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哲学与当代作为比较哲学的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从学科建立伊始就是比较哲学,所以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不可能离开比较哲学的视域和方法。当代中国哲学家们想要取得哲学性的突破,关键在于抓住“中国哲学意识”,即中国哲学当中带有原发意味的问题,如较多学者认可“生”是“中国哲学意识”的大本大源,而“生生”或“生活”是当代儒家哲学理论新发展的根源。当代致力于建构新哲学思想的哲学家们,都要基于“生生”来发展其情本论、仁本论、事本论、家本论、意本论等新理论。本文认为,中国哲学要返本开新,要通过经典解释来实现义理建构,方能真正实现中国哲学的哲理开新。意哲学发扬比较哲学的视域和方法,认为意之本体通于道,通过对《道德经》《周易》等经文的随文哲学注释,来实现基于“意”本体的、体系性的哲学义理建构,从而推动作为比较哲学的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领域的全新登场。

中国哲学深层逻辑的学理地位及其现代意义观察——基于中西哲学视角的比较

《周易》价值判断的逻辑范畴,是人类迄今唯一具有完备定性判断功能的逻辑范畴。起源于《周易》的中国哲学,从基础的逻辑形式和立足点起便与西方哲学不同。《周易》彖辞“元亨利贞”是关于关系判断的逻辑范畴,是中国哲学之价值逻辑的核心。《周易》基于关系的价值逻辑哲学具有独特的学理内涵,归属于实践理性学理体系。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之林拥有优越的学理地位,是时空结合、面向未来的价值理性哲学,具备对各个研究领域的科学性进行定性判断的逻辑权柄和学理高度。中国哲学学术空间深邃广博,在容纳一切现代科学体系进展的同时,也可以提供价值判断、价值选择与价值创造的逻辑空间以及推理途径。中国哲学所具备的学理高度与广大的应用空间,不仅可以用于提高中华文明的凝聚力和国际影响力,也可以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贡献中国智慧。

中西哲学的比较视域下中国哲学发展道路探析

哲学是文化的灵魂和核心。它涉及到人类对世界、生命、价值等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是文化中最深沉、最本质的部分。中西方哲学,它们各自有着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哲学体系。通过对比,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相似之处,从而增进相互理解和尊重。中西方哲学在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都有着不同的观点。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于世界的认识思维方面,西方哲学注重理性思考和逻辑推理,而东方哲学则更强调直觉和悟性。这种差异导致了中西方在解决问题和看待世界时有着不同的方式和角度。在全球化背景下,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显得尤为重要,而哲学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比较和研究更是具有深远的意义。

中国哲学“直觉”论内涵辨析

笼统的“直觉”概念内涵缺乏清晰度,中国哲学的直觉概念有自己的特殊规定从而天然与西方哲学区别开来,在中国哲学内部具有语境统一性。这个统一性在实际话语氛围中还必然判别为本体论、认识论、生存论等多个意义侧面,从表现上看各侧面的直觉具有特定意趣。另外“中国哲学”是以儒、佛、道三教为代表的,三教的直觉内容和形式都有差异,这让“直觉”内涵更加丰富隽永。所以中国哲学“直觉论”有自身的特点,为此要做必要的澄清工作。

