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道与信仰:明初佛道关系与五台山圣地崇拜的历史变迁初探

五台山作为沟通汉、藏、蒙民族联系以及教内显密之间学、修、证的重要圣地,一直以来在僧俗两界都享有极高的声誉。聚焦明洪武时期宗教政策以及永宣之际帝王对涉藏地区等少数民族宗教领袖的封赏、“赐号”以及五台山圣地“赐藏”等行为,揭示明初“治道”与“信仰”之间的历史变迁,阐扬帝王心态与佛道偏好上的差异化。总体而言,明初政治上谋求“远迈汉唐、参酌宋制”的宏图经权与宗教治理上对佛道二藏经典的接力重整,以及同一佛教圣地不同教派之间法、人、地的共情与兼容,对当下推进中华大佛教观视域下宗教内部和谐治理具有一定的历史启示。

敦煌契约文书所见的儒佛道融合

敦煌契约文书中涉及大量的儒佛道融合内容。三教融合影响了民众的行孝方式,对于民风教化也有积极作用。三教在融合的过程中虽然一同向着世俗化方向发展,但敦煌民间社会的文化底色还是以儒为主,佛、道仅作为儒家思想的补充而存在。三教融合不仅满足了民众的心理需求,也使三教获得更广阔的传播空间。

论王维山水画之中的佛道意蕴

王维是诗人,是画家,其山水画、山水诗独树一帜,在中国艺术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从佛道意蕴的角度对王维的山水画作一番考察,在对王维的生平经历的研究的基础上,对佛道思想、对王维的影响作一番探究,并从具体的画作来看其山水画中的佛道意蕴的体现。

电视剧中的佛道哲学:以《甄嬛传》为例

《甄嬛传》无疑是2011年的一部热播剧,其影响力延续至今。该剧由著名导演郑晓龙执导,流潋紫编剧,根据流潋紫的同名小说改编。它以清朝雍正时期的皇宫为背景,讲述了甄嬛从一个普通秀女一路成长成为太后的故事。与《人世间》一样,《甄嬛传》也是一部充满哲理的作品,尤其是佛道哲学在剧中有着深厚的体现。《甄嬛传》这部深入人心的清宫剧,表面上展现了宫廷斗争与女人的爱恨情仇,但若细心品味,你会发现其中隐含着佛道哲学对命运的无常和因果报应的深深思考。

北魏初期的佛道信仰与石刻文献概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道教继续发展的重要时期,北魏统一北方之后,为了消除汉人的民族隔阂,并加速以鲜卑族为主的少数民族的汉化进程,加大了借用宗教力量以推进其民族文化融合的的政策力度。道教作为汉族的本土宗教,首先被得到北魏鲜卑族拓跋部的信奉与推崇,佛教也得到北魏政权的高度重视。北魏初期的佛道教信仰对其时的政治文化影响深刻,也对石刻文献书法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佛道教信仰丰富了北魏初期石刻书法面貌。至今仍矗立在河南登封市中岳庙的《嵩高灵庙碑》和原立于陕西华阴市的《大代华岳庙碑》,和建于太和十二年《晖福寺碑》等,就是记载北魏初期政治文化内容和体现石刻书法价值的重要作品,具有重要的学术文化价值。

“拟男”“胡风”与佛道:唐代女性日常生活的三重坐标及其文化意蕴

无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在精神文化层面,唐代女性的日常生活均呈现出多彩奔放的特点。这种多彩奔放的日常生活,是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离不开对男性生活方式的模仿、对周边民族风俗的崇尚和对佛道宗教文化的利用。从性别、民族和宗教的视角来看,“拟男”“胡风”与佛道是容纳唐代女性日常生活的三重文化坐标,它们既能够解释这种生活方式的成因,也能够显示出这种生活方式的边界所在。

《红楼梦》:现实与虚幻交融中的佛道世界

《红楼梦》由一僧一道开篇,将佛道文化融入全书,展现出佛道相融并存的社会文化现象。小说揭露和批判了“现实”世界里佛道的“伪”,以突显“虚幻”世界的“真”。作者通过对贾宝玉和众多女性人物的塑造,生动阐释了佛道文化的众生平等思想。同时将佛道文化指向更为深刻的认知层面,主要体现在“由色生情,传情入色”的禅悟以及道家的“崇阴”观念等方面。

元末江南士人的“佛道友人圈”:以王逢为例

元末著名诗人王逢虽为布衣,却交友广泛,辗转江南多地之时,众多佛道友人或为其题诗作文,或与其出游唱和。王逢经常出入道观佛寺,与佛、道两教人士往来频繁且关系密切,成为元末江南士人与宗教人士交好的典范。以王逢与佛道人士的交往为切入点探究元末江南士人与佛、道两教的关系,有助于深化对当时江南士人“隐于佛道”的心路历程和佛、道两教发展情况的认识。

从“老子化胡”说佛道之争(六)

不过,尚须指出的是,南北朝之际,道教虽然排斥佛教,但并不主张杀害佛教徒。从北魏道士寇谦之开始就一直保持着这种态度。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崇道的魏太武帝捕获替北凉守城的僧军3000名,下令剿杀;幸得寇谦之出来说情,3000僧人才幸免于难。公元446年,魏太武帝又大杀境内僧人,寇谦之向太武帝的宠臣司徒崔浩力劝勿杀,崔浩不听。但这件事给佛教徒们印象极深。所以后来崇佛的齐文帝宣布灭道教,便仅杀了4名不肯落发的道士。

从“老子化胡”说佛道之争(三)

可见,《西升经》《化胡经》的渊源是比较深的。两经以后,道教徒们并未因佛教徒们的缄口不言而息气宁人,他们继续编织着一个比一个玄乎的老子化胡故事。这里摘述一段《历代神仙通鉴》卷五上的故事以飨读者:老子出关往西域,行至竺乾舍卫国,摩耶夫人白天睡觉,老子从兜率天降神,乘日精投入摩耶口中,然后从右肋出来,落地之后便周行七步,目顾四方,用两手指着天地,像狮子一样大声吼着说.

