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新儒学中的佛、儒关系新论--以儒士佛教观之基本特征为视角的考察

宋代儒家学者关于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佛教观),具有四大特征:本位性、实用性、隔膜性、否定性;这些特征准确地向我们传达着宋代儒家学者接受佛教、消化佛教、改造佛教、排斥佛教及其程度等方面的信息;由此推论:宋代新儒学中的佛教与儒学关系,实际上是宋代儒家学者基于复兴儒学、发展儒学的集体意志和共同需要,对佛教与儒学在新儒学中的地位、功能、份额所进行的配置;在此配置中,宋儒的佛教修养水平、佛教态度以及佛教自身的特点分别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此配置所展示的佛教与儒学关系便是:形式上的"取长补短"、内容上的"同质相融"、结构上的"儒体佛用"。

欧阳修与佛教——兼论欧阳修佛教观特质及其对北宋儒学的影响

欧阳修对佛教的理解是表层的;欧阳修评论佛教的基调是批判的;欧阳修排佛立场是终其一生的;欧阳修佛教观具有“本位主义”和“经验主义”两大特点;在欧阳修所制定的消解佛教的策略中,不仅使佛教获得了养息的机会,而且使儒学得到了伸展的空间,从而为佛、儒关系在宋代的展开创造了条件。

丽江木氏土司与鸡足山法缘关系考

身处汉藏之间的纳西族在历史上深受汉藏文化的影响,自元明以来,尤其以丽江木氏土司为代表的纳西族精英群体以佛教为纽带,勾连汉藏文化:身体力行,弘扬汉藏佛法,与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领袖、高僧名士均建立有深厚的法缘关系。全文从历代丽江木氏土司的鸡足山佛教建筑修建功德;丽江土司木增延请江阴徐霞客修撰《鸡足山志》的起例发凡之功;徐霞客与木氏土司的友谊及其与鸡足山汉藏佛教显密圆融之关系三个方面,回溯了明季清初木氏土司家族与鸡足山的种种法缘关系及事迹,彰显了木氏土司学习沟通汉藏文化的种种努力,兼论徐霞客与木增问的隆情高谊;鸡足山为交流平台的汉藏佛教关系的历史缘起及其深远影响。

儒佛二教的交集与分歧——以朱熹对“作用见性”的理解为中心

凝集了禅宗智慧的"作用见性"命题,曾引起教内、教外人士的共同关注,到了南宋时期,儒学阵营中的代表人朱熹仍然给予了特别关注。在朱熹所涉佛教的文字中,"作用见性"四个字是极为常见的。那么,朱熹对"作用见性"究竟说了什么?说得怎么样?从他的说法中可以发现什么?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我们特别征引了宗密、熊十力、牟宗三等关于"作用见性"的理解,综合诸家识见,参悟儒佛义理,探寻朱子本真,明晰儒佛分合,以求获得有价值的启示。

萨班对“汉传大圆满”的批判

萨迦班智达所谓的"汉传大圆满",包括了禅宗、噶举派、噶当派、断派、希解派、宁玛派等派在藏地传续的教法。他的批判,立足于经律论三藏和印度正统,目的是破斥种种不如法的乱象,导正藏传佛教的发展方向。因为具有权威性,它的历史影响非常深远,布顿、宗喀巴等历代大师都接踵发挥。历史地看,萨班的立场反映了印藏佛教传统中班智达(经院派)和瑜伽士(修传派)的矛盾,既合理合法,又不失偏颇。从汉藏佛教关系的角度来观察,萨班借重"吐蕃宗论"这个典故来描绘后弘期的情形,激活了这一历史话题,给藏传佛教新兴教派之间的关系打上了"中印之别"、"古今之别"和"显密之别"的烙印,将吐蕃宗论时期的宗教格局嵌入了后弘期,对藏传佛教的历史方向产生了影响。

闽台汉密文化考论

闽台两地佛教关系密切,汉传密法自古以来都有存在和交流。本文就此命题进行了相关资料的整理与思考,希望引起注意并正确认识汉密及其在当今社会、尤其是两岸佛教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与价值。