从整体主义哲学看中国古代哲学超越性概念与范畴的翻译

中国古代哲学超越性概念与范畴的翻译问题,关系到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之林如何自我定位以及与世界哲学如何对话。对中国古代哲学是否存在超越性概念与范畴以及如何翻译这一问题,文化上的排外论、兼容论和多元论有不同的回答和主张。多元论中的普遍主义强调文化共同性,特殊主义则强调个体的独特性。立足普遍性可以发现各种文化之间的联系,但不是为了寻求一种把独特性沦为背景的世界语言;立足特殊性能够尊重各种文化的独特性,但是不能由此认为它们必然彼此互不相干。标举中国哲学独特性的特殊论者,倾向于放弃西方哲学传统中被认为具有高度超越意义的概念和范畴。整体主义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整体主义哲学翻译观认为,中西哲学传统中有着一些共通的问题意识和思维范畴。中国哲学中的超越性范畴是确然存在的,诸如“天”“道”“自然”等普遍的人类经验和问题范畴,大可以寻找最相似的译名,这是“同”;而对这些范畴提供具体的解释和论述,就是在提供中国哲学对这些普遍问题的独特回应。哲学概念和范畴翻译中体现的这种“同-异”张力,尊重了中国哲学对共同问题的特有回应这一事实。这种名同实异、异趣同调的翻译主张能帮助中国哲学实现与世界哲学真正平等的对话与交流,为人类整体智慧的提升做出贡献。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研究:历程、聚焦与反思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新时代的重要命题,通过文献综述研究发现,2003年至今的研究历程,是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回信以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等标志性事件为节点,经历了“中国特色”的酝酿、正式概念的提出与阐释、加快着力构建与升华等研究阶段。目前学界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六个方面,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论述研究,以及“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本体研究、建构路径、“三大体系”、评价体系、期刊功能等。现有研究也存在着可持续性议题欠缺,研究内容同质化明显,理论与实践、宏观与微观不协调,问题意识不够突出等问题。进一步研究要注意四个方面:一是确立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研究路径;二是直面中国当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仍然存在的问题;三是深入具体学科深化、细化、精化对症下药;四是重视智库平台策划功能与学术期刊传播功能。

习近平文化思想视域下坚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之“魂脉”——关于哲学社会科学与中国特色意识形态问题探讨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论断提出以来,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方面都取得了众多成就,但也存在研究持续性和稳定性不足、问题导向不够明确、“中国特色”全面形成进程缓慢等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南和根本行动遵循。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分别形成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和文明形态。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魂脉”就是对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牢牢把握与坚守。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领域长期面临风险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准确把握意识形态工作形势与工作定位,在坚持哲学社会科学“中国特色”的基础上,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批判“非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终结论”等错误思潮,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哲学社会科学、以哲学社会科学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加快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具体的谋划和部署,包括健全党的创新理论工作体系、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打造全媒体主流传播格局、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七个方面,要从广义意识形态层面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坚守好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魂脉”,提升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

唯物史观哲学叙事的三重逻辑及其中国式现代化意义

“生产-需要”“生产-财富”“生产-自由”是唯物史观哲学叙事的三重逻辑。“生产-需要”不仅构成对近代以来的“需要-满足”单向度模型的批判,而且以“类生活”需要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遵循。“生产-财富”不仅将人的全面富裕从经济生活的物欲层面擢升出来,而且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原则提供了重要启示。“生产-自由”不仅彻底颠覆了“西方哲学-经济学传统”与“内在分裂说”,而且为现代化的本质提供了形上指向。重新理解三重哲学叙事逻辑建构唯物史观的不同侧重及其“三位一体”的本质内涵,既有助于从多维视角把握唯物史观的科学内涵,也有助于从唯物史观的高度认同和践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自觉——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对形而上学理论的批判

形而上学思维的重要特点是把事物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形而上学者的理论旨趣是构建超时空的永恒真理。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批判蒲鲁东、杜林、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费尔巴哈等人,是因为这些人的理论都具有形而上学性。蒲鲁东沉溺于追求经济学中的“不变规律”和“永恒原理”,杜林迷恋于制造“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热衷于建立“永恒正义的王国”,费尔巴哈执着于阐释适合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的道德准则。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形而上学理论的批判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其具有重要启示。为了构建具有现实性、具体性和历史性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仅要在思想方法上破除“永恒原理”情结、“一般规律”情结以及“抽象范畴”情结,还要在研究方法上拒斥“先验主义”的方法、“还原”的方法以及从“抽象的人”出发的方法。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哲学自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会通的思维方式与思想追求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理念表征的是中国人对其生命体验的自我理解,塑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哲学自我”有赖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会通。塑造“哲学自我”与实现“马中会通”,二者是一致的:一方面,当代中华民族在思想与实践上创造性地理解、运用与实现自己的文明理念,需要在现实性、实践性、哲学性以及历史时代性等方面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会通;另一方面,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哲学自我”,需要超越用西方哲学的模式解释中国哲学的哲学观,消解直观性、外在性、机械性的思维方式,以各自保有其个性特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为基础,实现二者的真正会通。实现“马中会通”,需要真实地把握其思想实质、现实基础与哲学使命,阐明相关哲学观及其变革,揭示二者的内在契合性,澄明会通的连续性与时代超越性。只有在“马中会通”的基础上,才能憧憬当代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文明境界与塑造新的“哲学自我”。

