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所行赞》与佛传文学

《佛所行赞》是印度古代诗人马鸣创作的一部长篇叙事诗，主要描写佛陀释迦牟尼的一生。作为佛传文学的代表，其佛陀形象的塑造既有现实性，又有理想化及诗人自我人格的渗透，在佛传文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作为一部大诗，作品在选材剪裁和艺术表现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佛所行赞》与中国文学

公元 1世纪古印度诗人马鸣的《佛所行赞》 ,以其恢弘的气势和遒丽的文字在印度文学史上影响深远。于六朝时被翻译过来后 ,即逐渐对中国文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对此前贤时彦 ,如陈寅恪、钱钟书、季羡林、饶宗颐等均曾撰文对其赞誉有加。本文详细介绍了《佛所行赞》的内容、结构及其艺术特色 。

从语言上看《佛所行赞》的译者

《佛所行赞》在《大正新修大藏经》中题为“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谶译”，但实际上其译者在历代经录中的记载并不相同。本文从语言学的角度，借助梵汉对勘材料以作研究，认为《佛所行赞》的译者不是昙无谶。

谈谈《佛所行赞》的艺术性及其与中国文学的关系

《佛所行赞》是汉译佛教文学中比较有特色的一篇 ,诗歌具有高度的艺术性 ,梁启超、胡适等曾撰文对之赞誉有加。

《大正藏》本《佛所行贊》校勘札記——基於梵漢對勘材料

漢譯佛經文獻是傳世語料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於年代久遠,在傳抄過程中可能出現一些錯、衍、脱等文字)誤或者用語改動的情況,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漢譯佛經文獻語料價值的充分挖掘。與一般的中土文獻不同,漢譯佛經文獻性質相對比較特殊,本文針對漢譯佛經的特殊性質,結合梵漢對勘材料,對《大正藏》本《佛所行贊》進行了校勘,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大正藏》日後的修訂工作。

宗教学视角下解读佛传史诗《佛所行赞》的神话特征

《佛所行赞(Buddhacarita-kavya-sutra)》是一代高僧马鸣的佛传史诗代表作,在佛教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历史上流传极广。从宗教学的角度来讲,其恰好能够反映出宗教神话的最初形态,正是宗教神话最初创作者心路历程的记录,因此其在这一点上极具研究价值。诞生、降魔、涅槃是诗中最重要的三个部分,同时也是释迦牟尼一生中最关键的三个时刻,具有明显的神话特征,因此作为研究的中心。

马鸣《佛所行赞》研究现状与藏译本研究

文章对藏文文献中关于马鸣生存年代记载的错误进行辨析。从五个方面分析藏译本存在的问题:翻译中的出入问题、后人“篡改”的问题、照搬梵文语序翻译的问题、版本问题及诗节翻译不完整等问题,并讨论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

南戏中的佛教文化

中国古典戏曲在历史上与宗教祭祀关系密切，南戏与印度输入的佛教文化密不可分。南戏中的目连戏早于南北朝之梁朝已见端倪。目连戏文系由印度佛教经文、敦煌变文与变相、词文演绎而成。流播路线为河西、蜀楚。

佛传文学考论

佛陀涅槃后,其事迹受到弟子们的追思和缅怀。杂藏、律藏、经藏保留着数量不菲地记载佛陀传记的经典。在整理分析经藏、律藏佛传,考察佛传在佛典中的分布和文体使用情况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以下观点:第一,文体上,佛传应是先使用偈颂体,后采用长行,或偈颂与长行相结合的文体形式;第二,内容上,从零散片段记载佛陀生平发展到叙述完整、层次分明、内容丰富、人物形象鲜明的佛传;第三,传主的形象从朴素的僧伽演变为无所不能的宇宙大神。佛传文学在发展中也形成了一些基本母题。

莫高窟第290窟的佛传故事画

莫高窟第290窟窟顶佛传故事画规模宏大、构图复杂、内容丰富,在敦煌北朝石窟艺术中是很有特色的壁画作品。过去,对于这一佛传故事画的具体内容以及绘画所依据的经典,一直没有完全查清,因此难以作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对有关的问题进行探讨。一第290窟的内容和年代第290窟位于莫高窟北朝石窟群的北侧。其南有西魏第285、286、288等窟,其北有北周第294、296、297、299、301等窟。第290窟坐西向东,由于窟前崖面崩塌较甚,原来有无前室已不明。

论佛偈及其翻译文体

佛偈是古印度诗歌推广到佛教领域而与佛理互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佛经文体最基本的构成形式之一,它通过佛典的翻译进入中国,逐渐成为刺激本土诗歌演进发展的一种助力.本文从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视角着眼,对佛偈的性质、起源与应用,梵偈与汉译偈颂体制形式特点的异同,以及这一外来诗体对中国古典诗歌产生的深远影响,都作了简明扼要的论述.

