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佛经翻译史研究初探及思考

1920年代梁启超写下了一系列研究佛经翻译史的文章,但这些研究成果一直被学界所忽略。梁启超收集了广泛而丰富的史料,从错综复杂的史料中梳理出清晰的历史脉络,并大胆地推翻了史学界的一些错误观点;此外,他通过同本异译的对比研究方法,评点重要佛经译者的成就与不足,从文化角度思考直译、意译问题,并深入剖析了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学和语言的影响。梁启超的佛经翻译史研究在开拓史料范围和研究视野两个方面,都对当前翻译研究领域的史学探索有借鉴意义。

从鸠摩罗什的佛经重译本与原译本的对比看系词“是”的发展

一般认为,佛经译文是比较近口语的。东吴的支谦、西晋的竺法护、后秦的鸠摩罗什是汉末到东晋末几个不同阶段的著名佛经翻译大师,他们的译作自然会显露出汉语发展的一些信息。尤其是鸠摩罗什,以他信、达、雅的“新译”在中国佛经翻泽史上树起了一痤宏大的里程碑,而他的《维摩诘经》、《法华经》等著名经典又恰恰是在支谦、竺法护原译本的基础上重译的,这就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汉语史的宝贵资料。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认定:“就汉语来说,真正的系词只有一个‘是’字。”“系词在判断句中起经常作用,系词句在口语里完全代替了上古的判断句,仍是中古时期的事。”按照《汉语史稿》的分期,支谦。

论佛偈及其翻译文体

佛偈是古印度诗歌推广到佛教领域而与佛理互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佛经文体最基本的构成形式之一,它通过佛典的翻译进入中国,逐渐成为刺激本土诗歌演进发展的一种助力.本文从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视角着眼,对佛偈的性质、起源与应用,梵偈与汉译偈颂体制形式特点的异同,以及这一外来诗体对中国古典诗歌产生的深远影响,都作了简明扼要的论述.

梁启超与翻译

【正】 超启梁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不少人对他进行过分分析、批判;但他同时是个有积极贡献的知名学者。因此有人曾把他评为“一个把伟大和渺小、光荣和耻辱结合一身的历史人物。”①值得提出的是,他在翻译领域里还是一个颇有影响的翻译评论家与翻译史家。本文拟就这一方面略书几点初步的看法,就教于读者。

鸠摩罗什佛经“新译”初探

佛教在中国历史悠久,影响极广。佛教初传时,由于佛典多是用古梵文书写,要使它流通中原大地,势必要译成汉语。因此,译经便成为佛教徒的一项严肃而重大的工作。从东汉到唐中叶大约八百年间,涌现了许多著名的译经家。其中影响最大、译著最多的是姚秦时期的鸠摩罗什,南北朝时期的真谛,以及唐代的玄奘和不空,后人称他们为“四大译经家”。从翻译的数量和质量来看,玄奘居四人之首,但就译经的范围而言,则以鸠摩罗什所译为最广。

新出安世高译《七处三观经》平行梵本残卷跋

本文对阿富汗新出土的安世高译《佛说七处三观经》的一个平行梵本残卷的情况进行了介绍,并将梵本、巴利文本与汉文本中的一些词汇与句式进行了对勘,从而说明了此残卷在佛经翻译史研究等方面的意义。

梁启超对我国译事的贡献

梁启超(1873—1929)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曾被人奉为学术界的"鸿儒",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至于他对我国译事的贡献,知之者似不甚多。事实上,他是对我国近代译界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一位名家。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二十年代的二、三十年里,梁启超曾致力于翻译活动。18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