作。他引用佛教和禅宗话语解释《大学》传文;将《中庸》解释成为心体光明的展现,方便法门的施设;又把《论语》视为破除执著的良方,展现圣衷的宝典,教化弟子的记录;在解释《孟子》时则较少引用佛语,唯论性善处有数条。与当时盛行的理学家的高头讲章相比,张岱对四书的如此解释显得比较亲切、自然,富有情趣。《四书遇》成书于明末清初,因此有着非常深刻的明清鼎革的社会和思想根源。

焦竑对儒家四书的佛学解读

焦竑将佛教的经典视为孔孟的义疏,对儒家四书展开了佛学化的解读。他对程朱理学家的排佛言论给与了强烈的批驳。他以参禅的方式解释《论语》,运用了佛教的经典和义理诠释《中庸》和《孟子》。焦竑对儒家四书的佛学解读,打破了儒道佛三家的思想壁垒,给人类的思维活动开辟了一个无比广阔的精神空间。

马一浮对《孝经》的佛学解读

马一浮在阐释《孝经》大义时援引了佛教的释经之法。他视孝为一切德行的根源,以"至德要道"为《孝经》宗趣,以佛教真俗二谛义及依正二报义解释孝的作用,以佛教三大、四法界等义阐述《孝经》的体性,以《孝经》为六艺的根源和总会。在解释中,马一浮坚持了儒家的立场,却扩大了《孝经》义理阐释的思想空间,促成了儒学和佛教两种异质思想的视界融合。

钱澄之对《庄子》的佛学解读

明末遗民钱澄之在《庄子内七诂》中引用佛教的话语对《庄子》中的文句进行训诂。他将《逍遥游》视为《庄子》继《易》的集中体现,将《齐物论》视为是对"物论无端"、"物化无常"之真理的揭示,将《养生主》视为庄子对追求长生久视的反驳,将《人间世》视为是对众生福报寡浅、充满各种痛苦的证明,将《德充符》中"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尝死"解释为禅宗所说的"绝后复苏",将"圣人将游于物所不得遁"解释为佛教的"从众生异类中行",将《应帝王》中壶子与郑咸斗法解释为佛教所说的"他心通"。钱澄之对《庄子》的训诂反映出明清之际的学术追求由体验心性自我向重视考证本意的转换。

马一浮先生对《老子》的佛学解读

马一浮《老子注》充分展现出他以佛教义理诠释《老子》的思想倾向。佛教般若义,是指般若类经典宣说的实相性空义、二谛义、究竟无所得义,在佛教修行中可以发挥荡相遣执、融通淘汰的重大作用。马一浮先生所谓的"以老子义印合般若",实际上就是以般若义对《老子》所作的解释。佛教方等义,主要体现在《维摩诘经》等佛教经典中,包括弹偏斥浅和叹大褒圆两方面的内容,马一浮先生以佛教方等义解释《老子》,使《老子》的价值取向在佛教的话语中获得了充分彰显。洞山禅,即洞山良价及弟子曹山本寂所开创的曹洞宗的禅法。曹洞宗敲唱为用,事理兼备,向以绵密细致著称丛林。马一浮先生谓《老子》思想"于禅则与洞山为近",实具有以曹洞宗禅法诠释《老子》的意味。马先生全以佛教义理注释《老子》,差不多将《老子》变成了一部宣说佛教义理的经典,因此具有浓郁的援老入佛的色彩。

袁宗道对儒家四书的佛学解读

袁宗道所著《读四书》是一部会通儒佛、融禅于儒的典型文本。《读<大学>》以佛教的思想观念解释儒家经典,对“明德”“知止”“致知”“格物”尤为致意。《读<中庸>》将“天命之谓性”“君子之道费而隐”“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曲能有诚”“德性”等章句置入佛教语境之中。在他看来,《孟子》一书的主旨就是性善论,他对孟子之论性善、养气、不忍人之心以及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的理解,颇有类于禅宗祖师的“明心见性”。袁宗道的《读四书》是体现晚明时期儒道佛三教合一思想潮流的典型文本。

永觉元贤对儒家问题的佛学解读

永觉元贤对太极、变易、人性、格物、中和及儒佛关系等儒学问题给出了佛学的解释。他以佛教的无生观念规定太极的属性。他认为儒家的变易思想不如佛教的轮回之说更为究竟。他对孟子和宋明儒的人性论展开批判,提出自己格物之说,并对儒家的中和境界极为推崇。他反对儒家排佛,也不允佛教斥儒。通过探讨这些问题,他将佛教的思想观念渗入儒学之中,也将儒家经典纳入到佛教的体系之中,从而使佛教继续保持思想创造的活力以及对社会精英的影响力。