鲁迅对佛教的探求及遗存的佛典

鲁迅对佛教的探求及遗存的佛典姚锡佩一、初探梵音时期遗存的佛典鲁迅早在日本留学时，即景仰创于公元前６—前５世纪古印度的佛教，赞美“佛教崇高，凡有识者所同可。”①他的兄弟周作人也曾回忆说，在日本时已读了《楞严经》和菩萨投身饲饿虎的佛经故事②。后来他们兄弟...

艺术与佛教的社会“中道”

佛教总是醉心于社会道德的训诫,力图将抽象的理念世界体现在一些具体的艺术形象中。艺术总是致力于恢复人与世界完整的、和谐的关系,纠正那种绝对的、理念的、单纯物质化对待生活的做法。

亚洲外国文学在中国

在历史上,我国介绍亚洲国家文学作品始于随佛经翻译过来的印度的一些传说、寓言、童话和民间故事。这些属于民间文学的作品穿插在各类佛经中,作为佛经教义的通俗佐证或用来神化释迦牟尼,是带佛教色彩的文学作品。那时中国的老百姓是当作佛教经典的一部分来接受,而不是当作文学作品来欣赏的。比如四五世纪有3个佛教徒译者分别译了印度诗人马鸣的长篇叙事诗《佛所行赞》

汉译(根本)说一切有部的神异叙事——以“未曾有”为中心

“未曾有”内涵在佛教发展史是一个不断被丰富的过程,大体可推测是逐渐从佛法僧扩展至稀有事件的“未曾有”。“未曾有”与因缘、譬喻、本生等长于叙事的分教相结合,构成了“未曾有”的主要叙事类型。笔者在详细分析汉译(根本)说一切有部经藏、律藏文献以及有部譬喻师所创作的文艺化作品如《出曜经》《佛所行赞》等关于“未曾有”的记载,提出有部“未曾有”的神异叙事中,佛陀始终是叙事主体,也包括对佛弟子、居士和神异事件的诸多描述,佛陀形象从朴实的智者逐渐演绎为具有不可思议神通的大神。有部“未曾有”诸多神异叙事在佛教思想和义理传播中发挥了通俗教化的价值,客观上也起到启发大乘、孕育大乘佛教的作用。

六合山方位考

六合山,最早见于史籍是在南朝刘宋时期。据僧祐《出三藏记集》记载,刘宋文帝时,西行求法僧、佛经翻译家宝云曾在六合山寺幽居①,并翻译出《新无量寿经》二卷,《佛所行赞》五卷。②但书中未注明六合山在何处。《宋书·孝武帝纪》在叙述孝武帝北巡南兖、南豫州时，方交待了六合山的位置所在：

从儒道释中汲取养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全面概括并精辟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构成和作用，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论佛教与梁代宫体诗的产生

古人对于官体诗的评价,明显体现了道德评判与审美判断的矛盾。如唐皮日休《松林集序》曰:“……建安以后,江左群臣,竞以浮艳胜,然诗之六义微矣。”明方孝孺《张彦辉文集序》:“……下此魏晋至隋,流丽淫靡,浮急促数,殆欲无文。”正统文人常自我表白与齐梁文风划清界线:“然而六朝之靡靡以淫,促促以简者弗与焉。”但是,除了上述基于儒家诗教对六朝文学全盘否定的观点之外,在中国众多的诗文评中,仍保留了不少对六朝某些诗人褒意的评价,甚至宫体倾向明显的梁代诗人,有时也颇享殊誉。阴铿,何逊,徐陵,庚信等人作品常为人所称道。许顗撰《许彦周诗话》曰:“六朝诗人之诗。

佛传中佛陀学习数论(Sāmkhya)记载的考证——兼论佛陀传记的部派源流

佛教与数论的源流关系学界素有争议。《佛所行赞》(Buddhacarita)中佛陀学习数论的记载,常被用来证明数论在源头上影响了佛教。这条证据究竟反映的是佛陀时代还是马鸣时代的学术状况,仍值得探讨。在现存12部载有佛陀向阿罗罗·迦罗摩(ālāra-Kālāma)学习的佛传中,仅5部有数论相关记载。通过对佛传的所属部派分析发现,佛陀学习数论的记载多集中在法藏部(仅一部为化地部,且形成最晚),且该部为佛传源头五派中最晚分化出来的部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