从“老子化胡”说佛道之争(四)

佛道之争除争祖师先后而外,又有夷夏之辨。据《汉法本内传》载,在汉明帝于洛阳建白马寺后第四年,即永平十四年(公元71年)南岳道士诸善信、华岳道士刘正念等五岳十八观、太上三洞共690名道士联名上表朝廷,指控尊佛是逐本舍末,是求于西域;并称佛是胡神,所论教义与华夏无涉,要求与佛教进行方术比赛,以火烧方法来测验各自经典的真伪。汉明帝当即认可,特命在白马寺南筑三个高坛,将道经放在西坛上,将黄老一类道家书置中坛,祭祀供物等则置东坛。佛徒们则将佛经、佛像及佛舍利搁于道路上。道士首先举火。他们用紫荻与檀沉香为火炬,祈求玉清元始天尊(道教最尊天神)保佑;为使朝廷承认道教灵异而以大火显道经之“真金”。道士们平时自夸神通广大,可吞霞饮气,呼风唤雨,入火不烧,履水不沉,以至能隐身遁形,白日升天等等。

从“老子化胡”说佛道之争(五)

进入东晋以后,佛教大致已在中国初步站稳脚跟,便觉得不能一让再让,一忍再忍,于是开始抽出一部分力量来反击道教的挑战了。前述元魏僧徒所作《汉法本内传》,便是这种反击武器之一。他们造作的不少经典多称佛--释迦牟尼为老子并且亦是孔子的老师,甚至更长辈。如东晋名僧支遁在《释迦文佛像赞序》中说:“昔周姬之末,有大圣号佛……络聘周以曾玄。”这样一来,就不但把佛说成是老子的师父,而且还是他的“太爷”辈;老子和庄子则成了佛的“曾孙”和“玄孙”,连当弟子的资格都不够了。以后的《正诬论》则说老子闻道于竺乾古先生。

从“老子化胡”说佛道之争(二)

道教徒们神话老子,大致始自创教时的东汉。那时五斗米教的张陵(公元34—156)在《老子想尔注》里就称老子为太上老君。他的谋士们则充分展开想象的翅膀,借用佛经关于释迦牟尼出生的神话也说什么老子生下来就有九龙吐水灌洗其身,化为九井;说老子也是生下来即能行走,同样是一步生一朵莲花,共有九朵;又说老子左手指天,右手指地,宣告: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些神妙传说,明显是照搬佛经而以尔之矛攻尔之盾。

佛道视角下《舍身饲虎图》的“自然”说

佛教与道教对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与儒家合称“三教”。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与本土道教也有相通之处。“自然”有“虚无”“空”之意,有“动静因果”,有“逍遥”之意。本文以“自然”观念作为沟通,通过两者教义中“自然”的阐释解析《舍身饲虎图》中的情节、结构、风格之妙。

“道”与“空”:佛道二教的根本分歧

从汉末至隋唐是佛道二教论争最激烈的时期。论争的核心内容是二教根本观点“道”与“空”之间的分歧。“道”是道家道教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宇宙论意义上生成万物的造物主,也是本体论意义上万物的存在根据,还是修道之人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所谓仙人正是与“道”合一之人。自老庄以来,历代道家道教思想家都对“道”的内涵进行着不同维度的拓展。这一方面拓宽了道家道教哲学思想的广度、深度,另一方面也造成了“道”内涵的繁杂,给参与佛道论争中的道教学者造成了不小的挑战,事实上也成为道家道教思想的一种“内忧”。如果说道家道教思想中的“内忧”还只是对“道”内涵的不同理解,那么佛教思想则是从根本上否定了“道”的存在,如此“外患”对道家道教产生了巨大冲击。无论是道家作为万物根据、自然无为之“道”,还是道教千变万化、与“道”合一的神仙,佛教都一一破斥。

《红楼梦》与佛道文化

《红楼梦》与佛道文化王平作为文化形态的佛教、道家与道教，有各自的宇宙观、人生观、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念。在人生观上，佛教强调主体的自觉。从思维方式来看，佛教主要是以非理性的神秘的直觉主义为特征。在价值观念上，佛教以“四圣谛”为基本内容，认为“诸法皆空”，...

牟子儒佛道三教圆融思想研究

牟子以其《理惑论》通过"格义"方法,创造性地将佛教理论融入中国儒道理论之中,如解释佛教与儒家所推崇的圣贤、神明是没有区别的,调和佛教与儒家仁孝、礼仪生活的矛盾,并解释夷与夏、中与非中是相对的,特别是在处理生死与灵魂的论述上十分巧妙地说明佛与儒道的基调一致;此外,还以道释佛,在对早期道教的批判中弘扬佛法。牟子为儒佛道的圆融奠定了基础,也确定了历史上三教关系的基本格局,加速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论敦煌佛教信仰中的佛道融合

本文以敦煌文书中非佛经类文献为核心,从敦煌高僧与佛道义理沟通,普通僧众和世俗信众在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中的佛道融合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考察和分析,反映了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区佛教与道教相融合的具体情状,并揭示了不同层面的佛、道融合所具有的不同特点。

明代儒佛道的合流及其世俗化

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 ,是以儒家学者为中心 ,并由众多名僧、方士参与其间 ,互相交游 ,互为影响 ,最终导致佛、道的世俗化以及儒学的通俗化。本文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明儒三教合一之论 ,及其来自佛、道人士的回应 ,以阐明这种观念对晚明思想、文化的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