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邑药师岩新发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及相关问题讨论

通过与经文及敦煌相关图像的对比,确认大邑药师岩K7-2左侧的经变,应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其年代为9世纪末至10世纪中叶。该铺经变是从敦煌传入蜀地后,为便于组合与雕刻而产生出的一种新的形式。该经变流传较少,与功能相同、供养简便的尊胜幢的大量流行有关。川渝地区唐末五代至宋初的石窟中有较多尊胜信仰的遗存,这些遗存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地狱救赎,与其他题材的造像组合出现,构成了现世、死后及来生不同阶段不同信仰需求的有机整体。而与同样担负地狱救赎的地藏信仰相关遗存的共同出现,显示出民众生前、死后均需地狱救赎,以达到地狱救赎"双重保障"的目的。

莫高窟第449窟东壁北侧非《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辨析

有学者提出莫高窟经变中的经架只出现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中,而且是判定《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的特定标志,从而认为第449窟东壁门北有经架画面的《报父母恩重经变》应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本文对第449窟东壁门北是否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进行了辨析,并说明经变中的经架并非判别《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的唯一标志。

莫高窟第217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中的看相图及相关问题

敦煌莫高窟第217窟主室南壁佛顶尊胜罗尼经变中绘有婆罗门看相情节,画面中的主人夫妇、建筑风格、坐具均具有西域粟特人的特点。敦煌阴氏家族与粟特人有着较深的源渊关系,通过对第217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画面及发愿文分析,推测这幅经变画或是与阴家有关系的旅华粟特人发愿出资所绘。

房山石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其相关问题考论

在政权更迭频繁、多元文化交汇的背景之下,华北北部民间社会的佛顶尊胜信仰保持了很强的延续性;此信仰在辽中后期也影响到契丹贵族;辽代密教的渊源除了唐密,还包括杂密和直接来自印度的因素。辽中后期,汉族民众也为契丹统治者建造经幢祈福。这些都是中古时期不同文化交融互动和族群关系演进过程中值得重视的问题。

五台山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初探

石经幢的兴起与五台山文殊信仰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志静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所讲述的佛陀波利礼五台,被文殊点化的神异故事影响更为广泛。在此经的流传过程中,随即也兴起了建立经幢之风。唐代开始,全国各个寺院几乎都建有石经幢。五台山现存有从唐代以来的近30座石经幢,这些经幢承载着大量的佛教历史信息,为研究五台山佛教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现对此经的兴起以及五台山石经幢的形制进行探究。

唐代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在山西的流布

在唐代佛顶尊胜陀罗尼信仰非常盛行的背景下,《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经幢流行于全国各地。因此,山西亦出现数量可观的佛顶尊胜经幢。这些经幢的产生不仅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照,且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中宣扬的宗教功能有着密切的关系。

灭罪与超度:辽时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与晋北地区的造幢

唐时,佛陀波利来华到五台山拜求文殊师利菩萨,途中受人点化,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传入中土。这部佛典被辽人所崇奉,并造有大量经幢。其目的有三:祈福于当世,灭罪与度亡,回报师恩。山西晋北地区亦流行,是为当地佛教活动昌盛的具体体现。

忻州新发现金代七通“佛顶尊胜陀罗尼幢”考论

2012年,山西忻州兴化寺遗址发现了7通金代经幢,五通均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同一寺院,同一批石匠所刊同一部经,出现较大差异,反映了密教仪式化、程序化修持发展至民间化、大众化的情况,也是密教被边缘化的体现。兴化寺尼寺百年历程集中反映了金代佛教诸宗进一步融合的具体情况。试经度牒内容可补正史之不足,确定金代实行这一制度的时间。

从写经题记看敦煌地区的佛顶尊胜陀罗尼信仰

敦煌写经题记作为记载写经者身份、写经时间、写经目的等内容的重要材料,其对分析和研究敦煌社会历史背景、各阶层民众生活及信仰心态具有重要价值。通过对敦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相关写经文献题记的整理与分析,可发现唐宋时期佛顶尊胜陀罗尼信仰在敦煌地区广泛流行,敦煌民众不仅抄写相关佛经,还举行相关仪轨活动。从敦煌写经题记所记录的情况来看,敦煌佛顶尊胜陀罗尼信仰具有信仰群体的广泛性、信仰动机的功利性以及与佛教其他信仰的交融性等特点。

灵隐寺吴越国经幢短柱造像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相

叙录灵隐寺吴越国两经幢短柱所镌造像,与经文及其他相关佛教图像的比照,确定经幢主体造像(一级短柱造像)的依据为佛陀波利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造像可视作最为简化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相,是该经变相的晚期形态。造像性质的揭示亦明确了经幢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相的一种载体。

海宁安国寺唐会昌四年经幢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初探

因佛顶尊胜陀罗尼信仰,经幢盛行于中土大唐,流播五代、辽、宋、金。经幢造像为经幢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叙录了海宁安国寺唐会昌四年(844年)经幢所镌佛教造像,通过图像与经文的比照,初步考证其主体造像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与经文的变相,揭示了经幢崇拜的一个重要方面。

