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汉译影响与“癀”之词源词义考

受汉唐时期佛经翻译的影响,中国传统医学中一类有色黄体征的黄疸病与印度阿输吠陀医学中与胆汁(pitta)有关的、基本性质为热的黄病曾经一度混同,直到南宋《圣济总录》中才明确指出二者的不同。由于这种混同和区分的并存,致使南宋以后,作为“黄”之异体字的“癀”便逐渐分化出两种义项:在官修辞书中多为黄疸病之总名,在民间使用多表示含有热毒之义。

从佛经汉译看中国典籍英译的概念体系建构

在长达千余年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中,佛经汉译走过了一条漫长的历史道路,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这些经验对当今的中国典籍英译具有启示作用。文章通过考察佛经汉译中原典概念体系的建构过程和评价《一切经音义》及《翻译名义集》等辞书的理论贡献后得出结论:(1)典籍翻译中概念体系的建构是个历史过程,概念术语的翻译有继承性;(2)适时编写相应辞书对概念术语英译进行理论总结,形成一些规范。

佛经的英译及与佛经汉译的关系

文章重点探讨佛经英译过程中的翻译标准,名词和术语翻译,不同语言文化差异在佛经英译中的反映及英汉佛经翻译的关系等问题.

佛经汉译译论体系主体结构的完善

赞宁《宋高僧传》卷三中的翻译理论总结,应该被看作彦琮对隋代及之前翻译理论的总结和玄奘开启唐代翻译盛世理论主张之后,对自义净以降的唐宋佛经翻译高峰期比较全面的理论总结,因此是整个佛经汉译译论体系主体结构有机组成的后一部分即第三个部分。从这个意义上看,赞宁的总结具有继承和完善意识。本文依据赞宁所言证明了这一判断,涉及六个方面,即:体系独立意识,对语言的认识,翻译语言折中论,对译场所展示的翻译过程的认识,北宋初期翻译的特点,译者风格问题。

意识形态观照下的唐朝佛经汉译

围绕权力和翻译的关系探究翻译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并试图证实这一论点:唐朝的佛经汉译表明翻译活动,特别是宗教文本的翻译,在翻译政策、译者和翻译策略方面受制于意识形态。通过揭示翻译文本生成中的操纵机制和政治动因,人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翻译,特别是宗教文本翻译的本质。翻译不是纯粹的语言交际活动,而是权力控制下源语和译语的对话。

圣经与佛经汉译中的译者与翻译策略比较

圣经与佛经的汉译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该文从译者和翻译策略两个方面对圣经与佛经汉译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异同。

佛经汉译与《圣经》英译对汉英语言影响的相似性

佛经汉译与《圣经》英译同是规模宏大的翻译活动,历史悠久,影响深远。本文讨论了佛经汉译与《圣经》英译对中英语言的影响,其相似性主要体现在日常生活用语、典故成语以及文学作品方面。

文化转场:敦煌普贤变与佛经汉译

从两个研究平台的交错,我们渐渐地形成如下研究方法。第一,横向研究:敦煌与榆林窟普贤变比较,比如象牙数的变化、普贤形象的变化坐姿的变化、大象位置的变化等。第二,纵向研究:敦煌西夏壁画中的"普贤变"与唐代"普贤变"的区别,在构图框架、颜色,比如乘象普贤的出现与法华信仰的关系、《法华经》的翻译和乘象普贤的出现的时间差。第三,纵横向研究:敦煌壁画《法华经》与《华严经》普贤变比较,一个是区域性的普贤变比较,一个是不同经变普贤形象的比较。佛教艺术经变在敦煌壁画中的展现,可以为纵横向视野的文化转场研究提供生动的资料。我们关注的研究论题框架是:文本与艺术是如何转场的?艺术的特点与文本的特点是什么?时间上和内容上的相异性如何?

汉唐时期佛经汉译及其特点

佛经汉译的方式由早期的"私译"发展为东晋南北朝时期政府主导的"译场"和译经集团的集体译经,再到隋唐时期官办的翻译馆译经;译本由早期的节译逐步发展为全译;译经主体由以外来僧人为主发展到以本土僧人为主;译经方法由东汉时期的偏于直译到三国西晋时期的重视意译和"格义",再到东晋南北朝时期的"案本而传"和"依实出华",发展到唐代玄奘开创出调和直译与意译的"新译"。

译介学视角下的佛经汉译的创造性叛逆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不同于一般的翻译研究，译介学侧重于文学研究或文化研究，主要将研究对象置于两个或多个不同的大背景之下，以审视这些背景下不同民族的文化和社会是如何进行交流的，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采用译介学这一视角，从佛经汉译在创造性叛逆和对译入语国家文化的影响这两方面进行探讨。

论魏晋南北朝中土文化对佛经汉译的影响

自佛教传入中国,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便发生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碰撞交流与互动影响,佛经汉译的过程也受到汉语文化的影响和制约。魏晋南北朝是佛教传播与佛经翻译的重要时期,由于受到汉语韵律化以及华夏民族尚偶心理和文化的影响,译经中大量使用双音节词与四字句式。通过调查统计,我们发现译经中所用大量同义并列组合形式来自于中土文献的比重很高,因此有的专家认为译经双音词的大量使用推动了汉语双音化的进程这一观点有待商榷。

