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册般銅黿補説

根據動物形態學以及地域分布來看,作册般銅黿的形象是鱉而不是黿,應更名爲“作册般銅鱉”,其形象應該是原大鑄造,而非模擬縮小之器。銘文所記録的時間“丙申”、没有出現田獵卜辭的“田於某地”,意味着鱉非正常田獵所得。以鱉爲箭靶舉行射禮,是帶有巫術色彩的厭勝之術。作册般銅鱉銘文的性質類似於《尚書·高宗肜日》,都是對災祥性異兆的記録。

作册嗌卣铭文与西周士大夫礼研究

作册嗌卣铭文提供了研究西周时期士大夫礼的重要资料。此铭可证明西周时贵族阶层不同等级所用一些特殊的避讳语词的现象是存在的;作册嗌是大夫阶层,所用宗主石质的"祏宗",证明大夫是有宗庙祏主的,也证明汉至清代学者所说士大夫没有宗庙之主的说法是错误的;作册嗌做祭祀父祖的卣器希冀祖考保佑孙子健康成长,是因为如果大夫没有子孙,其享受的爵禄特权将会被剥夺,其祏宗也会被废除。另外,从作册嗌卣铭文可见西周时偏义复词的用法已经出现;作册嗌卣自命名为"义",其铭文也是西周金文中文辞最具悲情色彩的一件器铭。

作册般铜鼋铭文汇释

作册般铜鼋记录了商晚期的一次射礼,公布后有诸多学者进行考释,但各家看法不一,汇集各家之言自当成为最要紧之事。

论一版新见无名类卜辞中的“作册般”

安阳民间藏有一版无名类卜骨,这版卜骨为右胛骨(臼角在右),现存部分属于骨面和对边下部,有两条残辞(见图一),内容如下:(1)■叀作册般■。大吉。(2)■每。卜辞字数不多,典型字有"叀、作、吉、每",分别写作:按照马智忠对无名类卜辞的分类^(①),这版甲骨的字体最接近于他分的无名二B类。无名二B类的时代,马先生定在"康丁中期—武乙前期"。

作册嗌卣铭文所见祔祭典礼

作册嗌卣是西周早期时器,以文献与铭文相互参证,释读铭中关键字词,可知铭文不仅反映了大宗无嗣则取小宗支子继大宗为后的现象,同时也表现了西周初期祔祭典礼的情形,由此又进而得知此卣是为举行祔祭典礼制作的礼器。

“宜”字的用法与《作册般甗》的释读

通过对甲骨卜辞中"宜"字的用例进行分析,可知宜字作为名词最初可能含有三种词义,而作为动词则以"举行宜祭"义为核心,有四类用法。以"宜"字的这些用法为依据,可对《作册般甗》铭文解读中存在的分歧加以判断,该铭中的"宜"字应属于"以……宜"的用法,而"人方无敄"则是宜祭所用的人牲。

作册般鼋“■”字献疑(外两篇)

一、作册般鼋"■"字献疑作册般鼋■字,李学勤释作"■",读为"赞"^(①)。谢明文《试说麦方尊的"■"》^(②)赞同李学勤释作册般鼋■形为"■"。蒋玉斌《作册般鼋与麦方尊"■(赞)"字合证》说^(③):麦方尊铭文虽然是摹刻本,但■字十分清晰,就是"■"字,亦应读为"赞",回头去看般鼋的■,显然应该分解为■(歺)■(又),只是两者贴近有些黏连而已。

作册职官与商周之际的文化递嬗

作册,是商周之际一个重要的文化类职官。探讨作册职官的性质及其职掌的嬗变,对商周时期的历史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通过对作册职官的考察,就商周之际的文化递嬗问题作一次试探。

作册吴盉“隹卅年四月既生霸壬午”解

王年、月份、月相、干支记日四要素俱全的青铜器对于铜器记事断代及排定金文历谱十分重要。作册吴盉所载铭文为"隹王卅年四月既生霸壬午",是一件四全铜器,目前学界对该铭文的解释各执一词,有穆王、恭王、厉王、宣王四种说法。文章以"四分术"古天文历算方法为主要研究手段,采用月相定点说,着重考察作册吴铭文中的天象数据,最终考定该器铭文所载之王年及历日当为周厉王三十年四月十五日既生霸壬午。

作册般铜鼋铭文及其教育示范意义新释考论

作册般铜鼋是中国国家博物馆2003年人藏的一件晚商时期的龟形青铜器。通长21.4厘米,通宽16厘米,通高10厘米,重1605.6克。其颈部插入一箭,背甲插人三箭,皆只露箭羽。(图1)该器材料刊布后,受到学界普遍重视。李学勤、朱凤瀚、董珊、裘锡圭、宋镇豪、王冠英、袁俊杰、李凯、晁福林等学者曾先后撰文考释。诸位先生的研究为我们了解作册般铜鼋铭文所反映的史事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但由于该器铭文字迹斑驳不清,有些字句还需要重新结合甲骨、金文以及经传来推定。故笔者试图对铭文中的几个关键字句提出一些新的思考,并对铜鼋背后反映的教育示范意义陈述意见。