唐宋辽金时期经幢佛顶尊胜陀罗尼版本考

经幢从唐代开始在中国兴起,主要为镌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经文及佛顶尊胜陀罗尼所建,唐宋辽金为建立经幢高峰时期。由于历史原因,《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经过多次翻译,因而经幢上陀罗尼的版本各不相同。本文梳理了从唐代一直到金代诸多经幢的拓本和实物,对其上镌刻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版本进行了辨别梳理,发现各地经幢的佛顶尊胜陀罗尼可以分为两大体系六大版本,其流布有着较为明显的时间和地域规律,宋、辽两大对应政权之间几乎没有版本交流。进而分析出每一个版本的源流和发展,并且借此厘清《大正藏》中佛顶尊胜陀罗尼版本混乱的问题之所在。

金天眷元年《谷积山院建佛顶尊胜陀罗尼幢》考

《谷积山院建佛顶尊胜陀罗尼幢》出土于京西谷积山灵鹫禅寺,是有关金代谷积山院历史的直接记录,是研究金初燕京经幢建造等级的珍贵史料。因属新发现文物,迄今尚无人对其研究和公布。笔者通过对石幢所刻佛经及题记进行释读和分析,明确该经幢为继昭大师门人长寿为报先师教诲之恩所建,属于密教陀罗尼经幢,所刻文字以佛经为主,用于传播赞颂《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神奇法力。

敦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研究综述

敦煌石窟中存有大量经变画,学术界在敦煌莫高窟发现7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但当前学术界对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的相关研究较少,主要是结合经文对经变画的内容进行考释和解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尚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本文试图对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的研究历史进行回顾,以期对后续研究工作有所推进。

泉州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及其史料价值

泉州为佛教胜地，寺庙林立，名僧辈出，佛教文物众多，自古有“泉南佛国”之誉。泉州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十余座。本文论述了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的来源、意义、建幢目的和泉州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的经文译本、建幢动机、建幢地点、经幢材料来源、幢序撰文、书幢者、工匠等，认为地方官吏参与建幢等佛事活动，推动泉州佛教的发展，经幢的序文为研究泉州寺院历史、五代海外贸易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有的可补史书和地方志之缺。

海宁安国寺唐咸通年经幢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相考述

本文叙录了海宁安国寺唐咸通六年经幢所镌佛教造像,通过与经序、经文与其他佛教图像的比较,结合榜题残字考证经幢主体造像为佛陀波利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与经文的变相,这是该经变相在经幢上的首度发现。经变造像的揭示为我们研究经幢崇拜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信仰提供了新的资料,也为发现新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存例提供了方向。

宋元明时期白族火葬墓中的石刻梵文《佛顶尊胜陀罗尼》释读

本文依建造朝代选取三方内容清晰、年代可考且出处明确的白族火葬墓之墓幢或墓碑,对上面刻写的梵文《佛顶尊胜陀罗尼》进行转写、校订与释读,尝试重构宋元明时期在云南地区流传的《佛顶尊胜陀罗尼》文本。此重构本将作为进一步比勘研究的基础,对于版本溯源工作的意义重大。通过比对不同时期的同类刻本,归纳其文本特征,并考察此文本本身的发展变化,以及佛顶尊胜信仰在云南当地的流传。

山东临朐唐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考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现存临朐县博物馆。经幢于唐开元十八年建造(730),金贞元三年重立(1155)。文章对经幢所载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经文加以录文,并分析经幢的建造与重立以及唐、金时期青州地区的尊胜陀罗尼信仰状况。此经幢为研究山东佛教史、文化史提供了实物资料。

莫高窟第169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及其相关问题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是一部在唐宋时期非常流行的密教经典。进入21世纪,敦煌壁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逐渐成为国内外敦煌图像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敦煌壁画中目前发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共8铺,包括盛唐4铺,晚唐1铺,宋代3铺。其中莫高窟第169窟前室北壁发现的宋代一铺,虽然内容不多且有残损,但仍然为研究敦煌唐宋时期尤其是宋代《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的宗教功能、题材组合、分布关系和绘制形式等提供了珍贵的新视角。

佛顶尊胜陀罗尼造像经幢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原在沁阳市城西北20公里王范村兴隆寺旧址内。清道光五年《河内县志·金石志》载:“唐,王范村兴隆寺陀罗尼经幢。正书‘开元十八年正’,幢凡八面,每面十行,第八面止五行,每行四十三字,高四尺,每面广九寸,在河内县(今沁阳县)王范村。经文不录。‘开元十有八年,岁次庚午正月□□□建。’此系篆书。”另外,关于经幢的发现情况也有记载:“李生家骐来告,其村有古幢,字甚完美,未知岁月,亟令拓之。”并说:“兴隆寺,在王范村,寺外植唐开元石幢,制作宏丽,则此寺之大可知,今至存数楹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