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哲学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作为社会历史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区分作为哲学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作为社会历史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前者主要涉及人论、世界观理论、价值论和哲学观等问题,后者主要是马克思运用他的哲学思想和方法深入研究社会历史领域所得出的时代性结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求以严肃的理论态度回到马克思的文本,梳理和完善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和方法,用以深入把握时代,解决新的时代问题,形成与时代相适应的社会历史理论体系。

作为哲学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作为社会历史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辨析

本文通过论述马克思关于哲学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其与作为社会历史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异同性进行两者关系分析。

流动空间权力关系的建构与现实转换——对卡斯特传播权力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考察

随着全球信息技术的革新,卡斯特将具有虚拟性、开放性、全球化等特征的流动空间设定为网络社会特有的空间形式,并以此为前提对流动空间中权力关系的建构及其现实转换进行了系统性的考察。在现实的推动下,卡斯特认为流动空间中的权力关系存在着权力主体从精英转向大众、权力载体从网络公共空间走向城市公共空间、权力变革目标从政治改革通向社会变革的可能性。这种现实转换发生的条件首先在于作为流动空间权力关系新载体的大众自传播的兴起,另一个更为基础的条件则是处于被权力压制的大众通过对恐惧情绪的克服推动了网络社会运动向前发展,并且具有重建公共空间的潜力。卡斯特以流动空间中的权力关系为研究对象所建构起来的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特质的理论构想,为数字时代的政治改革、社会变革、人的自由解放以及国际新秩序的构建等重大现实议题注入了思想活力。

“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哲学”——俞吾金命题及其意义

俞吾金教授是当代著名的哲学家,他一生在学术上有多方面的贡献,其中最突出的是在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和重大问题的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在对马克思哲学传统的反思和研究中,他明确地拒绝传统的正统诠释路径,即,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把后者理解为前者的推广和应用的观点。在他看来,马克思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除历史唯物主义之外,马克思哲学没有其他的内容。这一旗帜鲜明的观点可称为“俞吾金命题”。从这一观点出发,俞吾金教授把马克思哲学革命概括为三个方面:从物质本体论到实践本体论,或更具体地说,从物质本体论到实践-社会生产关系的本体论;从抽象认识论到具体认识论,或更具体地说,是从抽象认识论到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从自然辩证法到实践辩证法,或更具体地说,是从自然辩证法到社会历史辩证法。俞吾金教授的研究成果有多方面意义,它超越传统教科书体系所依赖的近代西方哲学视域,为我们理解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意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超越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二元论,为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内容和思想贡献提供了新的完整视野;与时俱进,他根据人类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自觉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为马克思哲学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历史唯物主义是一般社会哲学理论——兼与王复三、陈锡林先生商榷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性质问题,国内外历来存有争议并逐渐形成了三派观点。一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同辩证唯物主义一起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二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仅是一种社会学理论。早在1957年,刘丹岩、高清海和邹化政就分别撰文提出历史唯物主义不能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应将它从哲学中分化出去而构成社会学。第三种意见断言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哲学和社会学的双重名称与地位,也就是说它既是一种哲学,又是一种社会学。王复三、陈锡林在《试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属性》(《文史哲》1994年第2期,以下简称王文)

哈贝马斯《这也是一部哲学史》中作为“自我理解”的哲学思想——以历史唯物主义和阿佩尔商谈理论为背景

根据哈贝马斯的《这也是一部哲学史》(2019),脱离“为对世界和自我的理性理解做出贡献的那种自我指涉关系”,哲学就会“屈从于一种科学主义的自我误解”,并因此放弃“适合它自身的东西”。在1960-1980年代的出版作品中,哈贝马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对类历史的自我反思”的观点。在这一时期,他关于类历史的规范性发展逻辑定理是他对哲学的历史作用所作理解的关键部分。不过,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1992)中,他处理的是这个定理中的核心方法论问题:一种规范性发展逻辑既不能立足于从开始就固定下来的历史目的论,也不能从那些“成功传统的应急池”中得出。在《这也是一部哲学史》中,哈贝马斯从一个缓和版本的历史唯物主义中接受了对类历史进行自我反思的观点,并将规范性发展逻辑定理还原为其在经验上可展示的内容。对哈贝马斯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所处理的这个定理的方法论问题,阿佩尔在其晚期著作中给出了回答。阿佩尔用他的“自我征询原则”修改了哈贝马斯接受对类历史进行自我反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案的方式,从而使对真理的先验语用标准和商谈伦理规范的承认必须被假设为世界历史进程的“准目的”。通过谈论“准目的”,阿佩尔将自己与“历史由目的引导”的形而上学假设拉开距离。相反,自我征询原则旨在进行具有实际目的的历史重建:通过将先验语用和商谈伦理的合理性标准作为评估发展现状的决定性标准,它想要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挖掘尚未被开发的、可以描述性地展示的潜力,并促进这些潜力的实现。

