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佛教的中国化与佛教制度的中国化

中国佛教的制度建设往往具有滞后性与非系统性。滞后性与非系统性的结果最终只能指向“中国化”向度。在这一制度中国化的过程中 ,东晋的道安、庐山慧远及南山律宗创始人道宣、禅宗的百丈怀海、天台宗知礼和遵式等等 ,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在佛教仍然能够保持其主流文化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之时 ,佛教制度的中国化革新仍然能够遵循在“契理契机”前提下的“与时俱进”。而在元代之后 ,随着中国佛教逐渐“边缘化”与“民间化” ,中国佛教制度便同时背离了“契理契机”与“与时俱进”的原则 ,佛教无论在教义方面 ,还是在各种制度方面 。

新中国佛教制度建设七十年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岁月里,"法运都随国运转",佛教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中国佛教的命运是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连在一起的。中国佛教一直致力于自身建设,为培养戒行清静的僧团与建设道风纯正的丛林而不懈努力着。"内强素质,外树形象",是新时代佛教界的自觉担当与使命意识。在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增强爱国爱教的思想觉悟,远绍如来、近光遗法,努力发挥佛教积极作用,开创中国佛教光明的未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为时代增光,为佛教添彩。

中国古代慈善公益事业与佛教制度文化--以宋代寺院传承的制度化保障与优势为例

本文主要利用宋代经济史、法制史研究的成果,指出宋代推行了严厉的"户绝"财产检校和没收财产制度,对世俗家族的过继、宗祧限制颇多,因此世俗家族的稳定性、财产的继承延续都受到较大威胁;相比之下,佛寺僧侣师徒相承,不存"户绝"的危险。因此,宋代佛教在组织制度上的这种优越性,使得各级官吏、地方士人都乐于以"守以僧,给以田"的方式,将大量的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委托给佛寺僧侣经营管理。

近代中国佛教制度革新的一个尝试:以民国时期佛化婚礼为例

近代中国佛教制度改革中对在家信众影响很大的一项内容是佛化婚礼的创制。按照设想,佛化婚礼是接引青年信徒、创立佛化家庭、建设人间净土的重要途径,但在推行过程中,经历了教义与戒律、利益与派系、实践与方法层面的反复争论,最终形成较为固定规范的流程,获得一定程度的认可。民国时佛化婚礼在论辩中曲折推进的过程,折射出近代佛教制度改革中教内外的关注焦点和多重困境,对当下佛教仪轨的改进和制度革新的推动有启发意义。

真禅法师与当代佛教制度建设——以玉佛寺为中心

在玉佛寺佛教制度建设史上,真禅法师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其丛林建设的理念与实践,既是对太虚大师、震华法师僧制建设思想的承继与展开,也是对玉佛寺今日弘法利生事业的奠基,以及对僧众学修路径的指向。他的思想中蕴含了佛教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展现着当代佛教制度建设的尝试与实践,昭示了中国佛教在新的时节因缘下与社会的协调与适应。

论中国社会的转型与近代以来佛教制度的变革之路

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一般认为是从维新变法开始的，其最为直接的象征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参照之下，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口号。但是，维新变法运动并没有能够起到挽狂澜于既倒之效。事实反倒是，延续数千年的封建制度在西方的坚船利炮威胁、打击之下，轰然崩溃以至最终倒塌。在中华民族面临如此深刻的危机面前。

近代佛教制度的“入世”转型与问题反思

近代佛教制度“入世”转型的发生,一方面是由于近代之前佛教制度“入世”开展存在着低效率乃至扭曲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与近代社会“世俗化”的时代趋向密切相关。在此背景下,太虚的僧制改革运动以及近代居士佛教的组织化开展与制度创新,成为近代佛教制度“入世”转型的两大典范性实践。而近代佛教制度在“入世”转型的过程中存在的诸如世俗化、滞后性、实践性不够等问题,以及佛教自身一直存在的所谓的“路径依赖”问题,使得近代佛教制度的入世转型最终陷入功败垂成的境地。

论佛教的中国化与佛教制度的中国化

中国佛教的制度建设往往具有滞后性与非系统性。滞后性与非系统性的结果最终只能指向“中国化”向度。在这一制度中国化的过程中，东晋的道安、庐山慧远及南山律宗创始人道宣、禅宗的百丈怀海、天台宗知礼和遵式等等，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在佛教仍然能够保持其主流文化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之时，佛教制度的中国化革新仍然能够遵循在“契理契机”前提下的“与时俱进”。而在元代之后，随着中国佛教逐渐“边缘化”与“民间化”，中国佛教制度便同时背离了“契理契机”与“与时俱进”的原则，佛教无论在教义方面，还是在各种制度方面，都停滞不前了。

佛教制度的中国化:智者大师与《立制法》

智者大师广弘教法，创五时八教的判教方法，发明一念三干、三谛圆融的思想，创立天台宗的修证体系，成为中国佛教宗派史上第一个宗派——天台宗的创始人。因其创宗立说之辉煌贡献，人们大多注重于他的思想创新，而于其在佛教制度层面之创立，则关注较少。