哲学抑或思想史?——试论沃格林历史哲学的限度与中国“效应”

沃格林的历史哲学对各种文明表现出西方学者中罕见的宽容与深度,成为中国思想建构的一个有益镜鉴,然而这种哲学在思想性质、秩序观、历史观等方面的限度也不可不察。在思想性质方面,它在根本上乃是一种思想史的乃至社会科学的考察,即从过往思想中总结历史规律,并以某种本身貌似自明的模型来评判历史,而没有达到哲学对这种考察方式之效力应有的更深刻反思。在秩序观方面,沃格林忽视了他心目中的一些灵知主义“典型”在现代性的边缘之处通达宇宙秩序的可能性。在历史观方面,沃格林虽然反对人的解释受到历史的主导,主张“历史的秩序来自秩序的历史”,却由于致思方式的局限,仅仅看到“历史中的哲学”,没有真正达到“哲学观照的历史”,尤其是忽略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与谢林肯定哲学“究天人之际”的旨趣。鉴于这些限度,加之中国文明在根本上并未遵从西方以形式感主导的构成方式,我们在沃格林之后“接着说”时不应以沃格林的论述框架为“底本”,而只应将其作为我们重新发掘中国文明“道中庸”的不同方式时的外部参照物。

把握建构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是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体系,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等。“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①。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哲学需要更加自觉地担负起自身的历史使命。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就是要求我们摆脱长期以来对西方学术的“学徒状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从建构中国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自觉开始。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互为“他者”:以葛瑞汉等人的研究为中心

以西方哲学看中国哲学,这是很多研究者都做过的工作;而以中国哲学看西方哲学,这种工作做得相对少些。两种哲学互看对方而开展对话、交流,可使双方都有触动。英国著名汉学家、哲学家葛瑞汉经常做此“互看对方”的工作,成就斐然。由葛瑞汉的研究可知,一方面,作为西方哲学的“他者”,中国哲学成为解决西方哲学一些难题的重要资源;另一方面,葛瑞汉又用作为中国哲学“他者”的西方哲学,来阐释中国哲学中的关联思维及庄子哲学、墨子哲学等。在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互视对方为“他者”的过程中,各自的特色可以更好地呈现出来,这一过程也显示了双方的平等关系。

中国哲学中的“心”之性能与精神——以“心无限量”为中心的考察

“心无限量”是继承儒、佛、道相关思想而形成的一种观念,由程颐最早完整表述出来。所谓“心无限量”是指“心”之性能的无限性,主要包括“心”对万事万物及其变化的全面主宰力、对万事万物及其奥秘的无限认识力、对天下百姓生命的深沉关怀力和对精神意识系统的自主调适力。“心无限量”的根据是“性无内外”。第一,“性”是万物所以然,“形”“理”“心”因“性”而有,“性”贯通万事万物;第二,“性”“物”为一,“性”“理”为一,“性”“心”为一;第三,“心无限量”是“性无内外”的内在逻辑使然。“心无限量”义理根据的揭示与性能多向度的呈现,似可传递给我们殊为难得的信息:“心无限量”是人生命内在力量的释放,其前提条件源自生命本身,其展开的所有向度是相互贯通、相互补充的有机整体。这不仅显示了中国哲学对“心”的认知情状,亦展示了中国哲学的生命关怀精神,而且蕴含了中国哲学与创造这种哲学的主体民族的自信。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教育发展之哲学方向的讨论及其影响