文化哲学范式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建构

文化哲学弥补了传统意识哲学的某些缺失,日益得到人们的关注。文化哲学主张直面生活世界,展现出人的自由、生命力、创造力、主动性、矛盾性、想象力等各种特性和一种活生生的形象,揭示了历史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内在运行机理;它还注意把社会历史的宏观视域和微观视域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可以更加深刻地揭示出当代社会现实复杂多样的差异化特质。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它持有一种整体的、复杂的、开放的、发展的辩证观点,还是一种处理和解决现实问题的社会分析方法。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哲学的主题不谋而合,充分运用涵盖文化哲学范式的新的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可以拓展和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视域,这无疑成为建构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资源。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当代表达与时代呈现,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理论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是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基石,它为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本质和精髓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认识立场,彰显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时代性、实践性、系统性要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其蕴含的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社会发展观、社会矛盾观、意识形态观的理论智慧,形塑了文化价值、文化发展、文化动力、文化功能的理论内核。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正确认识和把握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实践,需要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思维方法,处理好文化的主体性与创新性、规律性与主动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

从乡村到都市:以生产方式为视轴的历史唯物主义道路——列斐伏尔《都市革命》解读

在从乡村社会学研究向城市社会学的转向中,列斐伏尔发现不同于基于大自然物理空间的乡村田野和住宅,城市建筑、街道和商业活动的空间关系内嵌着资产阶级以交换逻辑改变整个世界的都市化实践,这正是他自己所关心的现代世界日常生活的直接基础。正是在这一转变中,列斐伏尔开始从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坚持生产方式的原则,但又特别想让人们从关注生产方式的历时性发展进程,转换到对生产方式共时性空间关系场境的关注。这些非直观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法权关系),恰恰是在不同时期的城市空间中生成的感性的社会生活关系空间,在今天,就是资本主义的都市社会空间。

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的精神政治学批判

在理论谱系上,韩炳哲的“精神政治学”思想承接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生命政治学是表达工业资本主义治理的概念,精神政治学则是当前数字化资本主义的治理技术。精神政治学发明了“情感工业”“功绩社会”“自我剥削”三大治理手段,使资本主义实现更深层的社会控制与剥削。但韩炳哲对精神政治学的批判,没有为走出资本主义提供现实性的方案,他反倒认为革命在今天是不可能的。借助于詹明信的“认知测绘”视角,可见韩炳哲的革命悲观意识缘于其“批判”缺少严格的认识论维度,致使其深陷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迷雾,无法划定出重建主体性及其与社会整体之间关系的正确方向。而鉴于“认知测绘”被詹明信归结为一种美学批判或文化政治的策略,其理论仍然具有乌托邦性质。为此,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范式,以“认知测绘”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方法,反思精神政治学批判的局限性,不失为一条可以尝试的道路。

缘起、解构、重构 ——当代主体理论的三重变奏及其历史唯物主义反思

历经物质主体论、精神主体论、实践主体论和主体批判理论等阶段的发展,主体问题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性、核心性、原则性问题之一。然而主体的现代建构伴随着主体的现代批判,后现代主义作为其中最为激进的流派,分别从主体理论地位的变迁、主体生存状态的观照和主体存在形式的转变这三重维度,通过去-中心、物的胜利、虚拟主体等理论展开,解构了现代性视域下的主体理论,彻底颠覆了传统社会发展理论中的主体问题。后现代主体理论一方面展现了主体发展的当代图景,另一方面显示了理论和实践、抽象静观和历史现实之间的内在矛盾,未能揭示主体发展的深层困境,也未能阐明主体解放的现实可能。这就使得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对后现代主体理论进行反思成为必要。

新时代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考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手段,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因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如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从理论逻辑看,资本的本质是一种特定的生产关系,它同时也是一个运动过程,对社会发展具有“双重效应”,因而需要对资本加以引导、规范和约束。从实践逻辑看,应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国情,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层面对资本进行规范和引导。

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辩证法:对邓小平发展思想哲学基础的一种阐释

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后,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发展为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辩证法;邓小平予以继承、完善和发展。对邓小平发展思想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辩证法的渊源与内涵的探讨,分析列宁把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发展为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辩证法的历史与理论逻辑,得出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辩证法具有两个主要维度:在贫穷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辩证法,在世界体系中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辩证法。