借助佛智翼南华——焦竑对《庄子》的佛学解读

从焦竑的读书札记中可看出佛教思想对他理解《庄子》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焦竑的理解中,《庄子》的许多思想和见解就是在强调对执着的破除。焦竑将对解脱生死的向往贯穿于对《庄子》的理解之中。焦竑以佛教的悟道者来诠释《庄子》理想中得道者的人生境界,认为只有那些破除了各种执着、解脱了生死烦恼的至人、神人、圣人、真人,得以"执古之道",才能够实现真正的住世,"以御今之有",为道家的理想人格戴上了佛菩萨的光环。

南亭长老对《老子》的融会贯通

南亭长老在讲经说法的时候,时常引用《老子》,从而将《老子》融会贯通到自己的华严思想之中。南亭长老坦承老子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或思想家,但却不能承认他就是中国道教的教主。佛教经典所说修道、行菩萨道、离言绝虑等思想或境界,有时难为中国人理解和接受,南亭长老以道家思想相融会,在丰富其内涵的同时,也增强了其亲和力和吸引力,扩大了佛教的摄受范围。南亭长老是中国近代佛教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义学高僧,他在讲经说法时对《老子》的吸收和运用,一方面使他的弘法活动提升了文化内涵,扩大了摄受范围,另一方面也在佛教的语境中展现了老子独特的精神价值和思想意义,为中国佛教在新形势下融会贯通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华岩圣可对《老子》的佛学解读

在《道德经顺硃》中,圣可突显了《老子》与佛性义、般若义、慈悲义之间的相互契合。他将《老子》所说的道解读为中国佛教所说的佛性,将《老子》中无为而治的思想解读成了佛教的般若空义,将《老子》中益物利民的思想洽释为大乘佛教的慈悲义。圣可指出,如果能深入《老子》这部道家经典的话,也会对研读儒佛两家的经典提供很大的帮助。

蕅益智旭对《论语》的佛学解读

蕅益智旭对《论语》的佛学解读最能集中体现他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和重视。蕅益智旭注解儒家四书的目的在于"藉四书助显第一义谛",即使佛教的第一义谛或者说终极真理得到有效的诠释、说明和彰显。他将儒家学习视为佛教觉悟,将孔门圣贤等同于佛菩萨,将孔门问答看作禅宗机锋,以天台宗解经法诠释文义,借孔子之语批评佛教现实。蕅益智旭借助对《论语》的注释,巧妙宣说了佛法禅理,同时也将这部儒家经典纳入佛教的思想范围之中。经他的点化,《论语》成为展现佛法光明的一部经典,不仅受到儒家的重视,也受到佛教信众的尊崇。蕅益智旭解释《论语》,每以王阳明、李贽等人之说为是,而以朱熹之说为非,这既表明佛教在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间的去取,也可以帮助后人理解程朱、陆王之间的区别以及他们与佛教渊源深浅程度的差异。

馬一浮對儒家經典的華嚴學解讀

馬一浮對華嚴宗義理造詣深湛,因此他在與門下弟子講説和討論儒家經典時,時常運用華嚴宗的思想方法.馬一浮引《華嚴經》義與儒家經典相互印證之處頗多,但集中體現在1943年12月份他所寫的《華嚴經净行品寫本自跋》和《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寫本自跋》中.馬一浮對佛教的一真法界有着深切的體會,他經常運用佛教的一真法界詮釋儒家經典中的最高範疇.馬一浮運用華嚴宗的四法界義詮釋儒家經典,從而將他主張的儒家之理貫徹到日常事爲之中.馬一浮有時會運用華嚴宗的三聖圓融觀詮釋儒家經典中所説的知(智)行關係,委婉地表達了一種知(智)行合一的思想傾向.馬一浮解説儒家經典的功能與作用時,最喜借用華嚴宗五教的範疇.通過運用華嚴宗的五教判釋之義,馬一浮闡明了每一部儒家經典的功能、作用及基本特徵,頗多新奇之思及聞所未聞之論,極大地豐富和拓展了人們對儒家經典體系的理解和認識.馬一浮將六相圓融義視爲準確理解《周易》的思想基礎,在解釋《論語》時也曾多次運用到總、别一對範疇.通過研究馬一浮對儒家經典的華嚴學解讀,既可以增進我們對馬一浮之爲現代新儒家的理解,又可以提升我們對華嚴宗義理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