“正法”与“异言”之博弈:汉传佛教译经史上的“正名”问题讨论

“正名”不仅是中国思想史内部的重要问题,也是汉传佛教译经史上的重大问题。佛经翻译中的“正名”,以出世救赎为主旨,主要包括经目名称的翻译以及经文名义的统一两方面,涉及如何理解佛典之正法、佛弟子声闻所听闻之法、译人所悟之法、译主个人语言习惯以及译场众僧文义之勘定等诸多问题,大致可从经名译名、翻译名义及其所涉佛法智慧和名相等不同层面进行论述。经名译名的确立,旨在明确新出经文在内容上的完备性,以儒家思想中的“名实相当”为原则去强调“正法”是有本可依的佛祖圣言。翻译名义的斟酌包括创造新的指称或故意隐去译经僧不想彰显的内容,旨在消除“异言”,在汉地重新建构佛典原文的“正法”。佛经翻译中的“正名”问题,表面上是因梵、胡、汉不同语言差异引起的翻译策略论争,实则是译经僧在译经过程中寻求和建构“正法”的历史。在佛经汉译过程中,“正法”和“异言”之间存在博弈,这一方面昭示了佛学作为一种全新的信仰和知识体系在汉地发生和发展过程,另一方面揭示了儒、释、道等不同思想在汉地经由语言转换实现的会通和调和。

初传汉译佛经对中国小说的影响研究

初传汉译佛经对中国小说叙事所产生的影响并非一种显层的影响,而更多地体现在观念影响层面,是一种潜在的、隐性的影响。其虚构叙事本质对中国小说叙事起到了催生的作用。

“谁”在中古汉译佛经中的发展演变

论文对“谁”在汉译佛经中的使用情况 ,从用法、语义和功能三个方面作静态的描写 ;然后比较它与古文献 (主要是《史记》)中“谁”的用法 ,看“谁”

东汉汉译佛经中的第一人称代词

主要以东汉汉译佛经第一人称代词为研究对象,在穷尽性统计的基础上进行详细的静态描写,通过描写与解释相结合,共时与历时相结合,整理出东汉汉译佛经第一人称代词的系统,并指出其特点及形成的原因,帮助人们了解东汉时期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系统的实际面貌,了解第一人称代词的历史发展轨迹,以期对汉语史研究做一些有益的必要的补充。

对许理和教授《最早的佛经译文中的东汉口语成分》一文的再补充

许理和教授《最早的佛经译文中的东汉口语成分》一文认为"佛经译文中表示指代的总共只有三个词:‘是’、‘尔’、‘彼’。‘此’和‘斯’很少见,毫无疑问,在当时的口语中已经不用了。"笔者从统计的数字来看,事实并非如此。文章通过讨论"此"、"斯"、"是"、"彼"、"他"、"他人"等几个指示代词的用法,揭示了东汉汉译佛经中指示代词的语法特点,对许文作了修正和补充。

初传汉译佛经的叙事逻辑分析

佛教旨在劝人弃恶向善,佛经的叙事必然是紧紧围绕善恶来讲。因果报应观念贯穿了整个初传汉译佛经叙事。初传汉译佛经正是通过因果报应的逻辑观念来将多个故事片断连接起来,从而使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故事产生了非常密切的联系。因此,因果报应观念成了初传汉译佛经的最重要的叙事逻辑。而这种叙事逻辑分为二种:其一,作恶得恶报、行善得善报;其二、弃恶即可从善——恶善果报相随的叙事逻辑。这使得初传汉译佛经的叙事显得复杂绵长而又宛转多姿,对初传汉译佛典繁复叙事的形成有着最根本的决定性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翻译的汉译策略研究

佛教在中国发展历史悠久,佛经翻译在古代也比较盛行,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学界对这一时期佛经翻译的研究多聚焦在某些具体佛教典籍的研究分析上。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归纳法,通过对这一时期政治背景、社会生活以及有代表性的佛经翻译家的研究,旨在分析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汉译的具体策略、原因以及影响,以期对古代佛经汉译研究和类似体裁作品的汉译提供参考和借鉴。

东汉汉译佛经中的处所疑问代词

对东汉汉译佛经的处所疑问代词进行了穷尽性统计,整理出了东汉汉译佛经处所疑问代词的系统,并指出其特点及形成的原因,帮助人们了解东汉时期汉语处所疑问代词系统的实际面貌,了解处所疑问代词的历史发展轨迹。

东汉汉译佛经中的己称代词

本文主要以东汉汉译佛经己称代词为研究对象,在穷尽性统计的基础上进行详细的静态描写,通过描写与解释相结合,共时与历时相结合,整理出东汉汉译佛经己称代词的系统,并指出了它的特点,帮助人们了解东汉时期汉语己称代词系统的实际面貌,了解己称代词的历史发展轨迹,以期对汉语史研究做一些有益的必要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