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西域记》中的佛足迹石崇拜

佛足迹崇拜是早期佛教对佛陀崇拜的一种重要形态,反映了那个时代佛教徒与佛陀之间的关系,体现了早期佛教的佛陀观与实践方式。而佛足迹石崇拜又是一种独具个性的崇拜类型,不但在佛教崇拜中具有支撑与引领的作用,而且在早期的佛教信仰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学术界过去对佛足迹崇拜的研究非常薄弱,尤其是对印度佛足迹石崇拜的渊源与特色等问题不甚明晰。通过分析《大唐西域记》中关于佛足迹石的记载,对印度佛足迹石的尺寸、图纹、崇拜方式及神通等问题进行了探索,在此基础上对佛足迹崇拜从印度向周边国家尤其是向中国的传播进行了简要梳理。

礼拜看不见的佛陀——2~4世纪东南印度佛足迹石的朝向分析

印度艺术史一般认为,在佛像诞生之前,印度用佛足迹石暗示佛陀。事实上,佛足迹石并未随着佛像出现而消失。以一例被倒置误判的2~4世纪东南印度佛足迹石图片为切入点,提出在立面中,东南印度佛足迹石也应当为脚趾朝下的假设,进而对东南印度出土的五例佛足迹石辨别,分别从外围装饰、脚趾朝向、足内三宝标的朝向等三个方面对该假设进行论证。其研究价值在于可以打破现有印度美术史单纯以有无造像来分期的局限,丰富对造像之前时代美术体系的认知,同时确立以西北印度、中印度区域为基本框架的二元美术传统。

东亚佛足迹的样式、图像结构与风格问题

东亚有一类佛足迹图像的内部有多种图案花纹,分别以石块、雕版、纸本、石碑等材质作为媒材被传承与传播。20世纪以来,中、日学术界围绕着它们附属的铭文或题记,相继得出了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是玄奘将这种图像带回中国,有的学者则认为是王玄策将其带回中国后又传入了日本。但这种由人名界定图像样式的分类标准,并不能涵盖目前发现的多数佛足迹图像。结合前辈对佛足迹在印度的分期、分区成果,本文从佛足迹图像内容的演变历史和图像性质出发,将佛足迹分为三种风格,最终得出佛足迹样式与玄奘、王玄策这类知名人物的关系,是一种中古时期普遍的“图文书写传统”这一结论。三种风格分为:第一,中古时期中日佛足迹风格与玄奘、王玄策都有关,这一时期两人名下的图像本身并无差别;第二,宋代至明清时期的中国与韩国佛足迹以雕版重绘,风格只与“玄奘”有关;第三,日本17~19世纪的佛足迹产生了四种次生风格,体现出区域风格的发展规律。

东晋南北朝汉地佛足迹信仰的传入

佛足迹信仰是印度佛教佛陀信仰的一种重要形态,体现了印度早期佛教的佛陀观与宗教实践方式。中国汉文化地区,具有明确实物依据的佛足迹图像始于初唐玄奘、王玄策从中印度带回的粉本,但以文献记载来看,佛足迹信仰进入中国的时间则远远早于初唐。在东晋南北朝时期就有大量承载佛足迹信仰内容的经典通过丝绸之路传至中国。这一时期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域外来华僧人和西行求法僧也在古印度亲身接触到佛足迹信仰。佛足迹图像及其信仰从域外到中国的传播,丰富了丝绸之路上的宗教、艺术、文化交流,拓展了中国佛教的信仰形态与内涵。

佛足迹图像的传播与信仰(下)——以印度与中国为中心

中国汉文化地区的佛足迹图像,自7世纪中叶玄奘、王玄策带回中印度粉本之后发展起来,从关中周围扩展到四川盆地和东南沿海。明代汉传佛教寺院佛足迹碑图像流行,佛足迹图像中国化过程最终完成。在日本,奈良时代来源于王玄策粉本的药师寺佛足迹石图像,对江户时代及其以后日本佛足迹图像产生了深远影响。