文明形态划分: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释读

历史唯物主义是释读文明形态及其类型划分的科学方法论。不同于被遮蔽在西方理性主义叙事中的文明形态划分范式,马克思、恩格斯以物质生产为切入点,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及其共同构成的社会生产方式作为文明形态划分的根本依据。他们从文明的物质形态、社会形态、地域和民族、国家形态以及价值形态的总体性视角,科学、全面地揭示了文明形态划分及其理论依据问题。基于社会生产方式的文明形态划分革命,贯通着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历史观、人民观和世界观的理论特质,内置着辨识文明形态“新”与“旧”的科学方法,以及构建新文明形态的路径指引,开启了对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新阐释。

实证观视域下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兼容性问题研究

在“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关系”这一问题上,学者们提出了兼容与不兼容两种观点。在学界普遍认为政治哲学是一种规范性理论的情况下,历史唯物主义是何种意义上的“真正的实证科学”成为解决分歧的关键。根据青年马克思对同时代思想家实证观点的批判,“真正的实证科学”是以经验为基础却不拘泥于经验,始终保持对现存的批判与超越能力,并不断走出理论、走向实践的实证知识。本文认为,作为“真正的实证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兼具事实维度与价值维度,因而可以与政治哲学相互兼容。

《德意志意识形态》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石

1845年秋天至1846年5月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创造性地镌刻出历史唯物主义这块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巨著之一《德意志意识形态》,使《神圣家族》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天才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完成了自《神圣家族》开始的对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批判,说明马恩完成了对从前哲学信仰的清算,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熟。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从四个方面探讨历史唯物主义,论述德国“古典”哲学之理论缺陷,首次在历史领域确立唯物主义原则;阐明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也是自我批判的;探讨意识形态的本质问题,从而说明意识形态没有独立存在与发展的历史,阐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继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劳动异化的理论,阐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

生产社会·消费社会·控制社会——资本主义变迁的历史唯物主义透视

马克思认为,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作为“生产社会”,不仅代表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更意味着资本作为生产关系,再生产了工人对资本的依附性。但生产社会并不是一个自足体,由竞争规律的强制所导致的低收入和充分消费之间的悖论,使再生产遇到它的内在界限。为了克服这个界限,早期资本主义以帝国主义运动开启了对“外界”的内在化;在后工业社会中,又以构建“消费社会”来实现对“主体”的内在化,进而把整个经济过程都纳入资本内部。20世纪晚期以来,数字技术的应用使资本的内在化运动达到极致,资本主义进入“控制社会”阶段。在控制社会中,大数据技术不仅掌控了生产和消费的全部环节,并且以精神政治调节主体对资本的依从性,由此造成更严峻的生存异化。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看,资本对整个社会的吸纳既再生产了自身关系,也孕育了更深刻的危机。

人类永久生存的历史唯物主义立法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因而不需要自己给自己立法,动物天然置身于自然法则之中而获得了物种永久生存的保证。人类因为可以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去生产”,这等于没有固定的“尺度”,因而需要自己为自己的永久生存完成立法。西方的法哲学和历史哲学试图为人类物种作出种种生存立法,但这些立法基于唯心论世界观抽掉了人类物种的“自然生命”基础,所以仅仅为人类物种的生存完成了抽象立法。这一抽象立法把人类物种的“精神生命”从“自然生命”中剥离出来,因而无法保证人类物种的永久生存。马克思从唯物论世界观出发,揭示了世界历史进程中人类社会形态及其文明形态的演进规律,把公有制的社会生产关系确立为人类物种的永久生存之法,最终完成了对人类物种实现自己永久生存的历史唯物主义立法。

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理论底蕴、时代特征与建构路径——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考察

自我国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转变,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成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内蕴着深厚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底蕴,它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途径、是衡量社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标准,更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以历史唯物主义视角解读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时代特征、探寻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建构的具体路径,要坚持党的指导思想、凝聚人民群众力量与把握社会发展规律,这些都对正确理解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以建构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理由

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具有深刻的政治哲学理由。他一方面深刻意识到了个人自我决定、自由发展是文明的动力,因此接受了伊壁鸠鲁对唯物论个人主义的论证;另一方面,他又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个体自发性的限度,从而试图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吸收德国观念论对于"人类有计划地统辖社会"的思考。历史唯物主义正是以此成功综合了"个人自由"与"社会联合"两种不同思路,从而第一次为解释、引领当代社会变迁提供了一项兼具整体性与开放性的政治哲学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