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譬喻故事“略要本”在西域和敦煌的流傳--以敦研256號寫卷爲例

敦研256號殘卷是一種佛教譬喻故事的"略要本",乃供佛教司講唱的僧侣講説譬喻故事時所用。敦研256的形成既與印度和西域的胡語佛教譬喻故事的傳寫有關,也與敦煌所傳漢語佛教故事綱要本的形式相關,應該是印度佛教文學與中土文化混融的産物,對該類型文本的分析有助於進一步認識印度佛教文學的流傳及其對中土的影響。

唐朝初期中原与吐蕃佛教交融依存语境解读

吐蕃与唐朝因中原佛教结缘,而双方的交融依存发端于唐朝重启了儒家孟子性善论仁道思想,摒弃了过去天赋神权论的儒家思想。儒学扬弃之后在唐朝初期强调“仁”道,唐朝因“仁”和合吐蕃,佛教的中国化也在唐朝初期有了新的面目:“提倡众生平等”。儒学的“仁”转化为佛学的“众生平等”理念,形成了吐蕃与中原的基本交往范式,即以佛教为抓手,而以借鉴唐朝的基本思想为内容的事实。这也说明佛教在唐朝真正开始中原化了,而佛教在吐蕃还远未开始吐蕃化,文成公主入藏意味着吐蕃与中原启动了交往交流交融的加速模式。

从文化关系的变革看佛教中国化的内在机制

纵观2500年的佛教史,存在于具体时空中的佛教总是在时空转换中不断发展变化。除了经济、政治等因素外,时空转换所发生的文化关系变革以直接而鲜明的因缘塑成佛教发展变化的内在机制,并由此决定其未来的发展方向。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关系的变革促使中国佛教重新调整自己的文化角色,在儒释道三教关系固有格局与地位迅速瓦解的过程中,迎接扑面而来的各种新文化,以新的形象搭建全新的文化关系,出现了“人间佛教”的潮流。近年来,面对新的宗教文化格局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现代文明在中国的持续传播,佛教以角色调整和文化关系持续重组,迎来了不同以往的中国佛教新文化。

义净法师对中国佛教史学发展的贡献

义净法师是中国古代三大求法高僧(法显、玄奘、义净)之一,也是著名的佛经翻译家。从中国佛教史学角度而言,义净法师的著述对佛教史学发展有着卓越的贡献:对史传体裁、史学视野、史料的搜集和积累等,具有极强的创新性;对印度部派佛教历史变化的诸多记载,对东南亚、南亚等地社会历史宗教等方面的真实记录,极大地拓宽了中国佛教史学的领域。

酒与古代佛教僧人之戒律实践

佛教戒律经典及其他经典文本都明言禁止僧人饮酒乃至从事酤酒、酿酒等与酒相关之活动。但大量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证实,在佛教从印度自西向东传播的过程中,从犍陀罗经中亚再到东亚的广泛区域内,沿途各地的僧人在寺院生活中都有饮酒或酿酒、酤酒等行为。从僧人这一行为可窥见古代佛教僧人日常宗教实践与经典文本之间的张力。对于这种明显违反戒律规定的行为,僧人们通过多种方式将其合理化,如以解经学的方法,对酒的定义、犯饮酒戒应满足之条件及饮酒戒之性质,均提出新的解释,并通过僧传将僧人饮酒的行为塑造成教化众生的一种手段。这也提示我们,经典文本与宗教实践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经典文本约束僧人的实践行为,实践行为也促使僧人们对经典文本作出新的诠释。

四十年来国内敦煌汉文佛教文献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敦煌学研究的条件逐渐转好,相关研究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四十年来,通过中国学者的潜心研究,国内敦煌学的研究水平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本文通过梳理四十年来国内敦煌汉文佛教文献的研究状况,一是展示这一领域所取得的辉煌成绩,二是通过梳理工作,希望能够找到相关的研究空间。

从“四部”到“四分”——佛教律抄在唐代的发展

《毗尼心》《四分律小抄》《略抄》《杂抄》等佛教律抄文本在唐代相继问世。这些文本较六朝时期的律抄有新的发展。首先,在思想上,从早期“会通诸律”的“四部律抄”发展为独尊《四分律》的“四分律抄”;其次,受佛教注疏传统的影响,律抄在文本形式上呈现“事数化”“条目化”的特点。唐代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也是受六朝律抄深刻影响的作品。唐代的这些律抄文献反映了中古“律疏”与“律抄”两大传统的融合,向我们展示了印度佛教律仪向中国佛教戒律实践过渡的一个面向。

