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非作家会议与战后中日作家的世界认识

本文以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开得轰轰烈烈但现在已经被文学史叙述遗忘的亚非作家会议为研究对象,追溯战后中国、日本作家在和亚非新兴的独立国家的文学接近的同时,突破分别以美国、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在反对新殖民主义的旗帜下获得广泛开展文学交流基础的历史过程,也对当时中日两国作家出于现实斗争策略考虑、共同回避对近代日本殖民主义历史的反省的时代局限进行了分析。

亚非作家会议的民族主义主题

20世纪50、60年代的亚非作家会议历时10余年，波及全世界，是世界殖民体系瓦解，东方民族解放运动进程大大推进的历史条件所促成，也是东方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发展到高潮的标志。亚非作家会议具有三个中心命题：第一，反帝反殖，要求民族独立与发展；第二，亚非民族、作家之间的团结与合作；第三，建设民族新的文学与文化。就其本质而言，表达的是新的历史条件的民族主义诉求。

亚非作家会议的民族主义审视

长达十余年的"亚非作家会议",是世界殖民体系瓦解后区域联盟形式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也是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高潮的标志。亚非区域联盟的兴起并不意味着东方世界在向世界共同体迈进,其实质是亚非国家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称霸世界企图的一种防御性反应。当时复杂的国际政治局势对亚非作家会议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意识形态两大阵营的对垒与亚非作家的民族主义意识之间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亚非作家会议的主旋律是反帝反殖、要求民族独立与发展,亚非民族、作家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建设民族新的文学与文化三大中心命题,主要是政治问题。会议整体上表现为文学性的缺失。

冷战、亚非作家会议与印度作家的“反-反殖民”立场之辨

1958年10月在塔什干召开的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是历史上第一次以亚非作家为主体的国际文化盛事。印度派出了由26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试图增强自身在第三世界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然而,大会开幕前夕,印度代表团团长班纳吉和安纳德就议程设置提出质疑,抗议将反殖民主义列入大会议程第一项。此举遭到其他与会国作家的批判,印度代表团由此被贴上"反-反殖民主义"的标签。通过考察印度作家组建代表团、参加筹委会、出席正式会议的全过程,特别是其间浮现的观念冲突和立场分歧,可以还原一个印度视角下的塔什干会议,并揭示"反-反殖民主义"表象之下的深层考量。作为印度代表团团长,班纳吉和安纳德思考行事的出发点不再停留在个体层面,而是上升到了国家利益的高度,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冷战格局下印度国际关系和外交路线的影响。他们一方面要维护印度在第三世界作家运动中的开创者地位和此前在德里亚洲作家会议中的贡献,另一方面也要避免破坏印度与西方世界的友好关系。这场戏剧性的风波体现了冷战初期印度知识界的复杂生态,也反映了印度从前殖民地向独立大国转型过程中的身份焦虑。

亚非作家会议始末

亚非作家会议,不仅是亚非地区的一个作家联谊机构,而且在亚非国家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赶到过特殊的作用。本文作者以工作人员的亲身经历详细记叙了这个机构从诞生到破裂的风风雨雨……

解码塔什干:中国作家的亚非作家会议之旅与中亚的空间政治

1958年召开的首届亚非作家会议是二战后亚非团结运动在文化领域的重要事件。然而,举办地塔什干的选定,本身便包含着特定的冷战内容。塔什干的城市空间形塑了中国作家的体验,他们留下的旅行书写不仅体现了新中国对世界的认识,也反映出这些认识的形成经历了怎样的中介。这段历史中包含着中国自主探索亚非团结的政治与文化实践的过程,也为今日人们思考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中国与世界提供新的启示。

1956年中国作协参加亚洲作家会议史料钩沉——兼谈对日本战后文坛的影响

1956年茅盾率领老舍、叶圣陶等12人的大代表团,参加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亚洲作家会议。这是亚洲结束了长时期的被殖民、第一次以独立姿态展开的亚洲文学交流活动。然而,这次具有纪念碑意义的大会,却因资料匮乏,其会议缘起、筹备过程、参会国家与名单等都不甚明了。基于此,本文汇集出现在《人民日报》《朝日新闻》《纽约时报》等各大媒体和杂志中与之相关的资料,参考中国作家叶圣陶、萧三和韩北屏,日本作家堀田善卫的记录,梳理了新德里会议的筹备过程、厘清了数据混乱的参与国家数目、最大限度地确认了亚洲各国的代表名单,以及整理了为期五天的大会的议程,让原本模糊不清呈碎片状的亚洲作家会议显示其轮廓,并具体呈现在会议期间产生的各种问题与争论,以便发现在1950年代中期冷战格局之下,亚洲作家们所面临的新的使命与矛盾。

中国作家协会与“百花文学系列会议”

百花时期的文学政策与精神传达是通过一系列文学会议来完成的,包括在党的八大影响下召开的以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第一届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大会、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为主的系列局部性文学会议。这三次会议通过对不同受众群体的统合及有针对性的会议精神传达展现了1956一1957年间百花文学发生、发展、高潮的探索过程,系统呈现了中国作家协会这一组织机构通过文学会议的形式在“繁荣文学创作”的指导精神下转变文艺动向所做的努力。

茅盾与外国文学年表

1907年 12岁 乌镇入乌镇高等小学(植材小学),始学英文,课本为英人纳司非尔特编的文法书.1910年 15岁 湖州在湖州府中学堂从钱稻孙学《泰西三十佚事》.1913年 18岁

