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统一而奔走的蒙古传教士——章嘉呼图克图

在现代化进程原则中往往把宗教势力从国家权利分开,这一做法至今为止一直是研究宗教与民族主义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障碍。宗教民族主义成为一种不可命名的事物,因为按Benedict Anderson流派的现代理论家所提出的理论性定义,民族主义属于一种非宗教性行为范畴,但是宗教一旦掌控了民族主义的走向,它就经常被排除在范畴之外,被定性为非西方的和非理性的,或者只是简单地被认为成近代化进程中不成熟的封建残余。

唐蕃和平与文化交流的使者——吐蕃僧团

作为与唐朝同时兴起的吐蕃政权,在长达二百多年的历史中,与周边民族和政权,特别是强大的唐王朝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交往,对吐蕃的经济增长和文化繁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元八世纪末、九世纪初,吐蕃僧团作为吐蕃政权中的新兴势力,登上历史舞台,活跃在丝绸之路上,担负起了唐蕃和盟和文化交流的角色,也为引进域外文明和先进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吐蕃僧团的不懈努力下,终于促成了唐蕃长庆会盟,树立了唐蕃友谊和文化交流的丰碑。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宗教圣地和历史、文化名城,吸引了大批的吐蕃僧侣;他们远赴敦煌,将中原及世界先进文化和文明成果翻译成藏文,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吐蕃本土,使封闭的青藏高原,紧跟世界文明的节拍。他们不愧是唐蕃和平和文化交流的使者,也曾是青藏高原走向文明的引领者。

唐代士大夫反佛分析

唐代是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阶段崇佛之风盛行,而有些士大夫逆崇佛潮流而上,发表了不同程度的反佛言论。反佛言论的时间、稀疏密集程度与唐代宗教政策的变化密切相关。通过反佛言论,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角度对反佛的原因进行分析,以期全面认识唐代士大夫的反佛。一唐代士大夫的反佛与唐代宗教政策变化的关系结合大量的文献资料,汇总成表一'唐代士大夫反佛时间表'。唐代士大夫反佛的时间、密集稀疏程度都可以通过此表体现出来.

加荣沐秩,授邑封公——唐沙门赐俗官考

佛教东来中夏,先在社会上层产生影响,后逐渐在社会各阶层广泛传播。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何应对这一不断壮大的外来宗教,是世俗政权需要考虑的问题。对此,强硬灭佛者有之,崇佛至佞者有之,但更多的是将佛教纳入制度管理体系之中。中国佛教管理制度就是在世俗政权不断加强对佛教管理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中国佛教管理制度涉及佛教在中国发展的方方面面,诸如度僧、寺院管理、土地制度、寺院社会经济制度等,中外学者多有详细的讨论[1]。僧人个人参与世俗政权对佛教管理的身份界定,多以僧官的视角来讨论[2]。此外,世俗政权还会赐予部分僧人荣典,主要有紫衣、师号、德号、塔号、谥号、俗官、夏腊等,也有学者对这些僧人荣典加以讨论[1]。然而,相较于学界对唐代道士赐俗官的关注[2],既往的讨论对沙门赐俗官这一现象不甚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