得益于杜威访华,教育专业留学生纷纷回国服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中国教育哲学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教育界酝酿了一场有关中国教育发展哲学方向的大讨论。1934年,吴俊升在天津的《大公报》上发表《中国教育需要一种哲学》,批评中国教育过于讲求“方法”和“制度”,而忽视教育背后的“理想或目标”,缺乏一种教育哲学。吴俊升的论文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姜琦、郑宗海、张君劢、徐伯申等学者参与其中。这场讨论体现了当时教育哲学研究“从模仿到创作”的发展,反映了研究者在促进教育哲学本土化方面的追求,有力地推动了教育哲学学科建设。这场教育哲学讨论与教育发展、社会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扩大了教育哲学的社会影响。

中国哲学话语的“精神”概念解析

“精神”是研究所有精神谱系的基础性概念,汉语语境中的“精神”语义是指与“物质”相对的人的意识。“精神”有不同的类型,其中有人类精神、民族精神、地域精神、个人精神等。“精神”的主要特性之一是相互关联,按照中国哲学的话语,“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普遍联系不仅是“精神”的特性,也是宇宙人生的重要规定。“精神”与中国哲人所说的“心”大体相同,对人生、社会等有巨大的激励功能。“精神”还具有明显的创造功能,即基于人的主体性,不断更新对对象世界的认知,不断提高对对象世界的实践能力,从而推进人类社会和自身不断进步,如汤之《盘铭》所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梁漱溟从生命哲学的角度论证了创造是宇宙生命的本性,亦即人的本性。人类能创造的依据在于人有智慧、心或精神,它可以使人由“无能”变为“无所不能”,从而“转物”而不为“物转”。

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的规律论和规范论路径

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取得很多成果,其背景是中国哲学界实践哲学研究受到重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相关研究中,实践概念受到高度重视。从一定角度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有两个路径:一个是规律论的路径,一些学者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问题,重视实践与生产劳动的关系,尤其是劳动与财产的关系,重视实践和劳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本体地位。这个思路重视寻求社会实践的必然规律。另外一个是规范论的路径,一些研究者重视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所包含的内在的规范意义和价值。我们引进了很多国外的研究,比如语言学转向以后,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规范及其基础如何理解,需要重视话语和商谈,重视文化对实践的规范意义。这个思路重视实践的规范维度。

“哲学就是哲学史”的未来向度——兼论中国特色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关于“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论争关涉到中国哲学学术和学科的建设方向。在问题导向与历史性的基础上揭示“哲学就是哲学史”的未来向度,将“哲学就是哲学史”由客观命题转换为一种主体观念,以历史自觉引领当代哲学创新,就可以把哲学与哲学史统一为朝向未来、不断展开的现实活动。而在以往哲学史中“缺席”的中国哲学,也可能在未来的哲学史中重新获得自己的位置。从这种理解出发,哲学活动的未来性不仅能够突显出建构话语体系的必要性,还能够赋予作为中国特色话语的历史信仰以生机和活力,更能标示出构建具有真正世界意义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内在规范。

“道法自然”与“道由心悟”(上)--庄玄禅本体论和中国哲学的构建发展

庄玄禅葆光互照,在中华文化史上释放出璀璨耀眼的光芒。它们的本体论思想,突出地代表了中国哲学的会通深度与思辨高度,三位一体构建并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主导了中国文化的自然主义、自由主义、心灵主义及个体生命精神,展示了中国哲学丰厚的内在底蕴和壮阔的思想境界。其互相传承同构的“本体论根据、形而上理念、思想方法、实践追求、社会价值、人生安顿”等诸多领域,凝聚代表了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成就,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特色风貌和价值取向,闪烁着无与伦比的魅力光彩,推动中国哲学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道法自然”与“道由心悟”(下)——庄玄禅本体论和中国哲学的构建发展

庄玄禅葆光互照,在中华文化史上释放出璀璨耀眼的光芒。它们的本体论思想,突出地代表了中国哲学的会通深度与思辨高度,三位一体构建并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主导了中国文化的自然主义、自由主义、心灵主义及个体生命精神,展示了中国哲学丰厚的内在底蕴和壮阔的思想境界。其互相传承同构的“本体论根据、形而上理念、思想方法、实践追求、社会价值、人生安顿”等诸多领域,凝聚代表了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成就,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特色风貌和价值取向,闪烁着无与伦比的魅力光彩,推动中国哲学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