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佛理诗之分类及渊源

本文对王维的佛理诗进行了爬梳，认为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以纯粹的宣讲佛理为其主要特征，内容涉及到佛家的本体论、认识论及修习方式等等。另一类，则是通过对寺院的游赏、与僧人的往还等来表述他自己对佛理感悟之一得。前一类诗，因其纯粹言理，诗只是作为宗教理念之载体而存在；后一类诗，因加入了自然风物的描写，文学意味与宗教理念相联相融，更具一种风神。同时，本文还指出，前一类诗上承东晋以来的玄言诗、佛理诗；后一类诗则承接谢灵运之山水诗、承继之迹，历历可见，在这种承继当中，王维佛理诗又有其变化。

宗教诗歌与诗歌中的宗教──从王维的佛理诗看佛教理念对文学的浸润

以王维的佛理评为主要研讨对象，分析佛教理会从东晋至唐时期的主要表现特征。认为在中国较早的僧诗里，佛教教义在诗歌中的表现显得生硬、不成熟，显示出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与中国本土文化交而未触的状况；至唐代，缘于佛教的极大发展，对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广的影响，王维是最典型的代表者。佛教教义在其诗歌中的表现，就其内容而言，佛教的核心思想在作品中得到了准确而明晰的表达；在表现形式上，他将自然物像的审美表现与佛理的宣扬、体悟浑融为一，淡化了佛理诗的言理倾向，增强了诗歌的文学性，突破了早先佛理诗格局，使诗歌显示出另一种情致与景像。这种演变，显露出中印文化交流的文化事相，又明显地表露出佛教对大学的逐渐渗入及深刻影响。

东晋南朝僧侣佛理诗探析

中国文坛在东晋南朝时期,出现了僧侣的诗歌作品,这是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值得关注的现象。僧侣诗作中,题材以佛理诗居多,主题重在宣扬佛教的义理,也有部分诗作赞扬佛德并藉咏物以抒情通理。

楚骚中的梵音——柳宗元佛理诗辨析

柳宗元的佛理诗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纯粹演说佛理,表示对佛理的深切体悟与自己的宗派倾向,且展示其时佛教发展大势;另一类,则是在言理中加进景物的描写,景与理相合相融,使作品具有文学的情味。柳宗元的佛理诗,又与他的贬谪经历紧密相连,贬永州时的作品,因回归朝廷的希望尚存,在言理之中,表现出一种理性的冷静与平和;继贬柳州,对回归朝廷彻底绝望之后,作品借佛理、佛教中事,来表现其内心凄怆哀怨之情,与其诗骚怨的主体风格相合。

论王维佛理诗中的象喻

王维的佛理诗重视象喻的使用 ,其方式主要有两种 :其一 ,从纯粹言理出发 ,直接引用佛经中的典故 ,使其所言之佛理 ,更为准确明显 ,表现出以理取胜的特点。其二 ,则是从某一感性形象出发 ,通过景物的描写 ,来显示他对佛理的体悟 ,理寓景中 ,景理相谐 ,使诗的意味更加深长。前者带有浓郁的佛教文化的色彩 ,展示出佛教日益融入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 ,而后者则典型地表现出中国文人的情趣以及王维个人的品性、艺术才能与风格。

寒山佛理诗的生命意识

寒山是我国唐代著名的白话诗人,其诗作中不仅包含有禅宗"自性清静"、"见性成佛"的禅理,也包含有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从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方面,可以反映出寒山诗中蕴含着强烈的生命意识。通过研读寒山诗中的佛理诗,我们可以发现,寒山认为人的生命存在既脆弱而又短暂,他劝谕世人应当珍惜当下拥有的生命,而通过信仰佛教则可以获得生命意义的实现和生命价值的提升。

弘一大师佛理诗笺注

弘一大师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是徜徉于各个艺术领域的全才,更是南山律宗的中兴者.胡宅梵《记弘一大师之童年》云:"(弘一大师之父)灵柩藏家凡七日,每日延僧一班,或三班,诵经不绝.……

玄言·佛言:从玄言诗与佛理诗的关系看玄言诗的界定——从《资治通鉴》中的两段话谈起

（宋）太祖文皇帝上之下元嘉十二年（乙亥，公元435年），丹阳尹萧摹之上言：“佛化被于中国，已历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数。自顷以来，情敬浮末，不以精诚为至，更为奢竟为重，材竹铜彩，糜损无极；无关神祗，有累人事，不为之防，流遁未息。请自今欲铸铜像及造塔寺者，皆当列言，须报乃得为之。”诏从之。摹之，思话从叔也。（《资治通鉴·卷一二二宋纪四》）

