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佛经译论体系

我国的佛经译论在千年左右的翻译实践基础上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至今未见有人完整表述过。其基本框架结构主要由译文论、原文论和译者论形成的横向主体链,同时还有纵向的文体和文字研究,以及翻译目的论构成。正是有了这样一个相对完整的译论体系,我国近现代翻译理论的发展才有着深厚的根基。我们才能够理清其与当代译论的传承关系。

直译意译的论争:佛经译论发展的动因

佛经译论期（184—1111）是我国传统译论的发生阶段，也是我国译论史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基于前人认识之上的重识，有助于我们摸清我国译论起始阶段的状况，加深对我国译论渊源的认识，以便我们能更好地继承译论遗产。本文回顾了佛经译论史上两次大的论争，并认为正是这两次直译意译间的论争，推动了佛经译论的发展。

佛经译论之“本”的概念、发展脉络与现代诠释

在佛经译论中,“本”是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范畴,内涵丰富,意义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确立“本”的内涵是理解把握佛经译论的“案本”思想的一个必要前提。论文从佛经翻译之“本”的概念入手,梳理“本”的发展脉络,运用今天的眼光发展道安的“失本”思想,推动中国传统译论向现代转化。

“正法”与“异言”之博弈:汉传佛教译经史上的“正名”问题讨论

“正名”不仅是中国思想史内部的重要问题,也是汉传佛教译经史上的重大问题。佛经翻译中的“正名”,以出世救赎为主旨,主要包括经目名称的翻译以及经文名义的统一两方面,涉及如何理解佛典之正法、佛弟子声闻所听闻之法、译人所悟之法、译主个人语言习惯以及译场众僧文义之勘定等诸多问题,大致可从经名译名、翻译名义及其所涉佛法智慧和名相等不同层面进行论述。经名译名的确立,旨在明确新出经文在内容上的完备性,以儒家思想中的“名实相当”为原则去强调“正法”是有本可依的佛祖圣言。翻译名义的斟酌包括创造新的指称或故意隐去译经僧不想彰显的内容,旨在消除“异言”,在汉地重新建构佛典原文的“正法”。佛经翻译中的“正名”问题,表面上是因梵、胡、汉不同语言差异引起的翻译策略论争,实则是译经僧在译经过程中寻求和建构“正法”的历史。在佛经汉译过程中,“正法”和“异言”之间存在博弈,这一方面昭示了佛学作为一种全新的信仰和知识体系在汉地发生和发展过程,另一方面揭示了儒、释、道等不同思想在汉地经由语言转换实现的会通和调和。

佛经汉译影响与“癀”之词源词义考

受汉唐时期佛经翻译的影响,中国传统医学中一类有色黄体征的黄疸病与印度阿输吠陀医学中与胆汁(pitta)有关的、基本性质为热的黄病曾经一度混同,直到南宋《圣济总录》中才明确指出二者的不同。由于这种混同和区分的并存,致使南宋以后,作为“黄”之异体字的“癀”便逐渐分化出两种义项:在官修辞书中多为黄疸病之总名,在民间使用多表示含有热毒之义。

反思中国佛经译论史之“文质之争”——以“文”派支谦为例

以"文质之争"为核心的佛经译论史勾勒,虽然结构清晰易于理解,但"文""质"毕竟是模糊的相对性概念,难以担当解释复杂翻译现象、诠释个体翻译主张的重任,支谦即一位被"文"派标签所掩盖的典型。本文以支谦所译《法句经》及其撰写的《法句经序》为切入点,结合文本与史料,重释支谦的翻译思想和事实;同时以支谦为线索,重新梳理中国佛经翻译时期与支谦译经相关的历史评论,结合佛教传播史料,解读不同评论背后的翻译需求和主张,及其褒贬变化与中国佛经翻译史的关联,并由此反观聚焦于"文质之争"的佛经译论史研究之局限。

佛经汉译译论体系主体结构的完善

赞宁《宋高僧传》卷三中的翻译理论总结,应该被看作彦琮对隋代及之前翻译理论的总结和玄奘开启唐代翻译盛世理论主张之后,对自义净以降的唐宋佛经翻译高峰期比较全面的理论总结,因此是整个佛经汉译译论体系主体结构有机组成的后一部分即第三个部分。从这个意义上看,赞宁的总结具有继承和完善意识。本文依据赞宁所言证明了这一判断,涉及六个方面,即:体系独立意识,对语言的认识,翻译语言折中论,对译场所展示的翻译过程的认识,北宋初期翻译的特点,译者风格问题。

