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石窟题记看唐朝佛教政策对龟兹地区的影响

自唐朝控制西域以来,中原王朝的统治政策逐渐深入到了龟兹地区,为其带来了深刻影响。唐朝军事文化政策在龟兹的推行,为当地带来了大量的中原文化内容,也推动了当地佛教文化的发展。这些活动的部分痕迹保留在了龟兹石窟中,通过对石窟题记的研究,或可一窥唐代佛教政策对龟兹地区佛教发展的影响。

明代佛教政策析论

空前专制的朱明王朝,对待汉传佛教的策略,可谓尊崇与统制并举。然尊崇的根本目的,实在于希冀佛教为皇图永固服务。故其所创之僧官体系,控制严密、政治色彩极其浓厚;对佛门教团的严厉整顿以及所颁《周知板册》、《寺院名册》、《申明佛教榜册》、《榜示僧教条例》等,规定之琐细、人身控制程度之严酷,不仅为历代所未见,而且比之为控制全国民户所制定并推行的"黄册"和"里甲制度",亦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对待藏传佛教,一方面废除旷世无匹之帝师制,取消番僧种种特权,另一方面从保障国家统一的角度考量,又多沿前朝旧贯,加意安抚,可谓相当优礼。

颇好释氏教 隔离僧俗界——论朱元璋佛教政策之特色

朱元璋的佛教政策,以洪武十四年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其佛教政策的主要措施有僧官制度、教僧制度、度牒制度等。朱元璋的佛教政策的特色有三:其一崇奉、抑制、控制并举;其二隔离僧俗、肃正僧界;其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极端强化。

明太祖佛教政策演变论说

以洪武十五年和二十年为界,明太祖的佛教政策分为三个时期。前期,明太祖大力扶持佛教;中期,由扶持向限制过渡;后期,则系统地整顿、抑制。总体而言,明太祖对佛教以限制为主,扶持为辅,扶持与限制皆以巩固统治为旨归。他调整佛教政策影响着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以及佛学的式微。

清代汉传佛教政策考正

学术界对满清诸帝宗教倾向以及有清一代佛教政策,存在不少主观误判:臆测圣祖爱新觉罗玄烨独尊理学、厌恶佛教,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是"灭佛"皇帝;断言满清政府对宗教之定位,是"除了儒教的三纲五常之外,甚至包括佛、道教在内的一切宗教都是非法的";①甚至于将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旨在逐渐沙汰"问律律不守,问禅禅弗会"之"应付僧"与"教团败类"、还佛教以清净本然面目之清厘甄别僧尼举措,诠释成"是要以一种尽可能不引起社会动荡的方式,假以时日,将佛教消灭",其手段比"三武一宗"之灭佛"更加阴险和毒辣",如此等等。史学以求真、求实为旨趣与灵魂,不允许凭主观意志过度诠释、过度推衍,更不得以个人好恶杜撰假设、曲笔贬褒。本文以推援校磨浩如烟海之原始史料为基础,稽考钩沉,力争如秋潭夜月或清更胡笳般,再现清代汉传佛教政策流变沿革及其内在实质之本来面目。

试论朱元璋的佛教政策

朱元璋以儒治国,对佛教既不过分尊崇,又不十分裁抑。他健全佛教管理机构,大力推行度牒制度,严格限制僧人和寺院数量,严厉惩处违法犯戒僧人,有效遏制了元末佛教势力恶性膨胀的势头,保障了明初的政治稳定、经济复苏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明初佛教政策对于僧伽结构的深远影响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繁荣发展,寺僧也会因为修行侧重不同 及宗派类型不同而被归类,形成社会上约定俗成的佛教整体僧伽结构 的分类,比如禅、教、律的分类.禅指禅宗诸系,教指注重讲经说法 的天台、华严等宗,律则指侧重戒律者.但是,明初洪武时期,与强 势行政相配套,也推出了比较系统的佛教政策,开先河地用政令界划 佛教为禅、讲、教三类,突出地将专门演行显密法事的寺僧划归为 “教”.这种调试,一方面可以说明当时佛教流行状况,另一方面则引 发了政策影响下的僧伽结构的变化,以及由此变化而相应引导的佛教 发展趋势的深远影响.本文即尝试通过梳理明初佛教政策及其引发的 相应变化线索,并夹叙夹议地分析政策对于佛教功能化强化及其对于 社会的影响,在“宗教组织的社会学研究”论题下,提供一组历史背 景素材.