玄佛合流下之东晋佛理诗

东晋诗歌在渡江之后逐渐显现出有别于西晋诗歌的内容特点,高僧与名士之间的清谈共辩使得玄言诗中散发出浓烈的佛理意味。本文旨在探讨东晋诗坛佛理诗的形成及其所呈现的风貌,试图从“玄、佛交涉”的文化现象中来推究佛理诗兴起的特殊原因,并将东晋佛理诗置回于诗歌发展史中,来说明“玄、佛合流”的时代风尚与“援佛入诗”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以之阐明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文学意义与定位,及其对后世诗歌的影响。

王梵志、寒山佛理劝善诗的异同

唐代诗僧王梵志、寒山最青睐、擅长佛理劝善诗,且佛理劝善诗亦最能体现他们的创作特色。王梵志的佛理劝善诗,主要具有平民化特色;而寒山的佛理劝善诗,更多具有文人化倾向,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区别。如果仅认定王、寒两人同属唐代白话诗派,而对两人之间的细部区别不加关注,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东晋玄言诗与佛偈

东晋时代生成的玄言诗，以述说形而上的玄虚哲理为其主要职志，并风靡笼罩诗坛数十年之久。厥类诗作之所以在此际大量出现，除了受曹魏、西晋以来士人清谈习尚之直接影响外，还同佛法自东晋开始深入本土文化结构这个大背景有关。当时翻译过来的众多天竺说理佛渴，业已具备了对本地诗歌潜移默化的能力，完全可以充当许询、孙绰、支遁等人创撰“理过其辞”篇章的兰本。这种诗体上的参照和借鉴，就是催促玄言诗成熟分娩具有关键意义的直接动因。

论王维的佛教诗

从文学品鉴的角度讲,山水诗与佛教诗,是王维奉献给时人与后人的两道文学盛宴。王维现存佛教诗40余首,大致可分为佛理诗、佛语诗、禅趣诗三类。佛理诗以宣扬佛学理念、言谈佛理为主,佛语诗是"佛家语"与"文学语"互为结合的产物,禅趣诗在艺术与审美上则是佛教诗的最高境界。王维的佛教诗不仅对于佛教文学的的开拓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于唐诗内容的丰富,典故艺术的创新,以及将山水诗推向艺术的巅峰等,都是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与影响的。

论唐以前诗歌中的“理”

表现“理”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基本任务和基本特征之一。所以,在中园古代诗歌理论研究中,“理”与情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所谓“理”,就一般意义上说,是指人类认知活动的最高阶段——理性。其中又包含两层含义,一指作为结果的真理——一种恒定的精神原则;一指作为觉察和判断这种原则的联系功能,即分析。

庐山净土法门与晋宋之际的山水诗画

庐山净土法门与晋宋之际的山水诗画李炳海东晋后期到南朝刘宋初年，我国宗教界和文学界相继出现两个引入注目的潮流：先是庐山高僧慧远（３３４─４１６）大力弘扬净土法门，继而是以谢灵运（３８５─４３３）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大量创作山水诗。慧远、谢灵运分别作为这两个...

钱钟书的“理趣”论

在中国传统的诗论中,言志和缘情是两个重要的取舍尺度,但这并不能成为另一类独具诗美特性的作品的评价标准,于是以“理趣”论诗便应运而生。钱钟书先生对此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关注,从 30年代的《谈艺录》到 70年代的《管锥编》及其以后的补订中,对此作了许多精采的论述,本文通过对有关问题的梳理,力图见其析辩之心并窥见其治学方法之一斑。

古代诗歌中“金灯花”意象考

关于"金灯花"在文学上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见江淹的作品《杂三言·构象台》《金灯草赋》。自唐代金灯花开始入诗,到宋代发展至高峰,至明清以金灯花为题的诗作日渐稀少。金灯花因从佛经中来故其和佛教关系甚密,许多诗中以"曼花"指代金灯花来书写佛理。

王维艺术风格的转变及其意义

王维艺术风格的转变及其意义王刘纯王维以４０岁左右在政治上遭受挫折为戾折点，其诗风、画风都因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过去的宏丽壮阔的阳刚之美转向淡泊清雅的禅意表现。代表这种转变的一个突出特征在于：他的诗和画不仅仅再现出外部世界审美客体的形和神，而且还通过...

论古代哲理诗的智慧形态

作为智慧文学的哲理诗,是各民族文学中的珍贵财富。它既是民族智慧的结晶,又促进了民族智慧的发展。历史悠久的中国古代哲理诗,作为华夏文明的产物,对民族智慧的塑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在古代诗史中几乎很少有哲理诗的地位,反而常常成为讥评的对象。西方有人认为:“不发表哲学议论的作家只不过是个工匠而已。”伟大的诗人便是伟大的哲人。当代,在各种艺术的激烈竞争中,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