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竹内好:中国道路如何成为“作为方法的亚洲”

竹内好提出了"作为方法的亚洲"的命题,其目的在于创造真正属于人类的普遍文明。他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观察与研究,恰恰是基于这一需要而进行的。他认为中国革命道路是一条充满"抵抗"、体现"回心"的现代化之路。他提出了"根据地理论",集中总结了实现由弱到强的价值转化的革命过程。而从根据地培养出的人民民主的传统,也被他认为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成果。随着革命概念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断扩大,革命与现代化之间的张力也逐渐明显,竹内好虽然忠于他对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解,却最终因此没能在中国革命道路中找到完整的关于"作为方法的亚洲"的答案。不过,他提出的中国革命道路所具有的价值转化的思想内涵,则可以成为进一步思考中国道路的新契机。

一种新的长篇小说的写法——竹内好“作为方法的亚洲”视野下的赵树理小说研究

文章从日本学者竹内好截然不同于中国五四新文艺批评的赵树理长篇小说评价出发,就其人物形象塑造及小说结构两方面,详细探讨了竹内好认为赵树理文学的"新颖性":即以"中世纪"为媒介,坚持其深刻的现实主义,从而实现对"现代文学"和"人民文学"的双重超越。竹内好试图借助赵树理文学异质的现代性,重建战后日本国民文学,拯救日本民族意识。这是其"作为方法的亚洲"视野下的中国学研究,能在思想方式和方法论上提供全新的启示。

“作为方法的亚洲”的思想可能性——孙歌访谈

随着亚洲在世界历史和全球格局中的复兴,亚洲不仅成为人们思想和研究的对象,也正在成为人们反思自我、民族、国家、区域和世界的重要媒介。“作为方法的亚洲”为人类思想活动及其历史提出怎样的视野、提供哪些思想可能性,是亚洲在其复兴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问题。本文梳理了“作为方法的亚洲”提出的过程及其思想历程,提供了电影研究领域延伸性思考的可能性。

冷战、亚洲经验与作为方法的“台语片”

“作为方法的亚洲”是一种立足于亚洲本土经验与政治现实的“批判性话语”,它颠覆了西方知识体系下将“亚洲”视为“他者”的二元对立模式,“亚洲”不再是西方/帝国视野“凝视”下的亚洲,而是拥有自身文化主体性和学术话语权的“亚洲”。基于此,本文将沿着“作为方法的亚洲”这一理论路径去考察冷战格局下的“台语片”,把“台语片”作为方法,探赜冷战格局下中国的“亚洲经验”和地缘政治:第一,“台语片”中的“方言”问题引发了文章对于“中心”与“边缘”这两者关系的思考,从而进一步凸显出当时海峡两岸暨香港的政治差异;第二,“台语片”延续了中华文脉,吸收了中国电影传统,这可以看作是一种超越政治差异、建构“文化中国”的方式;第三,“文化中国”本身并不足以超越多元化、差异性的政治经验,冷战时期“台语片”中殖民记忆的幽灵依然存在。

“亚洲”作为新的世界历史问题——汪晖再谈“亚洲作为方法”

"亚洲"概念在思想史研究中曾历经数次重构的过程,这种重构本身是对于亚洲主体性的不断发明,而竹内好的"作为方法的亚洲"无疑是其中的重要案例。在这篇访谈中,汪晖教授回顾了亚洲概念的历史沿革与其中的论争,从"主体形成"的角度阐释了"方法"的意义,同时以中国革命的脉络为参照,对于历史中"方法"与主体间关联的复杂与差异化的情形进行了解读,并以电影为例,谈及"方法"在文艺实践中的在场与缺席。

竹内好鲁迅研究批判

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契机,日本学者竹内好释放了对侵华战争的负疚感,并通过解散中国研究会、废刊《中国文学》等行为,表达自己对"大东亚战争"的拥护。在"二战"进入白热化阶段、日本陷入绝境的现状下,竹内好将鲁迅塑造为一个回心于"无"的绝对文学者,以此来否定"哲学的结构"的西洋近代文化,建构"文学的结构"的"大东亚文化"。战后,竹内好则从作为"大东亚战争"之"意识形态翼赞"的"近代的超克"论述里,发明了反近代主义的"作为方法的亚洲"。追求东亚主体性的反近代主义的近代,既是竹内好之始终未变的思想轴心,也是其根本悖论之所在,并形成了一种反人道的文学主义的法西斯倾向。实际上,文学主义的法西斯不仅是竹内好个人的特点,而且是20世纪以来的各种激进主义的反近代性思想及其历史实践的普遍性特征,这使今日世界依然游荡着法西斯的幽灵。竹内好生发于"二战"时期的文学思想、政治思考和鲁迅研究,似乎印证了本雅明对法西斯美学的政治批判:近代社会中的"人类的异化已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它能把自身的毁灭当作放在首位的审美快感来体验。这便是法西斯求助于美学的政治形势"。

捍卫一种宪法的未来--竹内好的“宪法感觉”

如何重新认识日本战后“和平宪法”的历史重要性,是事关整个东亚乃至全球国际政治的议题。在日本思想家竹内好针对日本战后宪法的批判中,包含着他对宪法原则的独特理解:捍卫战后宪法,并不是捍卫当年拟定宪法草案的驻日盟军司令总部的意图,而是捍卫宪法的潜能和未来。竹内好的宪法观强调了对抗战后美国在日本主导的政治秩序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