皇太极佛教政策探研

皇太极统治的18年间,皇太极对于战争中的僧人、寺院给予保护同时也加强了日常活动的佛教戒律管理和后金(大清)的法制约束,其要旨在于防范于未然,对于有错、有罪或者不尊重王室的僧人,或宽或严,处置一般都以适中为准,但绝少徇情枉法。对于佛教寺庙,皇太极强调主要由官方实施修建寺庙与保护寺庙的职能,而禁止私自建造。在此基础上,皇太极积极利用僧人从事内政、外交等诸多公共事务:对那些从事政务活动的外来僧人给予普遍的优渥和尊崇,常加赏赐,同时也信用并多次派遣己方僧人从事外交、政务活动,为后金(大清)的现实利益服务。因此,皇太极所确定和推行的佛教政策在实践中表现出强烈的服务于现实利益诉求的实用主义倾向,这种政策倾向进而对后世清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阎罗王审断图”及其所附冥律看唐初的佛教政策

唐初统治者对佛教充满了敌意与戒心,他们不断从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加强对佛教界的社会控制,导致两者关系紧张、冲突不断。成于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的"阎罗王审断图"及其所附冥律,从另外一个角度形象地对唐初统治者的佛教政策及其态度进行了描述,因此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金世宗大定二十年毁佛寺考——兼论金代佛教政策对佛教建筑的影响

大定二十年,金世宗颁发圣旨,要求民间无名额的寺观一律毁弃,此举导致金国境内大量佛教建筑被拆毁。民间财产大量投入佛寺、佛教组织越来越庞大、金世宗晚年对于佛教的态度发生变化,是导致这次毁弃佛寺行为的主要原因;而女真人对萨满教的信仰、国家政治文化的高度儒家化以及鉴于尊崇佛教对辽朝社会造成的损害等因素推动金朝政府压制佛教政策的产生,也是重要背景原因。金代佛教政策对佛教建筑产生了种种影响,如辽末金初遭到破坏的寺庙建筑恢复较慢、佛教建筑的数量和规模受到限制、一些佛教建筑被改作他用、某些寺院建筑呈现出世俗化特征等。

北宋佛教政策述评

北宋各朝统治者对佛教采取的措施有所不同,但对佛教态度的总体精神基本上一脉相承开国皇帝宋太祖。具体来说,北宋佛教政策的主旨有如下几个方面:保存佛教;允许佛教适度规模地发展;支持、参与佛教活动;不同程度的限制。北宋佛教政策总体来说是成功的,开明的,当然也有一些缺点和不足之处。

忽必烈处理藏传佛教政策的分析——以忽必烈与八思巴的关系为核心

明清时期的著作对元朝时期对待藏传佛教的政策多有非议，重点围绕元朝皇帝过分崇信藏传佛教，最终导致元朝覆亡展开，事实上，元朝处理藏传佛教的政策有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即使就元世祖忽必烈时代而言，既有重用崇奉的一面，同时也有约束节制的一面，且随着元朝对西藏地方管理的加强而调整变化。本文试图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藏汉文资料，以忽必烈与八思巴的关系为核心，对忽必烈时期的藏传佛教政策进行考察，通过具体事实探究忽必烈处理藏传佛教政策的双重性，并对其成因予以分析，兼及对元朝藏传佛教政策的认识，期有助于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周世宗禁佛与北宋初期佛教政策的转变