商周“作冊”析辨——兼论周人对殷商遗留职官文化的改造

传世文献中“作册”记录少见,但在商周出土材料中用例较丰富。“作册”一词的呈现形式和使用语境有较为明确的历时变化,殷商到西周早期,几乎均是“作册+名”的形式,自西周中期起出现了“作册内史”“作册尹”,多指册命仪式中的宣命史官。西周金文中,“作册”发展出两个义项:遗存的殷商职名和西周职名的组成部分。殷商职名“作册”在西周时代,经历了遗存、衰落、隐没的过程,反映了周人对殷商职官文化的改造取代。商周铭文中“作册”相关称谓形式和使用语境的历时变化,实际上是“作册”词语内涵转变发展的体现,究其原因,与西周政权针对殷遗贵族的怀柔统治政策,特别是对于殷商职官文化的转化策略有关。

作册祝鼎浅析

1987年殷墟郭家庄M50出土了一件鬲形铜鼎,通耳高22.4厘米,器高19.4厘米,口径12.3厘米,重2.3千克。口沿外侈,其上有两个拱形立耳,束颈分裆,三足上粗下细,断面呈橄榄形。整器满饰花纹,颈部饰三组对夔组成的兽面纹,其上下分别界以一圈连珠纹饰带;腹部饰雷纹填地的三组兽面纹,以扉棱为鼻.

《作册般甗》补释

商末作册般甗铭文基本清楚(见附图),各家所释大体相同:"王宜人方,無孜,咸,王商(赏)作册般贝。用乍(作)父己尊。来册。"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三卷第6页有比较详细的解释:注(一)王宜人方,王宜社于人方用兵之事。宜,出兵祭社之名。王宜人方,为对人方用兵而宜于社。

作册般鼋与麦方尊“(歺又)(赞)”字合证

中国国家博物馆2003年征集入藏的作册般鼋(《铭图》19344)是一件重要而特别的商代晚期铜器。该器材料自2005年发表以来,已有多位学者作了很好的考释。为便于讨论,本文先参照已有研究成果^(①),按原行款将铜鼋铭文录写于下^(②):丙申王■于洹隻(获)。王一射,■射三,率亡(无)灋(废)矢。王令(寝)馗兄(贶)于乍(作)册般,曰:奏于庸,乍(作)女(汝)宝。这里要谈的是第二行的■字。

作册般甗补释--兼论殷代夷夏关系

以子姓为核心的商族是后来所称的“华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商族与东夷族的战争与交融是殷代夷夏关系的重要问题。殷代后期器作册般甗的铭文反映了当时夷夏关系的一个侧面,即商王朝一方面讨伐诸夷族,另一方面还与一些夷族分支保持良好关系,夷夏间相互交往、交融,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简论作册吴盉及相关铜器的年代

新出西周青铜器作册吴盉铭文的纪年高达"三十年",学者多定为穆王时器。本文对吴盉的器形、纹饰、铭文内容详加分析,并联系同一人所作的吴盘、吴方彝以及其他一些有铭青铜器,论证吴盉的年代应为恭王三十年,进一步验证了恭王纪年应在三十年以上的假说。作册吴从恭王后期一直活动到孝夷时期,是西周中期晚段册命铭文中多次出现的一位史官。由吴方彝等器铭文可知,作册吴是西周世族尹氏的宗子。尹氏宗子世袭为"太史寮"长官,在西周王朝中具有重要地位。

试论作册般鼋与晚商射礼

中国国家博物馆近期收藏的青铜器作册般鼋上的铭文反映了商王进行射礼的事实,而不是记载普通的田猎。作册般鼋就是射礼的箭靶。晚商射礼与西周及后代的射礼中有一脉相承之处。

试论“叔壶”和作册吴盉

王年、月份、月相及干支记日四项因素俱全的铜器对于西周铜器断代以及金文历谱的研究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四要素俱全的铜器的年代确定之后,便可以作为标准青铜器,对于西周青铜器断代及构建西周时期的金文历谱发挥重要作用。正因如此,对于流传的所谓四要素俱全的铜器的真伪,以及它们年代的准确判断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选取近年公布的四要素俱全的"倗叔壶"和作册吴盉(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进行分析,认为从形制和铭文字体、内容来看,"倗叔壶"的器身可能是在器盖铭文的基础上,结合近年重要考古发现而制造出来的。综合分析作册吴盉的形制和铭文,其年代应相当于西周晚期,与其他铜器系联,可将其年代定在厉王时期。

晚商作册般青铜鼋的工艺及相关问题

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作册般青铜鼋是一件造型特别、铭文多歧见的晚商青铜器,曾引起学界对其真伪及诸多问题的持久讨论。事实上,另有一件与之成对的青铜鼋散落台湾,通过对两器的比较分析,特别是借助X光成像,明确了该器的铸造工艺,具有若干商代南方风格青铜器的工艺因素,应该出自南方迁殷墟铸工传人之手。其工艺渊源清晰,确非伪作,为技术辩伪一实例。此外,文章还对两件青铜鼋的作器者、作器目的以及商代青铜俏生器略作引申讨论。

“俎侯夭”与“作册夭”关系考

关于俎侯夭簋的作器者"俎侯夭"与夭令方尊、夭令方彝、作册夭令簋的作器者"作册夭"是否为同一人,学者间尚存分歧。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对作器者的身份、族徽的使用以及铭文所反映的地域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初步得出结论,二者并非同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