马雅可夫斯基和中国

一今年四月十四日,是马雅可夫斯基逝世的五十周年纪念。当这个日子来到的时候,我就回想起,那已是四十五年以前的事啦。我在一九三五年的寒冬三月到了莫斯科,正好是马雅可夫斯基逝世五周年的前夕。为了纪念这位“苏维埃时代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斯大林语),莫斯科当年将高尔基大街和花园——凯旋门大街交叉路口的凯旋门广场,命名为马雅可夫斯基广场。我感到高兴的,就是从那时起,我曾在距离这个广场不远的街道上度过了两年多的岁月,每天上街,我都要经过这个广场;而且那也正是我开始研究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的时候,因此我的不少美好的和难以忘怀的日子,又都是同马雅可夫斯基广场和邻近的普希金广场联系在一起的。

《樱花赞》浅析

《樱花赞》选自散文集《雪浪花》,作者冰心.这篇文章所写的是作者于一九六一年三月到日本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委员会在东京召开的紧急会议时在日本的观感.作者通过赞樱花,赞美了中日人民间的伟大友谊.全文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到“成了日本的象征”)以抒情的笔调点出“樱花是日本的骄傲”、是“日本的象征”.开头一句,直接点题,简洁明了,富有抒情色彩。

征集简讯六则

一九五六年,老舍去印度新德里参加亚非作家会议时带回一只雕刻精致的红木小象。回京后赠给了北京画家惠孝同。在“文革”中红卫兵抄家时将小象象牙敲掉,劫后,小象被惠家作为传世之物保存起来.在今年四月二十六日香港召开的“老舍专题讨论会”上,迁居香港的惠伊深先生又将老舍三十年前馈赠其父的这件珍贵文物回赠给北京老舍故居。

绚丽如画 醇美似诗——浅谈《樱花贊》的艺术构思

高尔基曾说:“没有‘构思’,艺术性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存在。”①冰心的散文很讲究艺术构思。便是以其精巧缜密的艺术构思而赢得好评的佳作。《樱花赞》在艺术构思上特点颇多: 借物抒怀,意境高远。诗讲究意境,散文也如此。不能设想,一篇优美动人的散文没有独特完整的意境。那么,怎样才算有好的意境呢?王国维认为:“其言情也。

殚精竭虑护英华——“文革”初期周恩来保护陈毅述略

陈毅生性豪爽、坦率,心里怎么想,嘴里就怎么说,从来不搞两面派。陈毅的这种光明磊落的性格,博得不少人的喜爱和理解,就连毛泽东也都非常喜爱陈毅心口如一的性格。 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我国兀地掀起,党内许多领导人都不理解,摸不清它的风向,看不准它的趋势,无所适从,处于一种懵懂状态。陈毅就曾说过:“这场文化大革命我完全没有估计到,是很不自觉,很不理解的。”

东方文艺的国际时刻——从1958年的塔什干会议出发

对于中国的“十七年”文学而言,激动人心之处不仅在于它与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国内政治的同构性,还在于它同样参与了世界冷战中的许多重要的国际时刻。而后者常常为当下的研究者所忽略,比如本文要重点考察的1958年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历史上的亚非作家会议横跨两大洲,波及全世界,历时十余年,曾有五十多个国家数百名来自全世界的作家参与其中,可以说是一种超大规模的跨国的有组织有影响的文学运动,也是东方现代文学史上,甚至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大事件。然而这些对世界文学的历史进程产生过影响,本该值得中国当代文学史详细书写的会议却很少见诸国内学院体制的文学史教科书,连研究者也寥寥无几,甚至迄今为止我们还找不到一部关于亚非作家会议专门的完整的资料集,仅有的一些记录也只零散地出现在一些亚非国家的报刊和书籍中。

“Amman Declaration”at the 2nd Entrepreneur Conference of China-Arab Cooperation Forum

On June 19,the“Amman Declaration”was released at the second Entrepreneur Conference of China-Arab Cooperation Forum,which lasted two days in Amman,capital city of Jordan.Some one thousand business representatives,coming from China and 16 Arabian countries,have reached a unanimous consensus that China-Arab b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should be reinforced based on mutual respect as well as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s.

CCPIT Chairman Wan Jifei Met with German Entrepreneur Delegation of Asia-Pacific Economic Committee

On the afternoon of June 27,CCPIT Chairman Wan Jifei met with German entrepreneur delegation of Asia-Pacific Economic Committee,led by Mr.Heraeus（chief of China Dept.）Wan said that CCPIT has worked closely with business associations throughout Germany.The priority for both sides at present is to encourage qualified Chinese enterprises to invest in Germany,

东方文艺复兴的曙光——关于亚非现代民族革命文学的几个问题

亚非民族革命文学,是在亚非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诞生的进步文学。它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学的伟大的同盟军,也包括了亚非地区处于民族民主革命阶段的早期的无产阶级文学。这种文学的发展道路。

世界文学观念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的两次实践

1954年12月，吉洪诺夫在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世界进步文学”观念，并据此建构起以苏联文学为核心的世界文学新体系。这一观念在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被全盘接受，导致在当时中国大学的世界文学教育中，苏联文学被特殊化，西方文学被污名化，中国文学被矮化。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作家学者积极支持和参与亚非作家会议，从而将世界文学的视野扩展到东方文学，初步建立起自己的东方文学知识系统，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二分”世界文学观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总结世界文学观念在中国的这两次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对建构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新型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