魏晋南北朝道教、佛教思想关系研究

在中国思想史发展过程中,东汉时期佛教的传入是一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而由此引发的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释、道三教论争更是直接影响到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及整体格局。而就思想层面看,此一时期的三教论争主要表现为佛教与道家、道教两种不同思想体系的争论。通过争论,道教与佛教互相吸收,呈现一种互融互摄的景象。佛教对道教无论是从教规、教仪,还是从教典、教团等方面,都产生了一种示范效应,这对道教逐步走向成熟是大有益处的。而道教也为佛教从印度顺利移植至中国,并逐渐适应中国社会土壤,形成中国化的佛教,提供了多方面的助缘。

高原丝路上建立吐蕃佛幢的汉藏因缘

经过多年的研究,“高原丝绸之路”的历史存在已经取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共识,有关它的真相和更多的意义还有待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探索。从丝绸之路对佛教在亚洲的传播历史来看,高原丝绸之路为研究吐蕃佛教和汉藏佛教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即从政教关系、教派源流和宗教领袖之外的立场,在一个更为宏阔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上来看待佛教的历史和教义。本文聚焦于吐蕃时期桑耶寺建立佛法僧三宝齐备的法幢这一历史事件,立足于青藏高原丝绸之路来分析各方面的因缘,希望阐明汉藏佛教交流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具有其客观性和必然性,藏传佛教是文明交汇的成果。

藤井草宣所藏民国佛教资料与太虚

藤井草宣是净土真宗大谷派僧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佛教界知名的'支那通'。1925年,藤井在东亚佛教大会与太虚大师相识。1928年8月,藤井赴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留学,一边学习中文,一边与中国佛教徒交往,同时收集了很多民国佛教资料。1931年,受九一八事变影响,藤井回国,但此后依然保持与太虚及其弟子的交往。藤井收集的资料原保存于他本人担任住持的爱知县丰桥市净圆寺。该寺毁于战火,但资料幸免于难。本文重点介绍藤井藏品中保存的在中国已经佚失或尚未发现的有关太虚大师的珍贵资料。

宗喀巴“智慧方便”双修思想的特质——与禅宗相比较下的探讨

宗喀巴大师特别强调智慧与方便双修,无论就其"智慧"而言,还是就其"方便"以及"智慧""方便"双结合而言,都有其独到之处。这种独到之处,在禅宗的背景下,显得更加突出。本文拟从以上三方面入手,通过与禅宗的对比,来彰显宗喀巴思想的某些特质。

玄奘大师灵骨迁流分供的当代意义

一千三百余年来,玄奘大师灵骨南北颠沛,东西流离,播迁中外。这一漫长过程,古人的记载和今人的叙述,有的仅及片断,有的语焉不详,有的以讹传讹,有的相互矛盾。面对这些问题,实有必要作一些澄清。全文从玄奘灵骨流落南京及其出土、玄奘大师灵骨南京出土后迁流分供史实辩正、玄奘大师顶骨两度到台湾的因缘等方面加以叙述。笔者以为当我们在瞻礼玄奘大师“生身舍利”时,更应重视大师所留下来的“法身舍利”,勤加修学,依教奉行,这样才比较符合玄奘大师的遗愿!

试论汉地禅宗在藏区的传播和影响

汉地禅宗是较早进入藏区传教的佛教流派之一,他的进入迎合了吐蕃王朝的文明诉求,受到了贵族阶层的青睐,曾兴盛一时。虽然不久作为一个教派退出了藏区,但他的思想对后来形成的藏传佛教各派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佛学东渐与宋齐文学观念的雅俗嬗变

宋齐之际文学观念雅俗嬗变的文化动因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趋新求变的文化思潮,其二是士庶关系从对立走向融和。这两大动因的形成都与佛学东渐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新文化在晋宋之际的广泛传播,对新变文化思潮的形成发挥了关键作用;另一方面,随着佛教在士大夫阶层影响的不断扩大,其平等观念对士庶等级矛盾的消融发挥了重要影响。此外,佛经的通俗特征对文学通俗化的发展也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