佛足迹图像的传播与信仰(上)——以印度与中国为中心

佛足迹图像及其信仰,中古以来广泛波及亚洲佛教流行地区,寄托着人们思念佛陀和希冀佛教繁荣的情怀,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情况。佛足迹图像创始于纪元前后中印度佛陀象征性表现,2-4世纪脱胎于佛陀象征性表现的佛足迹石出现并流行开来,在西北印度和东南印度形成两个各具特征的图像系统。其后,印度佛足迹图像经历了缓慢的发展过程,一直持续到12世纪。中国汉文化地区的佛足迹图像,自7世纪中叶玄奘、王玄策带回中印度粉本之后发展起来,从关中周围扩展到四川盆地和东南沿海。明代汉传佛教寺院佛足迹碑图像流行,佛足迹图像中国化过程最终完成。祈求佛教兴旺和永恒,始终是佛足迹图像的主题,在后世发展中又增加了护法、消灾和超度亡灵等内涵。

龙门东山擂鼓台佛足迹图像碑及相关问题

龙门东山擂鼓台发现的一例佛足迹图像碑,与目前国内发现的数例同类遗物相比,特点鲜明:一是时间早,具有唐代造像特征;二是体量大,分别以整石雕出碑身、底座,组合安装,且保存状况较好;三是碑身多面均刻出佛足;四是图像布局特殊,千辐轮位于前掌中心而非整个脚掌中心;五是图像内容简化,不见趾尖莲花、万字符和脚掌剑、鱼、满瓶、海螺等物,较之四川眉山法宝寺仅刻出轮、鱼的形式又显复杂;足跟间连接二足的双弧线亦不见于其他诸迹;六是佛足跟部两侧刻出站立、行走或坐姿的人物形象,为目前所发现的同类图像中所仅见。这一材料的发现,丰富了相关题材的研究内容,并提出了新的课题。

斯里兰卡“佛足迹图”的考察与初步研究--以阿努罗陀补罗(Anuradhapura)为中心

斯里兰卡是佛足迹图流传甚广的一个区域,也是佛足迹图传播路线上一个重要的节点,其图像具有独特的纹饰与风格。以往见诸著录的佛足迹图像资料不多,且往往缺乏考古出土背景,本文结合斯里兰卡古都阿努罗陀补罗(Anuradhapura)4-8世纪佛寺遗址考古发现的佛足迹图,可以更为清楚地观察到斯里兰卡佛教文化中此类图像的流行情况,并有助于了解我国唐代佛足迹图的来源及其传入路线等。

中国简单型佛足迹图文溯源

佛足迹是早期暗示佛陀的重要符号,后期逐渐被解释为佛陀三十二相中的一种。中国目前发现了四处不同图案唐代佛足迹图像,每例图案都在两至三种,图案各不相同,不能用三十二相来解释。以往它们也曾被认为是玄奘从中印度带回中国的一种粉本样式。本文将重新阐释这些佛足迹作为图像类型的产生、传播历史。一类是图像传播,源自西北印度贵霜时期佛足迹的经典结构;另一类是图像文字间的相互转化传播,均是根据《大唐西域记》中的文字记载进行复原的案例,由于各地工匠理解的差异,最终导致了中国四例简单佛足迹图像之间的差异。

印度早期佛教的象征图样

印度前佛像时期常采用佛足、圣树、法轮、窣堵坡这类图样以象征佛陀,其中既有独立的图像,亦有作为窣堵坡装饰的纹样。这些象征图样的寓意也时常让人费解。当佛教信仰东传中国之后,这些带有象征寓意的纹饰或图样的原始含义逐渐变得模糊不清,进而造成了借鉴、使用上的错误。在收集印度佛教艺术遗存资料的基础上,一方面对图样的原始含义给予阐释,另一方面则尝试着从中印文化交流的关系史中对其进行判断。

汉藏双重背景下的五台山塔院寺佛足灵相之碑

明清时期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并行发展,五台山塔院寺佛足灵相之碑在两种不同的传统中都得到了高度重视。原本具有汉地石碑雕刻风格的佛足迹图像以绢画、唐卡的形式为载体,向蒙古地区传播;清代五台山以外的汉传寺院不再选择塔院寺佛足迹石碑进行传摹,而是重新回到明初卧龙寺的汉传祖本。研究五台山塔院寺佛足灵相之碑与相关实物的传摹关系、传播文化背景,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长安、五台山对东亚其他国家地区佛教文化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