论明代统治者对云南边地佛教的经营及边疆治理的影响

明代统治者基于经略云南的政治考量,通过政策扶持、设僧司衙门、礼遇僧人、兴建寺院、僧籍管理、地方官员参与、传播佛教文化等多种手段,为云南边地佛教营造出相对和谐宽容的宗教文化环境,使云南边地佛教发展获得制度保障和政治便利。而明代统治者通过社会动员、社会参与、社会治理等政策措施对云南边地佛教的经营管理,促使其成为拓荒垦殖、固疆兴边、文化传播的重要力量,以及内地与边地文化交流交往交融的“黄金纽带”,也促成云南边地佛教在中国化、社会化、世俗化、民俗化的进程中推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维护边疆稳定。

早期佛教时间观的演进历程——以三世和三世法问题为中心

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是与佛教修行解脱密切相关的时间观念,它关涉已修和未修、已断和未断。早期佛教以三世和三世法问题为着力点讨论时间之于修行解脱的意义。特别是说一切有部通过对知识和对象外在性问题的讨论展开三世实有的知识论论证,继而又在对作用与功能的区分中完成三世实有的价值论证成。在论证过程中不断强化三世和三世法的同一性,强调三世相续流转乃是有为法建立之基础,而有为法则是无为法存在之前提,这就将三世问题与一切法实有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说一切有部对于以空间理解时间有着特殊的认识,主张时间、空间和概念三者通过其各自最小单位“刹那”“极微”“字”积聚而共同构成有为法。如此,则既不否定以空间理解时间的传统理路,又在相续和作用的过程中显豁出因果关系的本质。

丝路故地吐火罗与吐蕃间早期佛教文化交流

文章运用藏汉文献相互印证的方法,梳理史料中记载的佛教传入吐火罗地区与吐蕃的历史,以及佛教经过吐火罗地区初传吐蕃的过程,探讨了吐火罗故地与吐蕃间的佛教文化交流史。从中发现,由于吐火罗处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理位置,吐火罗故地与佛教在中原汉地和吐蕃的初传直接相关,对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形成的早期历史有重要影响。这对研究佛教文化经由丝绸之路分别传入中原汉地与青藏高原的历史过程,溯源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生命伦理学视角下的古代汉传佛教寺院医疗照护活动

古代汉传佛教寺院的医疗照护活动是汉传佛教生命伦理思想的重要社会呈现方式。汉传佛教寺院从事医疗照护活动,根本原因在于佛教义理将医疗照护视为慈悲心的践行,外在原因在于具备僧医、药藏、药典等条件,且得到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支持和参与。汉传佛教寺院的医疗照护活动可以分为对内和对外两种主要形式,对内医疗照护越来越规范化和制度化,对外医疗照护逐渐深入乡村和民众。汉传佛教寺院医疗照护活动的理论渊源、开展条件和主要类型都蕴含公共性的特征,对当今汉传佛教生命伦理思想的社会呈现依然具有启示意义。

论元朝与高丽佛教交流的多样化形态

元丽佛教交流是继隋唐之后中国与朝鲜半岛佛教交流的又一高潮。高丽朝赴元的不仅有游学僧,亦有为元皇室抄写佛经的写经僧,以及由元朝皇帝指定或应大都高丽侨民的聘请在中国掌管与驻守寺庙的僧人,还有高丽本国到中国化缘的寺庙僧侣。同时,元赴高丽的人员除了僧侣之外,还有工匠、使臣等,其交流不仅仅是僧侣的弘法,还表现为更多的佛事活动。元丽佛教交流呈现出多样化形态。

从黑暗世界归来的谷魂——南传佛教影响下的谷种起源叙事的变迁

南传佛教的传入影响了傣族、德昂族、布朗族等民族原有的谷种起源叙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这些民族的谷种起源叙事具有共同之处,且出现了许多佛教元素。佛教通过替换词汇和转换概念改编了稻谷叙事的内容,使之增加了浓厚的佛教色彩。二是佛教引出了新型的故事类型,即谷魂与佛祖斗争,然后谷魂出走黑暗世界最后被佛祖迎回的叙事。反映了这些民族接受南传佛教的同时依然坚持着原始宗教,“谷魂与佛祖斗争”的母题映射了两种信仰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谷魂出走黑暗世界被佛祖迎回”的母题本质上是种子入土发芽和生长的隐喻,也是佛教对谷魂崇拜做出的让步。三是佛教积极参与和促进稻作生产,如僧侣诵读《布环豪》请求谷魂保佑庄稼茁壮生长,洗刷佛塔求雨等。总之,佛教的传入对本土的谷种叙事产生了影响,这些叙事反映了谷魂与佛祖的矛盾与最终和解,也反映了传统信仰与佛教的斗争与相互妥协。