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佛教屡次遭受打击和抑制,发展势头受阻。后周时期,周世宗采取必要的佛教管理措施,为佛教随后的发展打下了一定基础。北宋时期,统治集团为了巩固政权,逐渐放宽了佛教管理政策,并不断鼓励佛教有序发展。佛教集团抓住机会,迅速发展壮大,社会影响力日益增强,佛教文化逐渐走向繁荣,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佛教政策管窥

宋朝的佛教政策对于佛教的发展和赵宋政权的稳固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佛教对整个宋朝社会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意在选取几个代表性个案对宋朝佛教政策加以分析,以期达到管中窥豹的效果。

明代佛教政策及晚明丛林问题

明代佛教政策基本上是由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后来诸帝因循不变,少有更改。然而到了明代中后期,由于所制定的政策在实行过程中起了变化,前期所起到的积极作用逐渐消极影响,随之而来的,丛林出现了诸多问题。

隋炀帝的佛教政策与文化经略

隋炀帝杨广在位期间所推行的佛教政策,蕴含着其施政理念与政策走向。东都慧日、法云二道场的营建反映出杨广对自身出镇江都时佛教经营的肯定和延续,表现出此期宗教与王权政治关系的进一步公开化、密切化;天台宗智[岂页]和三论宗吉藏被隋炀帝尊奉,为南方佛教的北传、发扬,以及南北方文化的进一步融合起到促进作用;大业年间东亚佛教文化交流事业蓬勃发展,成为杨广积极的东亚外交政策中的一环。

明成祖时期佛教政策述论

明成祖时期,继承并发展了太祖时期的佛教政策。在整顿和限制的同时又加以提倡和保护,推行了增设僧司衙门、完善度牒制度、限制出家人数、禁止私创寺院等一系列重要举措,一定程度上完善了佛教管理制度,减少了劳动力的流失,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并使明代佛教政策趋于完善,渐成定制。

再論唐武德、貞觀年間的佛教政策

佛教作爲一種外來宗教,自漢代傳入中國,經魏晋南北朝時期的發展,在唐代基本完成其中國化進程。在唐代佛教史的研究中,初唐武德、貞觀時期二帝對佛教的態度一直爲學界所看重,究其原因:一是高祖、太宗爲整個唐王朝奠定了對待佛教的政策基礎;二是李淵、李世民父子二人對佛教的態度經常出現反復,特别是在太宗時期表現尤爲明顯。基於此,學界内關於武德、貞觀二朝的佛教政策展開了許多經典的討論,出版了大量論著。

明洪武朝对藏传佛教的政策及其相关史实考述

明洪武朝对元代有关藏传佛教政策多有借鉴 ,实施“因俗以治” ,册封藏传佛教各派势力 ,从而达到“西陲宴然”的政治目的。洪武朝的藏传佛教政策对以后明永乐等朝的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财政与僧政:从民间赋役文书看明初佛教政策

明代财政和"僧政"的关系十分密切,从财政赋役状况出发透视"僧政"是一个新颖的视角,反之亦然。朝廷的敕谕、诏令等官方文献所反映的主要是明初财政和佛教政策制订时的理念和条文,民间赋役文书则能直观真实地反映朝廷政策在基层社会实施的情形。《吴氏祊坑永禧寺真迹录》和《十王院民由》显现了明初僧户入籍的过程和僧户被编纳民差的情形。南京城墙砖文则真实地记录了僧户和僧人与军、民、匠一起被编入城砖烧造、运输的职役系统的事实。这些民间文献均反映出,明初严苛的政策条文在基层社会都有相当的调适和变易空间。只有从顶层设计与基层运作、官方文献和民间文献相结合的视角来观察和审视,认识到相关制度规定因时立制的阶段性特征和上下有别的层次性,才能立体地把握和深入理解明初的佛教政策,以及财政赋役政策在基层落实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