浅析佛经翻译理论对中国古典诗词创作意境的影响

本文从"文"派与"质"派之争入手,采取历史的视角,探寻佛经译论的嬗变轨迹,探讨译论中的"直译"、"意译"和"新译"对中国古典诗词的创作意境所产生的影响。

佛经传译与散文文体的得名——以词源学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从词源学的角度入手 ,考察了作为文体名称之一的散文的来历。它最早应用于唐代的佛经翻译中 ,指的是相对于偈颂而言的一种佛经文体。这种文体与中土的散文有相通之处 。

佛经传译中的胡汉文化合流

佛教产生于印度而在西域广泛流传,已融入了诸多西域民族的文化因子,再由西域传入中土,主要传译者是西域僧人,从而促进了胡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同时讲经的"格义之法"是融中土思想于佛经教义,般若"六家"之学是佛玄合流,西域名僧鸠摩罗什重译大小品弘性空之学,更体现了胡汉文化交融的具体过程.说明西域与中原自古文化交流十分密切,西域文化思想对中华民族文化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佛经的英译及与佛经汉译的关系

文章重点探讨佛经英译过程中的翻译标准,名词和术语翻译,不同语言文化差异在佛经英译中的反映及英汉佛经翻译的关系等问题.

论权力对翻译的影响——从意识形态角度解读唐朝佛经翻译

本文围绕权力和翻译的关系探究翻译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并试图证实这一假设:唐朝的佛经汉译表明翻译活动,特别是宗教文本的翻译,在翻译政策、译者和翻译策略方面受制于意识形态。通过揭示翻译文本生成中的操纵机制和政治动因,人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翻译,特别是宗教文本翻译的本质。翻译不是纯粹的语言交际活动,而是权力控制下源语和译语的对话。

从佛经汉译看中国典籍英译的概念体系建构

在长达千余年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中,佛经汉译走过了一条漫长的历史道路,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这些经验对当今的中国典籍英译具有启示作用。文章通过考察佛经汉译中原典概念体系的建构过程和评价《一切经音义》及《翻译名义集》等辞书的理论贡献后得出结论:(1)典籍翻译中概念体系的建构是个历史过程,概念术语的翻译有继承性;(2)适时编写相应辞书对概念术语英译进行理论总结,形成一些规范。

同经异译佛经人名管窥——以《法华经》异译三经为例

同经异译佛经是研究汉译佛经语言的重要语料。考察《法华经》三部同经异译佛经中的佛经人名可以发现,译者主要采用了意译的方式,《添品法华经》与《法华经》所译佛经人名完全相同,而它们与《正法华经》所译佛经人名有一定的区别:《正法华经》中的一些意译在《法华经》中被音译所取代;《正法华经》与《法华经》、《添品法华经》在意译时语词使用有些不同,但大部分都具有同义或近义关系。

东学西渐——当代佛经英译窥探

当代佛经英译,以地域为线索,包括中国大陆、台湾、美国、英国等地。佛经是东方文化的重要元素,佛经英译是东学西渐的重要组成部份。

中国古代佛经译场对后世翻译活动的影响

文章主要论述中国古代佛经译场在合作翻译形式、翻译理论建设和翻译人才培养三个方面对后世翻译活动的影响,指出佛经译场对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作出的贡献应当成为翻译研究的内容之一,应当受到相应的重视。

意识形态观照下的唐朝佛经汉译

围绕权力和翻译的关系探究翻译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并试图证实这一论点:唐朝的佛经汉译表明翻译活动,特别是宗教文本的翻译,在翻译政策、译者和翻译策略方面受制于意识形态。通过揭示翻译文本生成中的操纵机制和政治动因,人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翻译,特别是宗教文本翻译的本质。翻译不是纯粹的语言交际活动,而是权力控制下源语和译语的对话。

初传汉译佛经对中国小说的影响研究

初传汉译佛经对中国小说叙事所产生的影响并非一种显层的影响,而更多地体现在观念影响层面,是一种潜在的、隐性的影响。其虚构叙事本质对中国小说叙事起到了催生的作用。

佛经译场立体化翻译合作方式探析

译场在佛经汉译和传播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摇篮,其独特的立体化翻译合作方式以丰厚的译学成果证明了翻译合作的可行性和科学性。这种立体化合作方式规范严谨,分工细致,对于现代翻译市场的规范化和大型翻译工程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参考意义。

鸠摩罗什:丝绸之路成就的佛经翻译批评家

鸠摩罗什是我国南北朝时期来自西域龟兹的佛教高僧,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翻译家、佛学家和教育家,是古代少数民族的杰出代表。十六个世纪以来,他的佛经翻译批评对中国佛教发展、对中华文化整体发展乃至世界文化交流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鸠摩罗什通过翻译批评实践,不仅以一种新的范式复译了诸多佛典,产出了大量影响深远、脍炙人口的新译本,而且建立了通行几个世纪的一套译经新规范。因此,他也是一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佛经翻译批评家。翻译批评家鸠摩罗什不但缘于丝绸之路,而且为丝绸之路之兴盛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一带一路"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