南传佛教中国化:地缘与云南傣族佛教的形成

毗邻缅甸、老挝等东南亚国家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和德宏等地傣族,深受巴利语南传佛教影响,致使本地传统与境外文明相融合,形成独特的“傣族佛教”信仰;与之相比,地处哀牢山一带的新平傣族却保持淳朴的原始信仰。两地傣族的社会差异更多从其不同的信仰文化表现出来,就其社会意涵进行分析,得出地缘关系影响同一民族作出不同选择的结论。论文揭示南传佛教在傣族地区的中国化及其生存发展的逻辑。

佛教对西方深层生态学的会通与超越

佛教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与西方深层生态学存在会通及超越之处。一方面,佛教中所蕴含的“万物一体、依正不二”的生态整体论、“无情有性、珍爱自然”的内在价值论及“众生平等、六道轮回”的生态平等论,与西方深层生态学的核心思想高度契合;另一方面,佛教中缘起与假名、真如与现象的辩证论述,更是实现了对深层生态学理论缺陷的总体性超越。将二者比较研究既符合当前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化的发展趋势,又可在视域融合中确立佛教生态思想研究主题,为建构佛教环境伦理学及环境哲学提供崭新的致思路向。

吴越国的佛教文化与艺术

存续于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国,自创立者钱镠始,三世五王均采取“善事中国、保境安民”的政策,始终与中原王朝保持紧密联系,致力于开发经济、发展文化,形成了既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又体现独特地域环境与人文历史的吴越文化。作为吴越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文化与艺术,上承晚唐之风,下开宋韵文化之源,显示出中国文明与文化传统连绵不绝、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吴越国各代君王均采取护持佛教的策略,通过实施礼遇名僧、包容诸宗、兴寺建塔、开窟造像、雕刻经像、求取天台教籍等措施和行动,促进和加深了佛教的中国化,并为儒释道三教融通及佛教文化进一步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形塑奠定了基础,亦使吴越国及其文化在唐宋政治与文化的转型中发挥了赓续中华文脉的独特作用。

再论诠释学与佛教中国化

佛教中国化是一个古老而全新的命题,讨论此话题,关键在方法论上要有新的突破。中西诠释学为外来佛教的本土化、中国化课题提供了恰当的学理支持。如何理解和研判作者原意、文本原义与理解者、阐释者互动所导致的结果,即视域融合与效果历史意识,这是诠释学的基本问题,其答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回到文本和作者本身,由此还原作者原意和文本原义,此所谓“我注六经”的原则;二是回到读者中心论的立场,任何读者的理解都是处境化的理解,因此没有更好的理解,只有不同的理解;三是视域融合所包含的必然是作者原意、文本原义和不同时空背景下读者的增质性理解,这两者体现的是“籍经立论”、“六经注我”的定向,此即所谓“守正创新”或者“继承发展”,“守正”体现的是文本原义、作者原意与诠释者之意间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创新”标志着它们之间的差别性和多元化。

敦煌莫高窟佛教本生故事壁画中的形意韵美学研究

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与美学的关系是不可割离的。佛教本生故事源起古老的印度,宣扬释迦牟尼历经若干世的善行而最终修成正果的事迹,是敦煌石窟中最丰富最具美学气息的壁画作品。在敦煌佛教本生故事壁画中,用线条、形状、姿态等事物外在的“形”表达佛教的精进修行;用色彩和构图融合情感、理念、价值观等事物内涵和精神的“意”表达佛教的信仰和戒律;用虚实、意境和空间融合节奏、韵律、声音、气息等事物的“韵”表达佛教无常性等思想,最终达到形态美、内涵思想与韵律风格三者和谐统一的美学。

藏传佛教中国化三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宗教中国化”、“藏传佛教中国化”标识性命题,这是深化党的宗教工作规律性认识的重大理论成果。本文谨从中国大历史观视野,对西藏地区历史、藏传佛教形成和发展传承的历史、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时代性进行基本的解读分析。

佛教中国化视域下大足宝顶山石刻大小佛湾密教造像研究

重庆大足石刻宝顶石窟大佛湾第21、22号龛与小佛湾第9号窟之密教造像别具特色,是佛教传入巴蜀地区后与当地的民间信仰相互糅合的产物,大佛湾第22号龛应是将瑜伽密教金刚界曼荼罗部分神祇和宋代流行于巴蜀地区突出秽迹金刚法的瑜伽教相结合,大佛湾第21号龛与小佛湾第9号窟都与密教金刚界曼荼罗有密切关联,小佛湾第9号窟是南宋时期密教高僧赵智凤用来修习瑜伽密法的观想窟,其窟内外造像除与金刚界大曼荼罗高度相似外,又融合“柳本尊十炼”等诸尊像,是巴蜀地区佛教中国化的典型案例,在佛教中国化的演进中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