新昌佛教发展史对佛教制度建设的启示

新昌地处嵊新盆地,四周峰峦叠嶂,景色秀丽。晋室南迁之后,佛教玄风传布江左,高人胜士接踵栖此,促进了带有中国特色的般若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开启了"佛教中国化"的新进程。中国佛教的历史本质上是佛教从教理教义、戒律伦理、礼仪轨范等各方面深度中国化的历史,亦是佛教文化吸纳、融合、滋养中国本土文化的历史。

佛教研究的新收获——评湛如《敦煌佛教律仪制度研究》

本文从学界关于佛教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学术发展需要的视角出发,对湛如博士《敦煌佛教律仪制度研究》一书进行了全面的评述,认为这是一部真正堪与国际学术接轨、能够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有价值的学术著作。

推动当代佛教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

今天,中国佛教协会邀请部分佛教界人士和专家学者,来到江西云居山下,召开"丛林清规与当代佛教制度建设座谈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刚才,9位法师和学者围绕教制建设发言,既有深刻的理论见解,也有鲜活的管理实证,听了深受启发。从大家的发言内容看,佛教界在讨论佛教中国化问题时,不再是泛泛而谈,而是开始探讨解决一些深层次问题,这是一种可喜变化。

佛教的中国化与佛教制度的中国化

杨维中在《广东佛教》2004年第5期撰写文章，认为佛教的中国化不仅仅是在义理层面进行的，制度层面的中国化实际上更为重要。因此制度建设本身是思想义理的“凝固化”与“物质化”，而思想义理只有达至制度化的层面其影响才有可能持久。在这一制度中国化的过程中，东晋的道安、庐山慧远及南山律宗创始人道宣、禅宗的百丈怀海、天台宗知礼和遵式等等，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在佛教仍然能够保持其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之时，

重温百丈清规,致力建设当代中国佛教内部管理规范体系--丛林清规与当代佛教制度建设座谈会在九江举行

2021年6月9日上午,中国佛教协会在九江举办“丛林清规与当代佛教制度建设座谈会”。会议邀请佛教界法师代表、专家学者参会并发言,共同回顾佛教清规演变历史,总结佛教制度建设经验,聚焦当代佛教思想体系建设,深化新时代佛教中国化课题研究,形成诸多共识。

佛教制度建设培训班在洛阳举行

本刊讯2019年10月22日至26日,由中国佛教协会主办,河南省佛教协会协办,洛阳市佛教协会、洛阳白马寺承办的"佛教制度建设培训班"开班仪式在河南洛阳隆重举行。来自河北、山西、安徽、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陕西等8个省份的130余位学员参加了本次培训。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永信法师、宗性法师等领导、嘉宾出席了开班仪式。开班仪式由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印乐法师主持。宗性副会长指出,佛教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原始佛教的僧团制度叙要

戒律是佛教的禁戒和制度,内容涵盖佛教信众必须受持的各种止恶行善的戒法条文、僧尼日常生活的行仪规范,以及僧团的组织、制度和行事等。它是佛门的纲纪,入道的基阶,在佛教'戒'、'定'、'慧'三学中,位居第一,具有殊胜的意义。本文以笔者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藏经总目提要·律藏》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有关原始佛教的僧团制度,如受戒制度、布萨制度、安居与自恣制度、羯磨制度、衣食制度等,作了简明扼要的叙述,为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门径与资讯。

戒律、僧制、人治:汉传佛教内部制度的历史变迁与危机

佛教作为一个制度性宗教,一直都有良好的内部制度建构传统。在历史上,戒律起到过寺院制度性文献的作用,但其逐渐变成了僧众身份认同的神圣象征并学术化。之后,僧制作为寺院的内部制度,曾从三纲制转到丛林制,这是汉传佛教的一大创造,但有着一千余年历史的丛林制度却并未经历过特别大的改革;同时,其也成为汉传佛教中具有神圣象征意义的制度文化,这套制度所形成的权力过度集中及某些有职僧人不受监督等现象,也是丛林制度中非常明显的缺陷。汉传佛教内部制度建设实际又面临着需要其作出改变的社会环境,只有改良或构建一个符合戒律与世间法律,同时又能体现佛教平等、公平精神的制度,才能维持和推动汉传佛教与这个时代最大程度的契合。

扎什伦布寺学经制度的传承与现状

扎什伦布寺的学经制度是随着藏族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而逐步完善和发展起来的;其学经制度和学位授予制度是其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扎什伦布寺的学经制度作为藏族和谐文化的重要内容,为藏族人民培养出了不少优秀人才,推动了藏传佛教的发展。目前,完善和规范扎什伦布寺的学经制度,是培养新时期佛学人才的根本需要。

从传戒制度的演变看佛教中国化的时代命题

在佛教戒、定、慧三学的修习体系中,戒被奉为成就之基。僧团的传戒对求戒者而言就是受戒,此传戒受戒的宗教行为是佛教修行者身份认同乃至宗教修持的逻辑起点,因此传戒制度在整个佛教制度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正像印度佛教传戒法从佛陀创教时的"善来比丘"法最终演化为具足法、事、人、处的"白四羯磨"传戒法仪一样,伴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中国佛教传戒制度经历了从初传时期声闻戒法的简单授受到宋代于小乘声闻戒法外别受大乘菩萨戒,再到明清时期一期顿受大小乘戒的"三坛大戒"制度演变。这一历史演变与佛教中国化的进程相表里,既是佛教中国化的表征与结果,也是佛教中国化在礼仪制度层面的动力与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